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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7

一战后美国的排外浪潮与极右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在许多方面,进步运动都是美国20世纪许多主要发展的先行者——新政、伟大社会、社会能动主义政府等。但进步主义者却将“种族”视为是界定个人和社会群体的一种永久性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更为相似,而不像是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人们有时将他们与后者相比较。

“种族问题”

 
      即便在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人所称的“种族问题”——美国内部因不断增长的族裔多元化而产生的(族裔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公众关心的主要问题。“种族”指的远不只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1911年,由美国移民委员会出版的《人类种族词典》列举了不下45种移民的“种族”,每一种族在理论上都拥有与生俱来的某些特性。这些种族的列举从位于榜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由上而下排列,包括了希伯来人、北意大利人、一直到最低的南意大利人为止——后者被看成是具有暴力倾向的、无节制的、不可能被真正同化的种类。
      1907年,国会立法规定,一名美国妇女如果与外国人结婚,将自动失去她所拥有的美国公民的资格。1916年,由纽约动物学学会会长麦迪逊·格兰特出版的《伟大种族的消逝》这类迎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书警告说,潮水般涌入美国的新移民和本地白人妇女的低生育率已经威胁到美国文明基础的存在。优生学是研究想象中的不同种族的智力特性的一门新学科,它为反移民的思潮增加了一种专业知识的装潢。多数进步主义者认为,如果民主在经济权力极不平等的情况下不能生长发育的话,它同样也无法在一个永远为种族和族裔界限所分割的国家中幸存下去。

美国化运动与文化多元主义

 
      然而,将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生活(民族)国家化的过程却提高了人们对族群和种族差别的意识,并刺激了开展“美国化”运动的要求,即创造一种同质性更强的美利坚民族文化。1908年,由犹太移民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写作的戏剧《熔锅》(The Melting Pot)为这个过程加上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在这个过程中,新移民应该逐步将自己的身份融入到既存的美国民族特性中。各类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包括教育工作者、雇主、劳工领袖、社会改良主义者以及政府官员等——都承担起对新移民实施美国化的任务。福特汽车公司有名的社会工作部的职员会闯到移民工人的家中,检查他们的服装、家具以及烹饪,要求他们注册学习英语课程。福特公司还将那些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尚未能融入美国生活和接受美国工作标准的人予以开除。美国化项目经常瞄准妇女作为文化传承的对象。在洛杉矶,教师和传教士团体致力于教墨西哥裔–美国人妇女学习英文,期待她们融入美国的价值观中。因为担心成年新移民会久久深陷在旧大陆生活方式的影响之中,公立学校更注重于对移民子女进行美国化的教育。学校所面临的挑战,一位教育工作者写到,是“在他们的孩子的心灵中尽可能地深深播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关于公正、法律与秩序以及民选政府的概念”。
      进步主义者中有一小部分人对美国化运动提出质疑,认为美国主流社会应该尊重移民群体本身的亚文化。在赫尔堂,教师们在进行英语教学的同时,也鼓励移民学生珍惜他们的欧洲传统。对美国化运动最为犀利透彻的批评来自伦道夫·伯恩的写作,1916年,他在名为“超越国界的美利坚”的文章揭露了美国化模式所包含的根本缺陷。“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美国文化,”他写道。美国的音乐、诗歌、哲学和其他的文化表现形式都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伯恩设想到一种民主的、世界性的社会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移民们和本土出生的人同等地将他们各自的群体认同融入于一种“超越国家”的文化之中。
福特公司英语学校毕业典礼
1916年福特公司英语学校毕业典礼的结束仪式。学员们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从一艘移民船上走进一个巨大的熔锅。当教师将熔锅搅拌之后,福特公司的工人们身着美国服装、举着美国国旗从熔锅中走出来。
      早在一战之前,一些进步主义者就曾提倡过进行全民军事训练的项目,以便新来者能够与“真正的美国人”交融在一起,停止使用他们称谓中的“连接号”(意大利裔–美国人、波兰裔–美国人,以及其他类似的叫法)。一旦新移民服过兵役,助理战争部部长亨利·布雷肯里奇写道,“不管他来自哪个族裔或种族——条顿人、斯拉夫人、捷克人、意大利人——他的‘连接号’已经被去掉了,他佩戴的是‘星条旗’。”但是直到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同化移民的工作主要是由类似于全国美国化委员会这样的非官方组织来操作的。全国美国化委员会的座右铭是“百分之百的美国化”和“英语优先”。战争则将美国化运动转化成为政府资助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强制性的同化击败了伯恩所想象的文化多元主义。
移民们与林肯和自由女神像相遇
1919年在密尔沃基举行的美国化活动仪式。在仪式中,移民们与林肯和自由女神像相遇。
      随着威尔逊总统宣布有些“出生在外国国旗下的”美国人“犯有对美国不忠诚之罪……必须予以坚决彻底的打击”,联邦和州政府要求移民们展示他们对美国坚定不移的忠诚。公共信息委员会将1918年7月4日重新命名为效忠节(Loyalty Day),要求各族裔移民群体参加爱国主义的游行活动。参加纽约市庆祝活动游行的队伍有75000人,还带有几十艘浮船和表演,将移民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或突出表现移民对美国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等。那些长期遭受歧视的族裔群体的领袖人物将战争看成是他们获取更大权利的一个机会。著名犹太裔领袖推动了征兵和效忠活动。华裔美国人则要求说,那些出生在海外、被禁止入籍的人也应被准许登记入伍,“为我们的种族争光”。

