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
19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内，随着美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帝国强权的身份亮相，公民国家（nationhood）的狭窄定义也被相应地放大到海外。在世界历史上，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以帝国主义时代而闻名的。这一时期，相互竞争的欧洲列强们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内部瓜分。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只是一个二流强权。1880年，土耳其的苏丹为了节省行政开支，决定关掉三个驻外使团。他选择了瑞典、比利时和美国。在那一年，美国海军的规模还不及丹麦或智利。1884—1885年，欧洲列强召开柏林会议，讨论如何瓜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因其与利比利亚的关系受到了邀请，但它并没有在最后的协议上签字。
整个19世纪，大帝国控制着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有的帝国是以陆地为基础的，如俄国、奥斯曼和中国，其他的则控制着通过海洋联结的、分布在几个大陆上的领土之上，如英国、法国和西班牙。1870年后，一种“新帝国主义”得以兴起，欧洲列强和日本是其中的主导力量。比利时、英国和法国整合并巩固了各自对非洲殖民地的控制，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德国也在那里获取了殖民地。英国和俄国力图在中亚地区增强各自的影响力，所有的欧洲列强都企图控制中国的部分地区。到20世纪初，亚洲、非洲、中东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为这些帝国瓜分干净。这场帝国扩张的理由是，扩张将把“文明”带给非欧洲世界中的那些所谓落后的人民。根据殖民主义占领者们的说法，当地人学习西方的价值观、劳动实践以及基督教。他们最终将会被赋予自我管理的权利，虽然无人知道做到这一点需要多长时间。与此同时，“帝国”也意味着“剥削”。
美国的扩张主义
19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的扩张只是在北美大陆上进行的。的确，自从“门罗主义”时代开始（见第十章），许多美国人就一直将西半球视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长期以来，关于获取古巴的谈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格兰特总统曾打算兼并多米尼加共和国，但因参议院的反对而未能实现。1890年之前获得的最后一块领土是阿拉斯加，由国务卿威廉·苏厄德于1867年从俄国购得；那些看不出这桩买卖有何目的的人将此嘲笑为“苏厄德的冰箱”。但苏厄德却对阿留申群岛很感兴趣，它是阿拉斯加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面积延伸到亚洲的地域；苏厄德认为，这个地方可以成为太平洋上美国商船的加煤站。
大部分眼光投向海外的美国人感兴趣的是扩大贸易，而不是获取领土。国家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不再可能全部为国内市场所消化。1890年，辛格缝纫机公司与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向海外推销产品。在经济走入低谷的时候，商业领袖们尤其强调需要获得更大的通向外国消费者的渠道。
帝国的诱惑
19世纪末，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思想家群体大张旗鼓地鼓吹美国的扩张主义；他们警告说，美国一定不能让自己被排斥在帝国瓜分世界的过程之外。在《我们的祖国》（Our Country，1885）一书中，有名的公理会牧师乔塞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试图更新天定命运的思想。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在北美大陆展示了他们追求自由和政治自治的特殊才能，斯特朗宣称说，现在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体制和价值观传播到全世界的“低贱种族”中去。他说，既然将“野蛮人”变成文明人的方法之一是将他们变成美国商品的消费者，而美国的经济也必将从中获益匪浅。
1897年12月1日刊登在《帕克》杂志上的漫画，把兼并夏威夷想象成为一场枪口下的婚礼。麦金利总统扮演牧师的角色，阅读一本名曰《兼并政策》的书。夏威夷新娘则四处寻找逃脱的机会。大部分夏威夷人并不赞同美国的兼并。
