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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8

美国内战后南方的激进重建有哪些表现

“自由的警钟”

 
      重建法通过之后,前奴隶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在大型群众集会上——由男人、妇女和儿童参加的社区集会——非裔美国人声称拥有平等的公民资格。亚拉巴马的一次黑人会议宣称,黑人应该享有“与白人完全平等的特权和豁免权。我们不要求更多的权利,但我们决不会接受更少的权利”。
      这些集会激发起要求补偿黑人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的直接行动。在南部的城市里,成百上千的黑人参加了“静座”(sit-in)示威,要求废除马拉公交车上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植园的工人也组织起来,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男男女女的演讲者在整个南部动员群众。弗朗西斯·艾伦·沃特金斯·哈珀(Frances Ellen Watkins Harper)曾是一名黑人废奴主义者,此刻她开始了一次两年之久的演讲旅行,就“读书识字、土地和解放”等举行演讲。詹姆斯·林奇曾在1865年与其他黑人领袖一起会见过谢尔曼将军,成为了共和党集会的组织者。他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用当时一位白人的话来说,以“流畅和优雅”的演讲而闻名,他能在他的听众中“激发起阵阵激情”,而“其他人做不到这一点”。
      黑人们决心要行使他们作为公民的新权利,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与共和党有密切联系的联邦同盟(Union League),绝大部分合格的非裔美国人参加了选民登记。詹姆斯·格林(James Green)曾经是亚拉巴马州黑尔县的奴隶,此刻他担任了联邦同盟的领袖,后来还在亚拉巴马的立法机构中任职8年。19世纪80年代,格林在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我原来处于一种完全的蒙昧无知的状态,除了服从主人之外,我什么也不懂;我们中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但是自由的警钟响了,敲开了我们的门,我们肩负着责任,像自由人一样走出来。”
      1870年,所有前南部同盟州都被重新接纳返回了联邦,在这个战前共和党根本不存在的区域,所有的州政府此刻都为共和党所控制。新的州宪法是1868—1869年由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包括大批黑人选民参加的公民机构起草的。这些宪法与它们所取代的旧宪法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它们极大地扩展了政府的公共责任,建立起南部第一个由州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体制,建立起新的监狱、孤儿院和精神病院。这些州宪法也保障了公民的民事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废除了战前的一些做法,如惩罚犯罪所使用的鞭刑、竞选公职所要求的财产资格以及因欠债而导致的监禁等。有几个州开始曾禁止前南部同盟的官员参加选举,但这项限制很快为新的州政府所废止。
《南部的选举动员》,这幅刊登在1868年7月25日《哈珀周刊》上的版画描绘了一个演讲者在南部乡村的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讲的情形。妇女与男人一起参加了这类基层活动。
 

黑人官员


      在整个重建时期,黑人选民构成了共和党的主要支持力量。与他们的对手所指责的不同的是,非裔美国人并没有能够控制重建的政治。最高的职位几乎全由白人担任,只有在黑人占人口60%的南卡罗来纳州,黑人议员才构成了州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尽管如此,重建时期有2000多名非裔美国人担任公职,这一事实代表了南部政治权力的一种根本性的转移,也代表了美国政府历史上一个新的开端。
      在每一级政府中,非裔美国人都有代表。有14名非裔美国人当选进入了国会众议院。两名黑人在重建时期进入了国会参议院,两人都来自密西西比州。海勒姆·雷维尔斯(Hiram Revels)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在伊利诺伊接受教育,内战期间在联邦军队中担任随军牧师。1870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参议员。第二名黑人参议员是布兰奇·布鲁斯(Blanche K. Bruce),他曾经是一名奴隶,于1875年当选为参议员。从那时起,只有3名非裔美国人——马萨诸塞的埃德华·布鲁克(Edward W. Brooke,任期为1967—1978年)、伊利诺伊的卡罗·莫斯利·布拉姆(Carol Moseley Braum,任期为1993—1998年)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任期为2005—2009年)——在参议院担任议员。
      路易斯安那的平克尼·B. S. 平奇贝克(Pinckney B. S. Pinchback)出生在佐治亚,是一名白人种植园主和一名自由黑人妇女结合所生的后代;他曾在1872—1873年冬短暂地担任过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州长。一个多世纪之后的1989年,L. 道格拉斯·怀尔德(L. Douglas Wilder)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才有了第二名黑人州长。        重建期间,约有700名黑人担任州立法机构的议员,许多人担任了地方官员,职务包括地方治安官、警长、税收官和警察等。黑人官员和他们的白人盟友的出现给南部的生活带来了一种非常真实的变化,他们的存在保障了审理受到刑事犯罪指控的黑人的陪审团中包括了黑人陪审员,保障地方政府在修建公路、估算税收和救济贫困等方面做到公平和公正。
      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两州聚集了南部最富有的和受过最好教育的黑人社区,最有名的黑人官员并没有经历过奴隶制。除此之外,一些重建时期的黑人官员是在战后才移居到南部去的,如担任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法官的乔纳森·赖特(Jonathan J. Wright)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大部分黑人官员都是由前奴隶构成的,他们在当地黑人社区中通过参加联邦军队、担任牧师、教师或有技能的工匠,或参加联邦同盟的组织工作等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名气。罗伯特·斯莫尔斯(Robert Smalls)是最知名的黑人官员之一。内战前,他曾在查尔斯顿的码头上当奴隶劳动力,1862年他秘密地把南部同盟的一艘命名为“种植园主”(Planter)的舰船中引出查尔斯顿海湾,送交给联邦军队,此事使他名声大震。斯莫尔斯在南卡罗来纳的海岛地区成为了很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人物,连续5次当选为国会众议员。