排斥德裔美国人的活动

 
      德裔美国人承受了强制性美国化的重压。第一批德裔移民是在内战之前抵达美国的。至1914年,德裔美国人的人数达到了将近900万人,这包括了移民和那些拥有德国血统父母的人。他们创造了许多富有生气的族裔社区机制,包括俱乐部、体育协会、学校和剧院等。一战发生前夕,许多美国人十分崇尚德国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传统,美国1/4的高中学生把德语当成最主要的外语来学习。美国进入一战后,德语的使用和德意志文化的表达方式都被支持战争的群体当成打击的目标。在艾奥瓦州,州长威廉·L. 哈定颁布了一份文告,要求在学校、公共场合的所有口头和电话交谈只能使用英语。他宣称,言论自由并不包括“使用非本国语言的权利”。
      到1919年,绝大多数州都立法对教授外国语进行限制。那些曾经十分流行的来源于德语的词语也被改名了,如“汉堡包”被改称为“自由三明治”(liberty sandwich),“泡菜”被改名为“自由大白菜”(liberty cabbage)。许多社区还禁止演奏德国音乐。当具有瑞士公民身份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卡尔·姆赫(Karl Müch)坚持要在演奏曲目中加入如贝多芬这样的德国作曲家的作品时,政府立即以来自敌国的外国人的名义将他关进监狱。一战给德裔美国人的文化带来了十分沉重的打击。到1920年,德语报纸减少到276种(20年前的1/3),只有1%的高中生才学习德语。192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出生在德国的移民进入美国的人数减少了25%。

走向限制移民的时代

 
      美国化的项目意在将新移民同化到美国社会中,即便如此,一战却更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某些种类的不值期望的人压根儿就必须被彻底地挡在美国的大门之外。一位主张限制移民的人宣称说,新移民远不如“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欣赏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事实表明,他们反而更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类“极端的政治教条”所吸引。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在1916年发明“IQ ”(智商)的概念,声称仅凭这个数字就可以测量一个人的大脑能力。军队对新兵进行的智力测验似乎从科学上证实了黑人和新移民在智商程度上远低于本土出生的白人新教徒,这更加刺激了要求对移民进行限制的呼声。
      1917年,在推翻威尔逊的否决之后,国会要求所有移民必须拥有英语或另外一种语言的识字能力。战争也加速了其他要求提高美国人口素质的努力。有些人受到改善人种质量思想的影响,主张减少某些不值“期望”的人群的再生和延续。印第安纳州在1907年通过一部法律,命令医生对精神病院的精神病人和“心智脆弱”的病人实施结扎手术,以避免他们将自己“有缺陷的”基因传给后代。许多其他州也纷纷效法。在巴克诉贝尔(1927)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类法律是合宪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判决中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表述:“一家三代都是傻瓜还不够吗?”这种做法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被停止,此刻已经有63000多人被强制性地实施了结扎手术。

