当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南方一直在进行所谓的重建自由运动。美国联邦当局一方面希望通过强化南方黑人的权利来打压红脖子造反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经常绥靖南方白人，限制黑人权利以维护南方的稳定。这种来回摇摆的态度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而美国镀金时代后期崛起了的平民党，并未在南方解决这个问题。
当权的救赎者
平民党在南部的失败为新的种族秩序在南部的登场打开了大门。1877年后控制南部政治的是一个由商人、种植园主和商业企业家组成的政治联盟，这些人把自己称为“救赎者”，意即他们将南部从所谓坏政府的恐怖和“黑人统治”之下拯救了出来。在争取权力的过程中，他们尽可能地废除了重建时期的政府建树。州政府的预算被缩减了，税收（尤其是对土地财产征收的税）被降低了，例如医院和精神病院这样的公共设施被关闭了。遭受最为沉重打击的是公立学校系统。路易斯安那在教育上的投入极少，以至于它成为联邦内唯一的、白人文盲的比例在1880—1900年不降反升的州。然而随着州花在黑人和白人学生身上的经费差距持续增大，黑人学校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我这里需要的是能够种棉花的黑人，”一个种植园主宣称说，“他们不需要接受教育就能种棉花。”
新的州法授权政府几乎可以逮捕任何没有工作的人，并大力加重了对轻罪的惩罚力度。“如果有人偷了一只鸡，他们也会把他送到州的监狱里去，”一位北卡罗来纳州前奴隶抱怨说。随着南部监狱人口的增加，出租犯人便逐渐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每个南部州都将一部分判罪的罪犯——其中的大部分人是因为轻罪被关押的黑人——交给私人商业家所使用。铁路公司、矿产公司和木材公司往往为了获得这种新型的廉价、强制性劳动力而相互竞争。劳工营地的条件非常糟糕，近似野蛮，疾病横行，死亡率极高。“死了一个，再补上一个”是这个制度发明者的一句名言。劳工骑士团曾将犯人劳工问题作为南部的一项主要问题提出来。1892年，田纳西的矿工们放火烧掉了关押犯人工人的工场，并把他们运送到南部以外的地方去。三年后，田纳西废除了出租犯人的制度，但却用一个州拥有的、使用监禁的犯人的煤矿取代了旧制度，后来几十年内，这个监狱从使用犯人劳动力中赚取了大量利润。
新南部梦想的破灭
19世纪80年代，亚特兰大的报纸主编亨利·格雷迪（Henry Grady）竭力鼓吹新南部的美好前景，即一个以工业扩张和农业多元化为基础的繁荣时代。事实上，白人种植园主、商人和工厂主们的确是发了财，但整个南部却陷入到越来越深的贫困之中。一些工业得到了发展，包括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的矿业开采、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纺织业以及在某些南部城市的家具和卷烟制作工业等。乡村的棉花加工厂为附近农村贫穷白人家庭的所有成员提供了工作的机会。然而，这一地区对投资者的主要吸引力来自当地的低工资、低税收和使用罪犯工人劳动力的可能性，这些企业对整个南部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小。1900年，亚拉巴马的伯明翰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钢铁制造中心。除此之外，南部的城市仍然主要是棉花、烟叶和稻米的出口中心，并没有聚积多少工业和技术熟练的工人。总体来说，这个地区仍然依赖于北部为其提供制造业产品。1900年，南部的平均个人所得只占全国同比的60％。直到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仍将南部称为国家的“首要”经济问题。
南部黑人的生活
黑人农场主是南部乡村人口中处于最劣势地位的人，也是南部条件下的最大受害者。在南部的北面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机会——矿山、炼铁厂和卷烟厂雇用了一些黑人工人，相当一部分的黑人农场主也获得了土地。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沿海地区的稻米王国内，种植园主们无力筹集必要的经费来修复遭到内战破坏的水利灌溉工程和农业机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大型种植园都已经衰败和解体，许多黑人获得了土地，开始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农场生活，但在南部腹地的大部分地区，非裔美国人在1900年拥有土地的比例比在重建结束时更小。
图 41-42届美国黑人议员
