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不可挡的劳工问题”
19世纪后期的公众讨论几乎比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的是以阶级来画线的。公众辩论从奴隶制问题转移到了一位政治人物所称的“势不可挡的劳工问题”。1877年，这种转移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这是重建结束和第一次全国性劳工罢工——铁路大罢工——同时发生的一年。工人们抗议削减工资的罢工活动造成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铁路运输的瘫痪，州国民警卫队企图强迫工人们返回工作场所。当军队在匹兹堡向罢工工人开枪、打死了20人之后，工人们放火焚烧了该城的铁路工场，摧毁了数百万美元价值的财产。大罢工也使芝加哥和圣路易斯陷入了瘫痪状态。这场罢工揭示了工人内部坚强的团结精神，也暴露出共和党与由工业厂主们组成的新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拉瑟福特·海斯总统前不久才命令在南部的联邦军队停止对地方政治的介入，此刻却命令军队进入北部。总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必须用武力［把工人们］镇压下去。”
“这个国家曾可以尽情享受自由，不受那些在旧国家中繁多的社会动乱因素的干扰，”《纽约时报》宣称说，“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877年之后，联邦政府在主要城市建立了军营，以保证再次发生劳工骚乱时军队可以随时调动。这样，国家力量将不是用来保护处于困境中的前奴隶们，而是用来保障财产权。
劳工骑士团与“享有自由的根本条件”
19世纪80年代目睹了新一波的劳工组织活动。处于这场运动中心位置的是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骑士团是第一个希望同时将技术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女工和男工、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同时组织起来的工会组织（即便是劳工骑士团，它也将西海岸遭人痛恨的亚洲移民排除在外）。1886年，它的成员达到了80万人的顶峰时期，由它举行的罢工、抵制活动、政治行动、教育和社会活动中，更是卷入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镀金时代的劳工改革者一方面对小生产时代充满怀旧的感情，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工厂制的胜利；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从8小时工作制到经济困难时期的公共就业制度、货币改革、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创建一个定义模糊的“合作社会”。所有这些思想都来自这样的一种信念，即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环境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劳工骑士团的领袖特伦斯·鲍德利（Terence V. Powderly）宣称，美国人不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享有自由的人民”。
劳工运动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契约自由之上的自由理解发起连续不停的攻击。因为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和政治腐败，劳工骑士团指出，普通美国人丧失了对自己经济生活和对自己政府的控制。劳工还使用内战前国家分裂的隐喻，将雇主称为新的“奴隶主势力”。乔治·麦克尼尔（George E. McNeill）原为波士顿的一个鞋匠和工厂工人，后来成为劳工运动最具雄辩力的作者。他警告说，集中化的资本势力已经变成了“一种比国家还要强大的权力”。“极端分化的财富与贫困，”他接着警告说，已经威胁到了民主政府的生存。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保证所有美国人都能享有一套基本的经济权利，从而将“共和原则嫁接到工业体系中去”。
劳工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有意义的自由是否还会存在？1886年7月4日，太平洋海岸贸易工会同盟（Federated Trades of the Pacific Coast）重写了独立宣言。宣言声称，工人们不仅被迫受制于具有压迫性的政府，而且也受制于“一个特殊阶级的非正义统治”。在人类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中，宣言列举了“生命权和生活资料权、自由权以及享有自由的根本条件”。