海军军官艾尔弗雷德·马汉在其著作《论海洋权在历史上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890）中提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支大型的、从事国际贸易的、并受到拥有海外基地的强大海军力量保护的商船队，这个国家是不会走向经济繁荣的。就在马汉出版他著作的那一年，联邦人口统计局宣布，因为所谓定居和非定居地区的界限已经无法清楚地得到区分，边疆已经不再存在了。“美国人，”马汉写道，“现在必须开始向外看。”他的观点对本杰明·哈里森政府时期（1889—1893）的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布莱恩敦促总统努力争取夺得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古巴等地，用以作为美国海军的战略基地。
尽管夏威夷拥有独立的地位，但它与美国之间通过一系列条约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关系，美国免除了从夏威夷进口的糖业产品的关税，并在珍珠港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夏威夷的经济主要由美国人拥有的蔗糖种植园控制，这些种植园雇用了由岛上的当地人和签有长期劳工合同的中国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组成的劳动力队伍。1893年初，一群美国种植园主发动了一场反叛，推翻了利留卡拉尼女王政府的统治。在离职前夕，哈里森向参议院递交了兼并夏威夷的条约。考虑到大部分夏威夷人不会支持这个条约，哈里森的继任者格里夫·克利夫兰将其从参议院撤回。
1893年开始的经济萧条使美国更加迫切地感到，必须采取一个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对经济和民族分裂的恐惧也助长了强制性民族主义思潮的生长。面对社会冲突和新移民，政府和民间组织在19世纪90年代大力推动一种强调统一的爱国主义。也就是在这些年代里，忠诚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和在奏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时全体起立等类似做法开始进入美国人的生活之中。对国旗表示尊重是美国人很早就开始的传统，但“国旗崇拜”的传统，包括设定一个官方的国旗日，却是从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新的、大量流通的报纸也竭力推动民族主义的情绪。19世纪90年代末，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纽约日报》和约瑟夫·普立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这样的报纸——因赫斯特用黄色来印制一个受人欢迎的连环画系列，批评者们把这类报纸贬称为“黄色小报”（yellow press）——每日销售量都在百万以上，它们将引人入胜的关于犯罪活动和政治腐败的报道与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大肆鼓吹结合在一起。
“一场漂亮的小战争”
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以一个世界强权的身份出现作出了贡献。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不是在美国国内，而是来自古巴人为从西班牙赢得独立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之中。1868年，古巴人在反叛之后进行了长达10年的游击战。1895年，要求独立的运动再度展开。随着大量的关于在西班牙统治下平民被捕并被关押到集中营的报道传入美国，美国人对古巴人斗争的支持日渐高涨。
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哈瓦那的美国战舰“缅因号”发生爆炸，导致将近270人死亡，后来的调查显示，这可能是一场偶然事故，但要求干预古巴事务的呼声骤然激增。黄色报刊将爆炸案归咎于西班牙当局，要求对其实施报复。当西班牙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先在古巴实行停火、最终古巴获得独立的建议之后，麦金利总统于4月要求国会向西班牙宣战。战争的目的，科罗拉多参议员亨利·特勒（Henry Teller）宣布，是为处于争取“自由和权利”斗争中的古巴爱国者们提供资助。为了强调政府的人道主义动机，国会通过了特勒的修正条款，条款宣称美国没有兼并和控制古巴岛的企图。
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把美西冲突称为是一场“漂亮的小战争”。战争只延续了4个月的时间，美国的战场死亡人数不到400人。1898年以前对帝国扩张并不感兴趣的麦金利此刻接受了这一思想。这场战争最具决定性的战斗不是在古巴发生的，而是在马尼拉海湾展开的，这是位于遥远太平洋另外一边的菲律宾群岛之中的一个颇有战略意义的港湾。在这里，美国海军在乔治·杜威（George Dewey）海军上将的指挥下，5月1日击败了西班牙的舰队。随后不久，士兵们登上海岸，成为第一批在西半球之外进行战斗的美国军队。7月，美国军队又在古巴的圣地亚哥赢得了一场海战的胜利，美国军队成功地在古巴和波多黎各登陆。
罗斯福在圣胡安山