在南部城市里，内战之后出现的一些新体制组成的网络——学校和教会、商业、妇女俱乐部及其他类似的机构——成为了不断变得多元化的黑人城市社区的基础。这些体制支撑着一个黑人中产阶级的生长，这个阶级的成员主要是由教师和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或为黑人顾客服务的丧事经办人和鞋匠这样的商界人士组成。然而，劳动力市场是严格的按种族界限所划分的。男性黑人在工厂和工场中被排除在管理职位之外，在办公室的工作中被排除在像职员这样的白领工种之外。黑人妇女工资工人的比例高出白人妇女，但大多数人所干的工作是家庭佣人。她们不可能获得像秘书、打字员和百货公司售货员这类工作，尽管这些工作职位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即便在劳工骑士团消失之后，一些地方的工会，尤其是码头工人工会和矿工工人工会，都继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黑人会员（工人们之所以能在这些工种中打破种族界限而进行合作，原因之一是它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工工作环境；这种情形减少了那种白人工人的恐惧，即允许男性黑人参加工会后，会使他们得寸进尺，寻求与白人妇女发生性关系）。在大多数的职业中，南部为数不多的工会却都将黑人排除在外，构成了阻止黑人们争取经济进步的另外一道障碍。
移居堪萨斯
总的来说，一位历史学家写到，新南部是“一片充满凄凉和悲惨的土地，为数不多的几个富裕地方零零碎碎点缀在其中，但它们无法将光明带给环绕在它们周围的贫困”。黑人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经济底层后，便开始寻求移出南部的出路。1879—1880年，据估计大约4万到6万非裔美国人为寻求政治平等、免遭暴力迫害的自由、为寻求受教育的机会和经济机会，从南部移居到堪萨斯。移居者把他们的行动称为“Exodus”（出走），这个词是从犹太人从埃及逃离奴隶制的圣经故事中来的，说明这个行动的发生源自对自由的深深渴望。推动出走的人中包括了前逃奴本杰明·“帕普”·辛格尔顿（Benjamin“Pap”Singleton），他此刻组织起一个地产公司，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和展现堪萨斯富饶田园风光的图片。因缺乏创办农场所需的资金，大部分黑人移民最终成为城镇中的无技术劳工。即便如此，却没有什么人返回南部。用一位在出走运动中表现十分活跃的牧师的话来说，“我们为享有自由，宁可吃苦”。
尽管南部的前景变得每况愈下，但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除了待在南部之外，没有别的选择。真正的就业机会的扩展是在北部城市中发生的。在不断扩展的产业经济中，大多数北部雇主拒绝雇用黑人，而愿意雇用来自乡村地带的白人移民和从欧洲来的移民。直到1914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中断了外来移民时，北部雇主才开始在产业工作中雇用黑人，由此推动了黑人大移民的发生（将在第十九章中讨论）。在此之前，大部分非裔美国人一直居住在南部。
黑人政治的衰落
黑人参加投票和担任公职的活动并没有在1877年时突然中止。民主党人为了巩固他们对州和地方事物的控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重新划分选区、在黑人占多数的县将原本选举产生的公职改为由任命产生等等，大量的黑人继续参加投票。有几名黑人甚至在19世纪80、90年代当选了国会议员。然而对黑人来说，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越来越受到限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南部州立法机构中担任议员的黑人人数才逐渐回升到重建时期的水平。
对那些有才能、有雄心的男人来说，其他的渠道——经商、当律师和牧师——看上去可为个人成功和为社区服务提供一种比从政更大的机会。政治领袖的旗帜逐渐转移到黑人妇女积极分子手中。1896年成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妇女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将各地方和各区域的妇女俱乐部统一联合起来，同时为争取妇女权利和提高种族素质而奋斗。大多数妇女积极分子来自正在兴起、规模尚小的都市黑人中产阶级群体，她们将学习和保持必要的“受人尊重”的言行举止作为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一个内容来提倡。她们为贫穷家庭提供救济，开设如何持家、如何抚养孩子的课程，并在黑人社区中开展反赌博和反酗酒的活动。有些贫穷黑人妇女对中产阶级的这种教会她们如何在言行举止方面做到得体的努力十分反感。然而对于黑人妇女的改良主义者来说，要求获得与白人妇女一样的“受人尊重”的权利也是一种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黑人都锁定在次等公民的地位上。