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对镀金时代社会环境不满意的远远不止是充满怨恨的劳工阶级。19世纪80年代后期，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曾谈到有一种“深深的不安的感觉”，即一种普遍的恐惧感，感到国家“处在一种因一小撮人掌握了集中资本而必然要产生新奴隶制的真正危险之中”。社会思想家们对阶级冲突和集中资本的日益增大的权力忧心忡忡，提出了各种改良方案。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内，有150部以上的乌托邦或描述世界末日灾难之类的小说出版，预测社会冲突或将为一种新的和谐社会秩序所取代，或将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这个时代的一部流行小说是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的《凯撒的纵队》（Caesar's Column，1891），故事以文明社会被劳资之间的一场野蛮战争毁灭而结束。
许多书对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提出了更为乐观的建议，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1879）、劳伦斯·格朗伦德（Laurence Gronlund）的《合作社会》（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1884）以及埃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1888）。这三本书都是这一世纪最为轰动的畅销书。它们的成功证实了乔治所称的“一种普遍的意识……即当前的社会组织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失和错误”。三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力图重新塑造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和谐与美国自由水乳交融的黄金时代。
《进步与贫困》
尽管它对政府的政策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进步与贫困》所引起的公众关注可能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经济学著作。19世纪50、60年代，亨利·乔治是加利福尼亚一家反奴隶制报纸的编辑，亲眼目睹了加州土地被迅速垄断化的过程。他的书以一段对书名所提到的“问题”的陈述开始——“腐败和悲惨”与物质进步同生共长。他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单税制”，即用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来取代所有其他形式的税收。因为单一税的税额定得极高，城市和农村中进行的土地投机活动将被制止。无人知道有多少乔治的读者真正相信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国家的问题。然而，他对经济关系所作的通俗易懂的说明，对曾经长期被美国人当作旧世界的“社会病”如何来到新大陆的过程所作的一针见血的解释，却赢得了数以百万计读者的强烈反响。
在乔治所作的分析中，自由处于核心的位置。由他的书所激发的政治运动的“最合适的名字”，他曾经写到，应该是“捍卫自由的人”，这批人“对于工业奴隶制问题的处理”将如共和党人近来对黑人奴隶制问题的处理一样。乔治否定了将自由与土地拥有相互等同的传统观念（既然单税制事实上将土地变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财产”）。在其他方面，他的自由观却与主流思潮步调一致。尽管他呼吁一个大规模的对经济的公共干预，但他仍将政府视为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权力”；在未来的“合作社会”中，政府的功能将被限制在增进生活质量方面，如修建“公共浴室、博物馆、图书馆和公园”之类。
《合作社会》的角度则完全不同，这是第一部将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给美国普通读者的著作。书的作者劳伦斯·格朗伦德是一名律师，1867年从丹麦移民来到美国。对社会主义思想——即一种为保障更为公正的社会财富利益的分配，应由政府拥有来取代经济企业的私有性拥有的信仰——的追求在19世纪后期的西欧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然而在美国，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获取私有财产是享有个人自由的根本条件，社会主义的信仰主要局限在移民之中，而他们的写作因经常使用的是外语，并没有引起多少公众的关注。
格朗伦德开始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美国化的过程。当卡尔·马克思——19世纪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预计社会主义将通过一场工人阶级革命而产生，格朗伦德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和平演变过程的结果。因此，他使社会主义变得更容易为中产阶级美国人所接受，这些人希望尽快结束阶级之间的冲突，恢复社会的和谐。
贝拉米的乌托邦