被分离的群体: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和亚洲人

 
      无论美国化的运动带有何等的强制性,它们的推动者们认为,欧洲移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最终都会调整过来,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成为具有创造力的公民,享受美国自由的所有恩惠。这样的预测却不会用于非白人的移民或黑人身上。尽管熔炉论的思想预想到欧洲来的移民会走出他们的族裔社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非白人的移民却面临着更明显的遭排斥的界限。
      一战导致了西南部墨西哥裔人口的增长。战时这一地区的矿主和大农场主对劳工的需求迫使政府在1917年暂时免去了墨西哥移民的识字能力测试。墨西哥人被从法律上定义为白人,许多进步主义改良主义者则把不断增加的墨西哥人口视为美国化运动改造的对象。教师和传教士团体想方设法地教他们学习英语,将他们变成新教教徒以及通过其他方式推动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但西南部的政府官员却将他们当成一个不同的种类。在墨西哥裔人口占相当比例的州内,因法律和习俗的原因,学校、医院和其他体制普遍实施着种族隔离。到1920年,加利福尼亚和西南部几乎所有的墨西哥裔儿童都是在自己的学校或教室上课。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为印第安人、墨西哥裔人、黑人和白人建立起专门的公立学校体制。
      波多黎各人在美国社会中也处于一种定义十分模糊的位置。在美国进入一战之前,国会终止了“波多黎各公民”的地位,赋予波多黎各岛上的居民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这样做的目的是抑制支持波多黎各独立的势力和加强美国对这个加勒比海地区重要战略要地的控制。身份的改变没有赋予岛上居民选举美国总统或国会代表的权利,但岛上的成年男性公民却被要求服兵役,到海外作战。波多黎各立法机构众议院议长荷塞·德亚哥(José de Diego)曾在1917年写信给总统,要求他将美国正在欧洲为之奋战的民主同样地赋予波多黎各人。
      更受限制的是亚裔美国人。1906年,旧金山市学区委员会命令所有亚裔学生集中在一间公立学校就学。当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后,西奥多·罗斯福劝说市政府收回这一命令。他随后与日本政府谈判签署了1907年的《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 of 1907),其中规定,除那些已在美国的日裔移民的妻子和子女外,日本将不再向美国输送移民。1913年,加利福尼亚规定,所有不能经归化程序而变成美国公民的外国人不能拥有或出租土地。

肤色分界线

 
      到此时为止,作为最大的非白人群体的非裔美国人则几乎完全被排斥在进步时代的自由界限之外。当他们的选举权被剥夺之后,只有很少一部分南部黑人能够参与美国民主。大多数的工会和技能工种行业也对黑人工人采取了排斥态度,所以他们也没有获得“产业自由”的机会。大部分成年黑人妇女在家庭之外的领域工作,但她们的劳动所得完全无法带给她们任何经济独立的希望。因为绝大多数黑人妇女是家庭佣人和农业工人,所以,进步时代关于限制女工工时、改善女工工作环境的立法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大多数的黑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他们也不能参与正在出现的消费经济,既不能在新近出现的百货商店中就职(除做勤杂工和清洁女工之外),也不能成为此刻源源不断流入市场的消费商品的购买者。
      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家、劳工改良主义者和选举权推动者等对黑人的境况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冷淡。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熔锅论经由百老汇戏剧的演绎轰动一时,但其中并没有将黑人包括在内。沃尔德·维尔(Walter Weyl)在他的《新民主》一书中,一直等到最后的第15页时才开始谈到“种族问题”。如同前一章所引用的,他认为,自由的主要障碍是来自经济方面,而不是来自政治方面;这种看法表明,他没有认识到正是因为南部黑人的选举权遭到了剥夺,那种迫使他们处于普遍的不平等的制度才得以盛行。
      大多数移民安置中心的改良主义者将种族隔离视为是自然和公平的安排,同时认为应该在白人和黑人社区分别建立白人安置中心,在黑人居住区建立黑人安置中心。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白人领袖人物们对南部黑人的选举权被剥夺的现象所言甚少。在南部,白人妇女俱乐部的成员有的时候为黑人学校和社区中心募捐。但该运动的领袖们坚持认为,选举权是一项种族特权,用丽贝卡·费尔顿(Rebecca Felton)的话来说,是“自由的标志和同义词”,不能禁止“生而自由的白人妇女们”所拥有。在重建时期,妇女的宪法权利未能得到承认是因为当时是“黑人的时刻”。此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妇女时刻”将黑人排斥在外。为妇女赢得了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继续将通过人头税和识字能力测试来限制黑人投票的权力留在州政府手中。大部分黑人妇女因居住在南部,也没有享受到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的好处。