在重建结束后将近一代人的时间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舞弊和暴力情况的存在，南部黑人继续参加投票。在有的州，共和党始终保持了竞争的实力。在弗吉尼亚，一个主要由黑人共和党人和反对救赎者的民主党人组成的联盟发起了被称为“债务调节”的运动（the Readjuster movement，这个名字来源于他们提出的缩减或“重新调节”州的债务的口号）。他们在1879—1883年曾控制了州政府。田纳西和阿肯色也出现了挑战民主党统治的跨种族政治联盟。尽管平民党人的跨种族联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由黑白种族联手发动政治反抗的可能使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感到惊恐万分，这种威胁的存在极大地推动了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的发生。例如，在北卡罗来纳，一个平民党–共和党的联盟政府在1898年为一场充满暴力的选举所推翻，在威尔明顿（Wilmington）发生的一场骚乱把这种暴力活动推向高潮，导致了数十名黑人在骚乱中丧生。联盟政府结束之后，废除黑人选举权的运动随即在当地展开。
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
1890—1906年，为根除黑人选票的影响，每个南部州都制定了法律或修改了州宪法的相关条款。既然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禁止将种族用来作为限制公民享有选举权的资格要求，南部如何能够从法律上废除黑人的投票权呢？南部立法机关制定的相关法律从字面上看是不带种族歧视的，但这些设计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消灭黑人投票。最常用的手段包括：要求选民缴纳人头税（一种公民为了保持投票权必须缴纳的费用），要求选民通过识字水平测试，要求选民向负责选举事务的官员展示他对州宪法的“理解”。有6个南部州还采用了所谓的“祖父条款”的规定，免除内战前（那时在南部只有白人才能投票）有资格投票的人的后代履行新投票规定的义务。祖父条款所包含的种族动机因过于明显，被联邦最高法院在1915年以违反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为由予以否定。其他限制黑人投票的方法则继续保留在南部的法律之中。
一些白人领袖将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行动说成是一种实施“良治”的策略——即通过终止舞弊、暴力和经常发生的对共和党和平民党人不利的选票操纵，从而使政治变得纯洁起来。然而，如一家查尔斯顿的报纸所说的，这种做法的最终目的是清楚地表明南部白人“不希望也从不打算将黑人纳入到自己的公民队伍中来”。民主党人不断的用“黑人统治”威胁来证明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合法性。尽管负责选举事务的官员经常允许没有达到资格要求的白人选民登记投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贫穷和不识字的白人丧失了投票权，这个结果受到许多种植园主和都市改良主义者的欢迎。例如，路易斯安那将登记参加选举的黑人选民人数从1894年的13万人减少到10年之后的1342人，与此同时，8万白人选民也丧失了他们的投票权。剥夺选举权的运动也直接为一代南部“政治煽动家”的兴起创造了机会，这些人往往通过使用极端种族主义言论来鼓动白人选民。19世纪90年代，汤姆·沃森曾企图组成一个跨种族的平民党人联盟，但在20世纪初时，他却通过连篇累牍地发表对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进行恶毒攻击的言论，而以一种新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在佐治亚的公众生活中。
直到20世纪40年代，南部成年黑人只有3％是登记的选民。对黑人和许多白人公民选举权的剥夺显然有悖于19世纪出现的选举权走向更具包容性的趋势；但在没有北部认可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不可能得以完成。1891年，参议院否决了关于为南部黑人选举权提供联邦保护的立法建议。除祖父条款之外，联邦最高法院对剥夺投票权的法律也表示认可。根据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一州如果剥夺男性公民的投票权，它可能失去在国会的部分代表权。但是，与宪法中的其他条款一样，只要是涉及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这一条款便经常不断地遭到违反。这样，南部国会议员在全国政治中行使着远远大于他们那个很小选民群体所应分得的政治权力。对于黑人来说，在此后的数十年内，他们将把“选举权的丧失［视为］是自由的丧失”。
种族隔离法
在剥夺选举权运动发生的同时，19世纪90年代也目睹了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部的普遍实施。将种族分开的法律和地方习俗早有许多先例。内战前北部许多地方曾实施过这样的法律，并保持着这样的习俗。重建时期的南部学校和其他许多体制也都实施过种族隔离。19世纪80年代，南部的种族关系仍然处于一种并不确定的状态。一些铁路公司、戏院和旅馆平等地对待黑人和白人顾客，另一些则将他们隔离开来，或者完全将黑人排除在外。