直到20世纪初，社会主义才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占据了一个明显的地位。如格朗伦德自己所指出的，《合作社会》最重要的结果是帮助读者阅读和接受埃德华·贝拉米的《向后看》，后者是一本真正鼓吹社会主义但“不用那个名字”的书（贝拉米讨论关于“民族主义”而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 ）。贝拉米几乎一生都住在马萨诸塞的奇科皮福尔斯（Chicopee Falls）这个小工业城市里。在《向后看》这部小说中，他的主人公于19世纪末陷入沉睡之中，醒来时世上已是2000年；在此刻的世界上，合作取代了阶级对峙、“过度个人主义”和你死我活的竞争。所有的不平等已被抛弃，随之而去的是那种不受政府约束、通过自己努力来争取得享自由的条件的思想。贝拉米坚持认为，自由是一种社会条件，它的基础是相互依靠，而不是独立自主。
《弗兰克·莱斯勒插图新闻》于1884年9月13日刊登的名为“9月1日的劳工游行”插图。图中的巨大标语牌显示，劳工运动将镀金时代的雇主与内战前的奴隶主势力相提并论。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贝拉米的乌托邦社会——公民必须在一支由唯一大托拉斯控制下的工业队伍中工作若干年——看上去是一幅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的社会蓝图。但这本书却激发了数百个国家主义俱乐部的诞生，这些俱乐部决心要将2000年的世界变成现实。这本书也给整整一代改革家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贝拉米提供了一种希望：未来社会可以在保持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消灭社会的不平等，恢复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在要求国家保证为所有人提供经济保障时，贝拉米将自由的概念做了一种意义极为深远的扩展。“我知道你在19世纪时把自己称作自由的人，”一位生活在2000年的人对贝拉米小说中的李乐大伯（Rip Van Winkle）说道，但“这个词的意思在当时不可能具备它目前所含有的同样的意义，”或者说，它不可能适用于这样一种社会，即许多人生活在一种“为了维持基本生命而不得不痛苦地依附于他人”的境地之中。
社会福音
1888年《向后看》出版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放任自流的自由定义已经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批判者中不仅包括劳工运动和像乔治、贝拉米这样的中产阶级作者，还包括牧师，他们为正在出现的工业秩序所呈现的极端不平等深感震惊。这一时期大多数的新教牧师专注于批评和谴责个人的罪恶，如酗酒和不守安息日等，而且并不把对财富的追求视为不道德之事。他们的“财富的福音”对“契约自由”的世界观给予一种道德的支持，但在沃尔德·劳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纽约市的一位浸礼会牧师——和其他人的写作中，一种“社会福音”的轮廓开始出现。他们强调自由与精神的自我发展需要权力与财富的等同为基础，而不受约束的竞争已经将建立基督教兄弟情谊的理想愚弄得毫无价值。
社会福音运动最初是为改革新教教会而进行的一种努力，目的是扩展它们在城市贫穷社区的影响力，使它们对这个时代的社会疾病给予更多的关注。运动的支持者们在都市地区建立起传教站、兴办救助活动等，企图帮助缓解贫困，制止滥用童工，鼓励为工人阶级兴建较好的住宅区。牧师们会与劳工骑士团和其他群体一同要求制定关于公共卫生和安全的法律。有些牧师还建议，以一种强调合作的经济组织取代竞争式的资本主义。美国天主教会内也出现了一群牧师和主教，他们希望改变教会对社会改革运动持有的带有敌意的传统立场以及它对当地社会思想潮流的自我封闭。他们认为，既然大多数的教徒都是男性和女性工人，教会应该对劳工运动表示支持。这些发展都表明，美国社会存在着非常普遍的对“契约自由”自由观的不满。
秣市事件
自由女神雕像揭幕的1886年也目睹了劳工运动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期。在西部铁路工会成功举行反对金融家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的罢工的胜利鼓舞下，许多工人加入了劳工骑士团。1885年，骑士团人数是10万人，次年，人数一下增加了7倍。1886年5月1日，全国各城市有35万工人集会，举行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游行。5月1日（或后来被叫做May Day，五一国际劳动节）起源于美国，这一天很快变成全世界工会劳工每年一度举行游行、野餐、罢工和欢庆活动的日子。
1886年影响最大的事件发生在芝加哥。该城的劳工运动规模庞大而且很有活力，吸引了本土出生的工人和移民工人；工人们持有的政治观点非常广泛，从移民工人具有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到美国传统的平等观和反垄断思想等等。1885年，铸铁工人工会——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技术工人工会之一——在麦考米克总厂组织了一场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麦考米克是专门制造农业机械的工厂。厂方将顶替罢工的工人和私人武装带进工厂，双方在街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因担心引发大的混乱，芝加哥市市长和重要的商人领袖劝说厂方答应工会提出的条件以解决危机。1886年2月，厂方安装了新的机器，新机器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浇铸工的传统技术，厂方于是宣布，工厂从此将以无工会的方式运营，结果引发了一场势不两立的长期罢工行动。