罗斯福、威尔逊和种族

 
      进步时代的总统分享了当时针对黑人的主流态度。西奥多·罗斯福曾邀请布克尔·华盛顿到白宫与他共同进餐,并任命了几位黑人担任联邦政府官员,这些举动令白人舆论界深感震惊。然而在1906年,当一小群黑人士兵在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开枪打死了当地的一个居民,而同队士兵并没有指出开枪者时,罗斯福下令将三个黑人士兵连队——共有156人,其中包括6名国会荣誉勋章的获得者——全部开除军籍。罗斯福对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优越性深信不疑(他把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把黑人叫做“完全不配享有选举权”的人),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削减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对他的新民族主义思想的热烈拥戴。简·亚当斯是为数不多的对黑人问题表示关注的进步主义者之一,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缔造者之一;即便如此,当1912年进步党代表大会否决了其党纲中关于民权的相关内容、并禁止来自南部的黑人代表参加大会时,她也表示了默认。
      出生在弗吉尼亚的伍德罗·威尔逊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南部的“真实的代议制政府”和它崇高的“自由标准”。他的执政班子在华盛顿的政府部门中实行了全面的种族隔离政策,将一大批黑人雇员从联邦职位中解雇。1915年,威尔逊还允许D. W. 格里菲斯(D. W. Griffith)的电影《一个民族的新生》(Birth of a Nation)在白宫进行首映式;这部电影把重建时期的三K党当成白人文明的捍卫者来大加赞颂。“你不是给了美国白人一个‘新自由’、给了你的非裔美国公民同胞一个新的奴隶制吗?”《 波士顿卫报》的激进编辑、全部由黑人组成的全国平等权利联盟(National Equal Rights League)的创始人威廉·门罗·特洛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曾这样质问威尔逊总统。
这幅于1906年4月17日刊登在《圣路易市邮报》的漫画对三名黑人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遭遇私刑一事发表评论。映射在地上的自由女神塑像的阴影形如一座绞刑架。
      被剥夺了选举权、同时又面临种族隔离的黑人,面对美国对自由的表白,充满了怀疑;他们深知自由的象征可以与残酷的种族暴力同时存在。这些年间发生了数以百计的私刑,其中一桩发生在1906年的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在那里,三名黑人被诬陷为犯了强奸罪,他们被一群白人暴民吊在电灯杆上,在一场公开的暴力庆典中被活活烧死。在这个电灯杆的顶端,却矗立着一个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