1883年，在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Cases）一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1875年民权法违宪。这项法律曾将在旅馆、戏院、铁路和其他具有公共服务目的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视为非法行为。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最高法院称，虽然禁止州政府对公民实施不平等的待遇，但并没有禁止私人商业这样做。1896年，在针对普莱斯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做出的里程碑式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对要求黑人和白人隔离使用公共设施的州法表示了认可。这桩案件起源于路易斯安那州，该州立法机构要求铁路公司将乘车的黑人旅客隔离在一个分开的车厢或同一车厢中被隔离部分中。一个由新奥尔良黑人居民组成的公民委员会组织起来对这项法律提出挑战。为制造一个测试案例，肤色偏白的非裔美国人荷马·普莱斯（Homer Plessy）拒绝执行检票员要他换到“有色人种专用”车厢中去的命令，他因此而遭到逮捕。
公民委员会雇用阿尔比恩·图尔热（Albion W. Tourgée）担任律师，请他在联邦最高法院面前为普莱斯进行申辩。重建时期，图尔热曾在北卡罗来纳任过法官，还勇敢地发起过打击三K党的斗争。“公民资格是全国性的，不带肤色区别的，”他强调说，种族隔离法违反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关于平等的法律保护的原则。然而在8对1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对路易斯安那的法律表示支持，认为只要隔离的设施是“分离而平等的”，它们就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歧视。大法官中唯一持异见的是约翰·马歇尔·哈伦，他用一句后来常常为人引用的话来谴责多数派的判决：“我们的宪法是色盲的。”他认为，种族隔离来自于白人将自己看成是“统治种族”（ 这是最高法院多数派判决中使用的词语）的信念，种族隔离违反了平等自由的原则。对哈伦来说，自由对于前奴隶而言，意味着一项完全而平等地参与美国社会的权利。
种族隔离与白人统治
如哈伦所预见的，各州对普莱斯案判决的反应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强制性地要求南部生活从学校到医院、接待室、厕所和公墓等每个方面都必须实施种族隔离。有的州严禁出租车不能同时搭载不同种族的人。尽管最高法院的“隔离但平等”原则对其中戴着“薄薄的伪装”（ 哈伦的短语）的平等部分有所要求，黑人使用的设施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就是明显的破烂不堪。1900年，整个南部没有一所州立黑人高中学校。一位观察者报道说，黑人小学所使用的建筑物“像牲口圈一样的糟糕”。
种族隔离不仅仅是一种将种族分离的形式，它是白人全面统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制度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剥夺黑人选举权、不平等的经济地位、质量低下的教育——进行着一种相互强化的互动。种族歧视的核心思想不仅仅是将种族分离，而是保证当黑人与白人进行交往时，无论是在政治、劳工关系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白人总是要胜出黑人一筹。譬如，许多黑人也可以进入“白人专用”的车厢，但他们是以仆人和护理工的身份、而不是以应享有平等待遇的买票乘客的身份进入的。
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社会行为规范也随之而发展起来，对不同种族的行为做了具体的规定。一位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部的社会学家报告说，在商业场所，黑人必须要靠后站着，直到所有白人都得到服务之后方可上前。他们不能在白人面前抬高声音说话，或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自信和自尊；走在大街上他们必须给白人“让路”。在商店里买服装时，只有白人顾客才能试穿，而黑人却不能。
种族隔离对其他的群体也有影响。内战之后，华工被引入到密西西比河的一些地方作为劳动力使用，这些地方建立起三种相互分离的学校体制——白人、黑人和华人。在加利福尼亚，黑人、西班牙语裔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儿童经常与白人儿童在一起学习，但州法要求为那些“蒙古人种或中国人后代”的儿童建造不同的学校。在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尽管墨西哥人被非正式地看成是“白人”，但他们仍然被许多餐馆、娱乐场所和其他公共设施排斥在外。
私刑的兴起