这一次，芝加哥市政府站在了厂方一边。1886年5月3日，有4名罢工的工人企图阻止罢工破坏者进入工厂时，被警察开枪打死。第二天，秣市广场举行了一场抗议集会。在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此人的身份一直未有定论——向人群中扔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一名警察。惊慌失措的警察立即开枪，击中了几位旁观者和他们自己中间的一些人。他们随后又突袭了工会和激进组织的办公室，逮捕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雇主们借机将劳工运动描述成是具有危险性的、好用暴力的、由外国出生的激进分子所控制的反美国势力。麦考米克的罢工被打败了，该厂的工会也被摧毁。8名无政府主义者被以预谋和实施爆炸的名义起诉。尽管反对这些人的证据明显的不足，陪审团仍然判这些“秣市烈士们”有罪。4人被处以绞刑。一人在狱中自杀身亡。剩下的3人被判监禁，一直到1893年当亲劳工的约翰·皮特·阿尔特吉尔德（John Peter Altgeld）担任伊利诺伊州长后才减轻了他们的刑期。
8名被控进行秣市爆炸的人中有7人是外国出生的——6名德国人和一名英国人。最后一名是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他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在内战中参加过南部同盟的军队，重建时期在得克萨斯州当过一家共和党报纸的编辑。帕森斯担心他的政治观点和他妻子露西是黑人这一现实，可能会使他在南部遭受暴力的袭击，于19世纪70年代移居到了芝加哥。他从重建时代得克萨斯州三K党的暴力中幸存下来，却像其他的“秣市烈士”一样，在伊利诺伊州的绞刑架上，为一种自己并没有犯下的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劳工与政治
秣市事件发生在独立的劳工政治活动正在迸发出来的时代。一项研究指出，1886—1888年，从亚拉巴马的安尼斯顿（Anniston）到威斯康星的怀特沃特（Whitewater），有100多个参加地方政治选举的人都与劳工骑士团有联系。这些参选者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使用公共和私人警察力量和法院禁令来打击罢工和劳工组织。至少有60人获得某种选举的成功。在堪萨斯市，一个由黑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和中产阶级选民组成的联盟推选汤姆·汉纳（Tom Hanna）为市长。他当选后，在处理工业纠纷时，站在了工会一边，而没有站在雇主一边。
最有影响的劳工选举发生在纽约市。1886年，亨利·乔治成为了劳工推选的市长候选人，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乔治之所以参选是想引起人们对土地单税制的关注，但那些组织起联合劳工党的工会领袖们有着更为急迫的目标，他们尤其希望阻止法院发出罢工禁令和以预谋罪监禁工会领袖。乔治的竞选进行得有声有色，他在工厂、移民协会、劳工游行和集会上发表演讲。自由女神像落成仪式几天之后，纽约人纷纷前往投票站，选举市长。将近7万人把票投给了乔治。他在选举中名列第二，大大超过了共和党的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险些战胜民主党候选人艾布拉姆·休伊特。
人们对辉格党的消失、一无所知党的兴衰和共和党的崛起等近期为美国政治制度所目睹的事件仍然记忆犹新，1886年的事件暗示，劳工也许也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永久性政党。事实上，这一年标志着劳工骑士团发展的一个高潮。然而，面对雇主的敌意，劳工骑士团的组织结构十分落后，无法将突然涌现的劳工力量转化成为新的会员，它很快就衰落了。主要的政党则在争取劳工选票的方面表现得十分的积极踊跃和富有活力。
美国的镀金时代目睹了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中围绕自由的定义而出现的深刻的、有时甚至是带有暴力的社会分化。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的人将自由看成是一种不受外来限制的、个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权利；其他人则提倡用联合的力量来创造一种为普通美国人所享有的“产业自由”；这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将会在今后若干年内继续进行下去。在20世纪早期，改革者们将寻求新的方法来面对自由的社会条件的问题，寻求新的方法来增加普通美国人的政治和经济自由。然而，在此之前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仍将面对自从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自由的界限将再度被重新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