报道最多的陆地战斗发生在古巴。这是一场由西奥多·罗斯福指挥的莽骑兵（Rough Riders）对圣地亚哥外围的圣胡安山发起的进攻。作为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罗斯福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需要一场战争来恢复国家的团结和增强阳刚之气；他感到，这些东西在19世纪90年代都被弱化了。当战争爆发时，差几个月才满40岁的他辞去了助理海军部长的职务，组织了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骑兵队伍，急急忙忙赶赴古巴，参加战斗。罗斯福把他的队伍看成是美国社会构成的典型组合，集中了从常青藤盟校来的运动员、西部牛仔、不同移民群体的代表，甚至还有一些印第安人。然而，因为军队仍然实施种族隔离制度，他也将黑人排除在自己的军队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莽骑兵冲上圣胡安山的时候，他们发现由黑人组成的支队已经先于他们达到了山顶——罗斯福在他的战斗报告中抹去了这一事实，而他的报告为大众媒体广为翻印传播。罗斯福的英雄业绩使他成为了民族英雄。1898年秋，他当选为纽约州州长，随后又在1900年成为麦金利的副总统。
一个美利坚帝国
在黄色报刊的支持下，战争很快从一场资助受苦受难的古巴人的远征变成了一场建立帝国的冒险活动，美国最终拥有了一个小型海外帝国。1898年7月，美国兼并了夏威夷群岛。麦金利同时也认定，美国既不能将菲律宾归还给西班牙，也不能赋予其民族独立的地位，他认为当地人尚未做好独立的准备。在一次与一群卫斯理派牧师会晤的时候，总统谈到他获得了一种神的授意，即美国人有责任来“提高”菲律宾人的素质，把他们“变成文明人”，训练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在与西班牙签订的停战协议中，美国获得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位于太平洋的关岛。在承认古巴的独立之前，麦金利强迫这个岛国的新政府批准针对新古巴宪法的普拉特修正案（由康涅狄格的参议员奥威尔·普拉特［Orville H. Platt］起草），该修正案授权美国在它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同时也获得了古巴一些海军设施的永久租借权，包括现在位于关塔那摩海湾的海军基地。
美国对新获取领土的兴趣更多是在于开展贸易，而不是从那里的自然资源中获取财富或向那里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定居活动。波多黎各和古巴（即便在承认它的独立之后，美国仍然在关塔那摩海湾保留了一个海军基地）是通向拉丁美洲的门户也是美国对整个西半球扩展海军和建立海上强权的战略要地。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位于通向日本和中国的航道上。1899年，在美西战争结束后不久，国务卿海约翰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最近刚将中国划分成不同的商业势力范围的欧洲列强给予美国出口商品同等的通道。门户开放指的是商品和金钱的自由流动，而不是指人口。即便在美国立法禁止中国人移民进入美国的时候，它仍然要求获得进入亚洲市场的通道和进行投资的机会。
菲律宾战争
许多古巴人、菲律宾人和波多黎各人对美国的干预表示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在帮助他们打破西班牙对这些殖民地的长期统治。大种植园主们希望更多地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当地的精英阶层也希望借助美国人的出现来阻挡那些反叛性民族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民族主义者和劳工领袖们对美国的民主思想甚为崇尚，他们相信，美国参与摧毁西班牙统治的斗争将给他们的地区带来社会改革和政治上的自治政府。
然而，美国决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控制菲律宾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当地民意的骤然改变，这种改变在菲律宾最为突出和迅速。菲律宾人自1896年起一直在与西班牙人作战。在杜威赢得马尼拉湾的战役之后，菲律宾人的领袖埃米利奥·阿奎纳尔多（Emilio Aguinaldo）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以美国宪法为样板，制定了一部宪法。当麦金利决定要继续占领这些岛屿时，菲律宾人的运动就转化为反对美国人的运动。第二次战争随即发生。这场战争比美西战争的时间更长（从1899年延续到1903年），结果也更为血腥（有10万菲律宾人和4200美国士兵在战争中丧生）。今天，在所有的美国战争中，这可能是人们记忆最少的一场战争，但在当时，人们却密切地关注这场战争，并在国内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各种关于美国军队在那里施行暴行的报道——烧毁村庄、迫害战俘、强奸妇女和处死平民等——极大玷污了这个国家自封的解放者的形象。“我们并不想给菲律宾人民以自由，”马克·吐温抱怨说，“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征服他们。”