杜波伊斯与黑人抗议活动的复兴

 
      黑人领袖们努力寻求一种新的斗争策略,希望重新激发美国追求平等的决心,这种决心曾在重建时期非常短暂但非常耀眼的得以展现。在对黑人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对美国民主所提出的挑战的思考方面,没有任何学者比W. E. B. 杜波伊斯想得更深和更为长久。杜波伊斯于1868年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大巴灵顿,曾在菲斯克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在95岁时去世。杜波伊斯的毕生事业始终致力于解决他所称的“白人享有的美国自由与持续性的对黑人的压迫”之间的矛盾。他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 of Black Folk, 1903)一书中,向那些对布克尔·华盛顿的妥协让步政策表示不满的黑人发出了要争取平等权利的号召。杜波伊斯相信,像他这样受过教育的黑人——即黑人社区中的“十分之一的精英人物”——必须使用他们的教育和训练来挑战美国社会的不平等。
杜波伊斯
      杜波伊斯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该协会杂志《危机》的主编。图为杜波伊斯在纽约的办公室。
      在某种意义上,杜波伊斯是一个典型的进步主义者;他相信,调查、揭露和教育等活动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他在亚特兰大大学当教授时,曾经设计规划了一个庞大的、长达数十年的对黑人生活的学术研究项目,目的是为了让美国社会意识到种族主义的存在和恶果,同时为消灭种族主义指出方向。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清楚采取政治行动的必要性。
      1905年,杜波伊斯召集了一批黑人领袖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聚会(会议在瀑布的加拿大国土的一面举行,因为在美国一面找不到允许黑人寄宿的旅馆),组织起尼亚加拉运动,该运动的目标是重振废奴运动的传统。“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杜波伊斯在这个群体的宣言中写道:“每一项属于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民权和社会权利;在我们获得这些权利之前,我们决不会停止抗议,不会停止在美国的耳朵旁边制造噪音。”尼亚加拉瀑布会议的原则宣言呼吁:恢复黑人的选举权,结束种族隔离,为黑人争取在经济和教育机会方面的全面平等。这些目标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内为争取种族正义而展开的黑人斗争的基本目标。4年之后,杜波伊斯与一群主要由白人改革者组成的群体一起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这些白人改革者对发生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林肯在成年之后的家乡)的一桩私刑惨案十分震惊。协进会发动了一场长期的斗争,要求重新实施第十四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
      协进会的法庭斗争策略赢得了几次胜利。在贝利诉亚拉巴马案(1911)中,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南部的“抵债劳役”法,这种法律将收益分成制佃农(sharecroppers)违反劳工合同定为犯罪行为。6年之后,最高法院又将路易斯维尔市的一项将禁止黑人在该市某些区域居住(当地的白人居民担心,黑人的移入会影响他们按自己的标准出售地产)的分区管制法宣布为违宪。但从整体来说,进步时代并没有在追求种族正义方面有任何建树。当美国人的权利处于重新配置和调整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席穆尔菲尔德·斯托里(Moorfield Story)说,黑人却拥有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公民地位”。他们必须承担类如服兵役的公民责任,但“并不享有人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除非我们废弃……独立宣言(的承诺)。”

一致对外


      在非裔美国人中,战时的自由语言再次点燃了他们的希望,他们期望美国的种族制度将会随战争发生重大的转变。除了激进的波士顿编辑威廉·门罗·特罗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之外,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把美国参加一战看成是实现真正自由承诺的机会。对特罗特来说,广为报道的德国暴行与发生在美国本身的私刑不相上下,与其说要把世界变成民主的安全之地,美国政府不如首先“把南方变成黑人能够安身立命之地”。然而黑人报纸却纷纷站到了支持战争的一边。杜波依斯本人也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月刊《危机》(The Crisis)上发表社论(该社论后来被广泛地转载),呼吁美国黑人“捐弃前嫌,一致对外”,报名参军,帮助“把我们的美国变成一块真正的属于自由人的领土”。
      黑人对内战的参与帮助废除了奴隶制,赢得了公民资格和权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黑人所采取的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行动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成果。海军对黑人实施全面排斥的政策。陆军继续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参战的40万黑人士兵中的绝大部分人被限制在提供后勤保障而非战斗部队之中。通过与那些为英国和法国而战的、来自非洲殖民地的非洲士兵的接触,美国黑人士兵开阔了视野。但是,当殖民地军队在巴黎的胜利庆典上阔步迈进时,威尔逊政府却不准美国黑人士兵参加这样的庆典活动。

大移民与“应许之地”