那些企图对种族隔离制度提出挑战，或拒绝将屈辱待遇作为南部日常生活的一个特征来接受的黑人，不仅要面临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全面压制，而且还面临着暴力惩罚的威胁。1883—1905年，有50多人——大部分是黑人——在南部遭到私刑的惩罚——即被一群暴民谋杀。私刑的使用一直延续到进入20世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从1880年开始到20世纪中叶，私刑受害者人数达到了将近5000人。有些私刑是在夜间秘密发生的；有些则是事先刊登广告，吸引大批旁观者前来观看。这些暴民所从事的活动令整个文明世界感到震惊。1899年，一位名叫萨姆·霍斯（Sam Hose）的种植园劳工因自我防卫杀死了他的雇主，随后在佐治亚的纽曼，他在2000名看热闹者的众目睽睽之下被残忍地杀害。有些人甚至从亚特兰大搭乘专车前来观看。包括幼童在内的一大群人观看施刑者如何先是一点一点地割掉霍斯的耳朵、手指和私处，然后把他放在火上活活地烧死，最后相互之间争抢他剩下的骨头。执法机构对私刑并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打算将那些犯罪之人绳之以法。
与许多其他私刑受害人一样，霍斯在死后被指控为强奸了一名妇女。许多南部白人将保护白人妇女的纯洁作为进行法律体制外复仇活动的正当理由。然而正如艾达·B. 威尔士（Ida B. Wells）1892年针对发生在曼菲斯（Memphis）的一次私刑所写的报纸社论中所说，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关于强奸的指控都是“赤裸裸的谎言”。1862年，威尔士作为奴隶出生在密西西比州，她后来成为一名教师和报纸编辑。她在文章中谴责了曼菲斯的白人将3名黑人用私刑杀害的行径，结果一群白人暴民跑来，趁她外出的时候，捣毁了她的报纸《曼菲斯自由日报》（Memphis Free Press）。威尔士被迫移居北部，成为美国反对私刑活动运动中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她直言不讳地宣称，就南部黑人所处的状况而言，美国无权把自己称之为是“自由的土地”。
私刑被如此广泛地使用，这在其他任何国家是闻所未闻的现象。例如，加拿大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使用私刑的案件——1884年从美国越境而来的一群美国人，进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后，用私刑来惩罚一个印第安人少年，理由是后者在被指控为犯了谋杀罪之后而逃跑。
多年之后，黑人作家布莱顿·杰克逊（Blyden Jackson）回忆了20世纪初在肯塔基路易斯维尔长大的情形。路易斯维尔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新南部的生活场景。这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在这里，有一个“属于白人居住的世界……一个由城中心的旅馆、大电影院的底层……以及我只能以卑微的顾客或清洁工人身份才能进入的办公室内部密室组成的路易斯维尔”。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黑人的世界，“其中的家庭、人民、教会和学校，所有的一切都是黑色的”。“我知道，”杰克逊后来回忆说，“在这里有两个路易斯维尔……两个美国。”
记忆的政治
随着北部和南部的白人在19世纪80、90年代开始走向和解，美国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放弃了产生于内战时期，并在重建时期被写入联邦法律和宪法的种族平等的梦想。在大众文学和由历史参与者写作的回忆录中、在老兵们的团聚活动和公众的纪念活动中，内战被当成一种美国白人内部一次悲剧性的家庭争吵来记忆，黑人在其中并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这是一场“兄弟间的争吵”的战争，双方都为了崇高的事业——在南部是为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在北部是为了保卫联邦的生存——而英勇奋战。奴隶制逐渐地被看成是一个次要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而不是引发战争的根本问题；在重建时，一个充满报复心理的北部不负责任地将权力交到前奴隶的手中，因而造就了一个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黑人统治”的时代。这种观点也为南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做法提供了合法性根据，人们不愿看到南部将再次陷入重建时代的“恐怖”之中。
南部政府在各地为纪念“失败的事业”（Lost Cause）竖立起各种纪念碑，学校的历史课本大肆强调奴隶生活的幸福和重建时代的种种邪恶；黑人士兵在赢得内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完全忘却了。事实上，当一群黑人老兵企图参加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一次纪念内战爆发5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一群白人暴徒冲上来撕掉了他们佩戴的军人勋章，还把他们赶出了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