麦金利政府竭力为其政策开脱，说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菲律宾人的地位，将他们“变为文明人、变成基督教徒”（尽管当地绝大多数的居民已经是罗马天主教徒了）。1901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开始担任菲律宾的总督，他认为，要把菲律宾人提高到能够欣赏“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到底是什么”的水平，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
控制菲律宾之后，美国当局开启了一系列经济现代化的计划。殖民地当局扩建了菲律宾群岛的港口和铁路，并引入了美国的中小学教师和公共卫生的官员。但是在所有新占有的领土上，美国的政策倾向于为那些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精英阶层（包括菲律宾本土出生的地主阶级、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的美国蔗糖种植园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样的政策给大量的农村人口遗留下长期的贫困问题。波多黎各原本是一个拥有各种各样的小农场主的岛屿，在美国的统治下，其经济变成了一种由在外公司（absentee corporations）控制的、低工资的种植园经济。直到20世纪20年代，它的居民是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最贫穷的人口。
公民还是臣民？
美国统治也带来了美国的种族观。在他1899年写的一首诗中，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敦促美国人要承担起帝国主义这个“白人的负担”。鼓吹帝国思想的美国人认为，由白人对非白人进行控制是文明进步的一部分。在被派往菲律宾去与阿奎纳尔多作战的美国士兵中有几支黑人队伍。他们从前线寄回家的信提到，白人部队对菲律宾人所施行的暴行与在他们在国内“对有色人种的态度”是同样的。“美国比西班牙更好吗？”一个曾参加过圣胡安山之战、名叫乔治·普里奥洛（George Prioleau）的黑人骑兵问道。
美国成功步入帝国列强行列的现实引发了一场关于政治民主、种族和美国公民资格之间关系的激烈辩论。美国政府制度中并没有关于永久性殖民地的条款。每个民族拥有政治自治的权利是独立宣言宣示的主要原则之一。［杰斐逊的］“自由帝国”的思想的含义是，新获得的领土最终将以平等州的身份被接纳加入联邦，它们的居民也将成为平等的美国公民。然而，在美西战争之后，民族主义、民主和美国自由等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地与盎格鲁–撒克逊的优越性等同起来。
两大政党的领袖们一方面决心保留这些新的海外领土，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些被一位众议员称为的“属于异类种族和讲外国语”的人民无法被纳入联邦之中。1900年的《福勒克法》（Foraker Act）将波多黎各宣布为一个“岛屿领土”，与从前的西部领土不同。该领土上的100万居民被定义为波多黎各公民，而不是美国公民，也被剥夺了在未来组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菲律宾人也被给予相同的地位。在1901到1904年判决的一系列被统称为海岛案（Insular Cases）的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坚持说，宪法不能完全适用于最近由美国获取的领土——这是对美国自由适用范围的一个重大限制。国会，最高法院宣称说，必须承认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地区居民的“基本的”个人权利。但除此之外，国会可以无限期地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这些地区。这样，当涉及这个国家的新领土时，自独立战争时建立起来的、位于美国自由中心位置的两个原则——无代表权不得征税、政府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就被抛弃了。
20世纪，这些在1898年获得的领土将会踏上不同的命运之路。拥有众多美国传教士和种植园主人口的夏威夷成为了一个传统的联邦领土。它的人口，除了亚洲的移民劳工之外，变成了美国公民。夏威夷将在1959年以州的身份被纳入联邦。在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统治之后，菲律宾在1946年获得了国家独立。在1950年之前，关岛一直由美国海军管理，至今仍然处于“未被纳入的”领土的地位。至于波多黎各，有时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老的殖民地”，因为自西班牙在1493年占领它的时候起，这个岛就一直未能建立起过完全自治的政府。国会在1917年将美国公民资格赋予了波多黎各人。今天，波多黎各处于一种政治困境之中，处在或者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或者走向独立的边缘之间。这个岛拥有一个“自治政体”的地位。它选举自己的政府，但在美国国会没有代表，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没有发言权，它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掌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手中。
“是共和国，还是帝国？”