“携带皮囊者”和“无用的牲口”

 
      新南部政府也将一批新的白人带入了权力中心。许多重建官员是北部人,他们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决定战后在南部安家定居。他们的敌人把他们称为“携带皮囊者”(carpetbaggers),意指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行装都打包装在一个皮箱里,离开家乡,到南部来捞取官职。一些“携带皮囊者”无疑是腐败的冒险和投机分子,但大部分人是前联邦军队的士兵,他们在战后政治前景尚不明朗的时候就决定留居南部。还有一些人是土地和铁路投资人,他们把战后南部看成是一个机会,希望自己既有可能在其中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进步,又能在帮助南部“用文明取代奴隶制”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教师、自由民局官员和其他抱着帮助前奴隶的理想而来到南部的人构成了“携带皮囊者”中另外一个大的群体。
      然而白人共和党人中的大多数是出生在南部的人。前南部同盟分子把这些人视为南部和白人种族的叛徒,把他们称为“无用的牲口”(scalawags),并对他们表示出最大的鄙视。一些南部出生的共和党人实际上是很有地位的富人,如詹姆斯·奥尔康(James L. Alcorn)。他是密西西比州最大的种植园主之一,也是该州的第一名共和党人州长。
      “无用的牲口”中大部分人是来自南部乡村的白人农场主,他们不曾拥有过奴隶,许多人是战时的亲联邦派,此刻他们与共和党人进行合作,防止“反叛者”重新回到政治权力中心来。他们中的另外一些人则希望重建政府能够帮助他们收回战时发生的经济损失。他们希望州政府停止收缴债务,立法对小财产所有者进行保护,避免他们的房屋落入债权人的手中。在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阿肯色等州,共和党人开始曾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白人选民少数群体。即便在南部腹地,一个小规模的白人共和党选民群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南部的人口几乎非常平衡的被划分成两个部分:黑人(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投票支持林肯的政党)和白人(绝大多数都投民主党的票)。

当权的南部共和党人

 
      从它们所面临的不可思议的挑战来看,激进重建时期的南部政府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不是它们如何在许多方面遭遇了失败,而是它们如何尽力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就。也许,它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南部建立起了第一个州政府资助的公立教育体制。这个新教育体制同时为黑人和白人儿童提供教育,尽管学校通常实施种族隔离。在重建时期,只有新奥尔良市的公立学校实行的是黑白合校制;只有在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才接受黑人学生(在其他地方,种族隔离的大学得以建立)。内战之前的南部,教奴隶识字是一种犯罪活动,南部政府对贫穷白人的孩子接受教育的事情几乎不闻不问,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南部的白人和黑人儿童都能够进入公立学校就学。新的州政府在民权立法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州政府将在铁路、旅馆和其他的公共场所实行种族歧视的做法定为非法。这些法律的实施因地而异,差别很大,但重建第一次在州一级建立起一种平等公民资格的标准,对黑人享有公共设施的平等权利予以了承认。
      各州的共和党政府还采取行动,对乡村劳动力予以支持,推动南部经济的恢复。政府立法保障了农业工人和分成租佃农对收获的庄稼有优先的处置权,而不是土地的商业债权人。南卡罗来纳建立了一个州土地委员会来处理相关问题;到1876年时,这个委员会将14000户黑人家庭和少数贫穷的白人家庭安置到他们自己拥有的农场上。

追求经济繁荣

 
      在追求南部的经济增长和为非裔美国人和贫穷白人创造机会方面,重建时期的州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而不是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它们认为,修建铁路是将南部转化为一个拥有兴旺发达的工厂、蓬勃发展的城市和多元化农业的社会的关键。“一个自由的和有活力的共和国,”一位田纳西的共和党人说,将“从铁路的轨道中跳跃出来”。每个州在重建时期都拨款资助铁路的修建,并通过减税和其他的刺激手段,吸引北部的制造商到南部来投资。这些计划带来了正面和负面相间的结果。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疲软的状态,因为西部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很少有北部的投资者愿意到重建时期的南部来冒险。
      对于它们的支持者而言,激进重建的政府呈现了一个既有成就、又充满失望的复杂模式。南部没有出现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大部分的非裔美国人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然而另一方面,一个跨种族的民主政府,作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新生事物,在南部的许多地方进行有效的运作。公共设施得以修建和扩展,公立学校体系得以建立,法律法规将种族主义清洗出去。从殖民地到1867年一直主导南部政治的保守精英势力被排斥在政治中心之外,与此同时,贫穷的白人、北部的新来者和前奴隶们参与了政治投票,组成了法庭的陪审团、制定和执行法律。“我们经历了我们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一位南卡罗来纳的律师在1871年写道,“这[种变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正因为这场变化进展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重建才会遭遇如此极端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