 
      尽管如此,战争带来了许多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也改变了美国种族关系的特征。由于战时生产量的提高和欧洲移民的中断,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作开始向黑人工人开放,从而导致了一场从南向北的黑人大移民运动。在一战爆发的前夕,90%的非裔美国人人口仍然居住在南部。大部分北部城市的黑人人口的数量极少,北部黑人男性和女性的工作主要限于家庭佣工。但在1910—1920年,50万黑人离开了南部。芝加哥的黑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纽约市的黑人人口增加了60%,规模较小的工业城市,如阿克伦(Akron)、布法罗和特伦顿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
      引发黑人大移民的动机多种多样——北部工厂所提供的高于南部的工资的吸引(尽管黑人干的是体力活和非技术工种的工作)、让自己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逃离私刑的威胁以及对行使投票权的期望等。移民们把大移民称之为第二次解放,“跨越约旦河”,逃出法老的国界,奔向“迦南之地”一群来自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在火车跨越过俄亥俄河时,开口唱起了:“我注定要奔向迦南之地。”
表 黑人大迁徙
      大多数的黑人移民是年轻的男女,如阿兰·洛克(Alain Locke)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新黑人》(New Negro,1925)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他们怀抱“一种新的对机会的期望和一种对社会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期望”。然而他们所遭遇的却是许多极大的失望——遭到严格限制的就业机会、被工会的排斥、极为死板的居住隔离制度以及暴力的直接威胁,这一切表明,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区域不存在种族敌意。一战期间,南部白人比黑人更多地移居到北部,他们经常是带有与黑人移民相同的对于经济机会的期盼。但是,新的黑人群体的出现,加上他们因受一战的启发而提出的权利要求,给北部社会安装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随时会因为一起突发事件而引发剧烈的种族冲突。

北部和南部的种族暴力

 
      1917年发生在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的一场种族骚乱导致几十名黑人丧生。骚乱的起因是当地的雇主为打击工会的力量(大部分的工会都不准黑人入会)雇用了一些黑人工人。1919年,共有250人死于发生在北部城市的骚乱之中。最为轰动的是发生在芝加哥的骚乱。一位黑人少年在密歇根湖的岸边偶然越过了区分黑人和白人的湖岸隔离线,结果被一群白人淹死,由此引发的骚乱持续了5天之久,黑人和白人在全市的不同地方展开了激烈的种族战斗。当国民警卫队最终控制局面时,已经有38人死于非命,受伤人数高达500多人。
      暴力冲突并不仅仅局限在北部。在一战结束后的那年,有76人在南部被处以私刑,受害者中包括了几名刚从前线归来的仍然穿着美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阿肯色的菲利普斯县,武装起来的白人自卫分子对举行罢工的黑人分成佃农们发动攻击,导致了200人死亡,最后不得不通过动用军队,秩序才得到了恢复。1921年,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种族骚乱在俄克拉荷马的塔尔萨(Tulsa)发生。在这场骚乱中,大群的白人,连同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成员,点火将该城的全黑人居住区烧了个精光,导致300多名黑人丧生,1万多人无家可归。一位黑人青年在电梯上没有站稳,倒在了白人女电梯工的身上,于是关于黑人强奸白人妇女的谣言迅速流传开来。一群黑人老兵企图阻止白人对这位年轻黑人采用私刑,骚乱因此而起。

加维主义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点燃了新的激进主义的火焰。1917年发生在东圣路易斯的骚乱引发了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上举行的沉默抗议游行活动,有1万多黑人参加了游行,他们无声地扛着标语牌,上面写道:“总统先生,为什么不能把美国变成保障民主的地方?”在北部那些黑人人口居住稠密的贫民窟中,全球黑人进步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获得了普遍的支持;这是一项由新近来自牙买加的移民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发起的运动,目标是争取非洲独立和黑人的自给自足。对于加维的追随者来说,自由意味着民族自决。他们认为黑人应该在一战之后与其他人民一样,得到同样的国际认可的民族身份。“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听到了要求自由的呼声,”1921年加维宣称说,“我们渴望得到一种能把我们提高到与所有人处于同等位置的自由 ……这种自由将给我们带来最完全的实现我们理想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由其他人统治和控制的国家里是得不到的。”杜波依斯和其他黑人领袖却把加维看作是一个善于哗众取宠的煽动家而已。当加维因为邮政诈骗被判罪并随后被联邦政府驱逐出境时,他们对此决定表示欢迎。然而加维运动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支持者,充分证明了在战时和战后黑人社区中存在着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1917年7月28日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举行的沉默游行,一万名黑人示威者以此来抗议发生在圣路易斯市的种族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