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列强的出现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反对者组成了反对帝国主义联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联盟将不同的人联合起来：认为美国应该把精力放在国内改革事业的作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对维持海外军事设施的耗费充满恐惧的商人以及不希望将非白人人口纳入美国的种族主义者等。联盟的著名成员包括《民族》杂志的主编E. L. 戈德金、小说家威廉·迪恩·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以及劳工领袖乔治·麦克尼尔（George E. McNeill）。联盟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出版了名为“自由小册子”的传单，警告国人说帝国与民主是完全互不相容的。美国的历史使命，同盟宣布说，是“通过树立一个成功的自治政府的榜样来帮助世界”，而不是去征服其他的人民。一个“自由人的共和国”，反帝国主义者强调说，应该帮助“处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之中的”波多黎各人和菲律宾人，而不是将他们置于殖民统治之下。
1900年，民主党再次提名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与麦金利竞争。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对菲律宾战争表示反对，因为它将美国置于一种“非美国式”的位置，“使用军事力量来粉碎”另外一个人民“追求自由和自治的愿望”。反帝国主义联盟的主席乔治·鲍特威尔（George S. Boutwell）宣布说，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最紧要的问题是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性质——是一个“共和国还是（一个）帝国”？
然而，支持扩张性帝国外交政策的人也采用了一种自由的语言，而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矛盾或难堪之处。反帝国主义者才是真正的“自由福音的离经叛道者”，外交官和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贝弗利奇（Albert Beveridge）强辩说，美国之所以向海外扩张，并不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或国家霸权，而是为了把“自由的新天地”带给世界各地的人民。美国是一个“具有仁慈之心”的帝国主义，它的根源深扎在一种立志帮助落后文化提高地位、将自由洒遍全球每个角落的民族使命之中。但是，贝弗利奇也没有忘却更现实的考虑。美国的贸易，他指出，“从此必须与亚洲联系在一起。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我们在什么地方去为我们的剩余产品找消费者呢？这个问题由地理位置做出了回答。中国是我们不言而喻的顾客。”而菲律宾则掌握着控制“整个东方商业环境”的关键。在美西战争掀起的爱国主义浪潮的帮助下，随着经济从1893—1897年经济萧条中的复苏，麦金利在1900年再次重演了1896年的胜利。
在20世纪的曙光来临之时，美国看上去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加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国内外的作者充满信心地预测美国的影响将很快扩展到全球。在他1902年出版的《新帝国》（The New Empire）一书中，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布鲁克斯·亚当斯预测说，因为它所具备的经济实力，“如果美国不能一下超越所有帝国的话，……［它也将很快］超越任何一个单独的帝国”。这个预测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会得以实现。然而在1900年，许多表现20世纪大部分时期美国生活的特征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工业生产方面，美国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1897—1904年的企业合并使巨型公司掌控了国家经济的一大部分。政治体制获得了稳定。北部和南部的白人握手言和，达成了谅解，而与此同时，种族排斥的界限——对黑人实行的种族隔离、将中国人排斥在准予进入美国的移民队伍之外、将印第安人限制在保留地上等——则限制了自由和公民资格的适用范围。
19世纪关于自由的辩论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创造自由的条件时应扮演的角色以及谁应该享有公民权利——并没有获得一劳永逸的答案。同样没有解决的难题是：美国如何在其所扮演的帝国角色与其传统的自由理想之间求得一种自圆其说。这些都是19世纪留给20世纪第一代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