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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4

美国南北战争前的逃奴问题

      在1850年的美国国会大辩论中,出于各方面的考量,政治领袖们最终将充满危险性的奴隶制问题从国会辩论中排除出去了,但这样的回避将是最后一次。然而,新的逃奴法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进一步的争议。逃奴法授权特别任命的联邦官员,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甚至在缺乏被控告人证词的情况下,决定受到指控的逃奴的命运。新逃奴法还禁止地方官员干扰抓捕逃奴的行动,要求公民应联邦官员的要求协助对逃奴的抓捕。南部领导人通常以捍卫州权和地方自治权而著称,此时他们却对这一法律表示了支持,因为这项法律将允许联邦官员进入整个北部社区,并确保将抓捕到的逃奴归还给主人,有权否决地方政府的执法命令和司法审查的程序。对于南部人来说,保障奴隶制的生存比坚持在州权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性更为重要。所有自由州都受到了逃奴问题的影响。例如,抓捕者可以进入加利福尼亚境内,去抓捕那些从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逃出的、希望借道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去寻求自由的奴隶。这个问题把类似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这样的个人也带入到政治中来。他虽然反对奴隶制,从前却一直游离在反对奴隶制的事业之外。爱默生和其他受超验主义思想影响的人把逃奴法看成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例子,即联邦政府为了听命于南部而不惜于扼杀个人根据自己良心来采取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爱默生看来是真正自由的基础。
      19世纪50年代,联邦法院审理了300多例案件,命令将157名逃奴送回到南部去,许多遣送都是由联邦政府出钱进行的。逃奴法继续扩大了区域间的分歧。在一系列激烈的对抗中,逃亡的奴隶在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对抓捕进行了顽强的反抗。1851年,一大群人将逃奴杰里从纽约州锡拉丘兹的监狱中救出,然后把他送到了加拿大。同年,一个企图抓捕逃奴的奴隶主在宾夕法尼亚的克里斯蒂娜被谋杀。当年晚些时候,从肯塔基与家人一起逃跑到俄亥俄的女奴玛格利特·加纳(Margaret Garner)因不愿看到自己的女儿被联邦执法官送回到奴隶制中,亲手将她杀死(20世纪末,这桩事件成为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著名小说《宠儿》[Beloved]的原型)。
一幅1855年的宣传画,描绘一名逃奴安东尼·伯恩斯(Anthony Burns)的一生。他在波士顿被捕,并于1854年被遣返回南部。
      在北部,几千名逃奴和自由黑人担心自己在逃奴法的严厉条款下遭到逮捕,纷纷逃往加拿大去躲避。如此众多的逃亡者在国外寻求自由的情景,对人们耳熟能详的美国是自由的避难所的形象提出了挑战。“家庭遭到分离,”一家多伦多的报纸在1850年10月这样写到,人们“离开他们的家庭,从各个方向奔加拿大而来,在英国的旗帜下,寻求被那个自由共和国所剥夺了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