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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2

美国黑人对奴隶制的反抗

      面对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捍卫奴隶制的决心,以及在人数上不敌整个南部白人多数的现实,奴隶们很少通过直接的起义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经历了无数次卷入上百人有时甚至是上千人的奴隶暴动,而在美国发生的奴隶暴动在规模上往往很小,而且也并不经常发生。美国没有发生像在海地发生的那种成功的奴隶革命,也没有发生过1831年在牙买加发生的那种不成功的反叛,这场反叛看上去至少卷入了2万名奴隶。然而,这并不意味美国的奴隶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被迫在其中生活的制度。在旧南部,奴隶的反抗是以多种形式展开的,从个别的公开挑战的行动到偶尔的集体暴动。这些行动对奴隶主们自我描绘的慈父形象,对他们把奴隶们想象为唯命是从、并因得到主人的照料而感恩不尽的想法,都提出了一种经常不断的挑战。
 

反抗的方式

 
      最普遍的对奴隶制的反抗方式是“每日的抵抗”或“无声破坏”——在干活的时候捣乱、毁坏工具、摧残牲口等——以及采用其他破坏种植园日常生产流程的方法。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ad)来自北部,19世纪50年代他在南部巡游时记录道,“门大大敞开着,围栏的栏杆被黑人取掉了,骡子的腿被打瘸了,工具被损坏了,一艘平底船因缆绳被解开而在河面上任意漂流,那些为修建新的围栏运木头来的人,把运来的栏杆乱卸一地,修建围栏时[主人]需要花费两倍的劳工价钱。”许多奴隶设法使主人相信他们有病,由此可以避免工作(尽管几乎没有人在他们应该休息的礼拜日声称有病)。此外,奴隶们还采用了偷取主人食物的方式,这是在当时一种极为盛行的反抗方式,一位南部医生甚至由此而诊断说,这是黑人特有的一种遗传病。不太经常发生但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奴隶的其他犯罪行为,如纵火、下毒和用武器攻击单枪匹马的白人。
 

逃奴

 
      对奴隶制稳定更具威胁性的破坏是奴隶的逃跑。潜在的逃奴们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同所罗门·诺瑟普所回忆的,“每个白人都可以随时捉拿他,巡逻队的人时刻在搜寻他,狼狗随时准备跟踪他的足迹。”奴隶们对地理知识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他们只知道朝着北极星所指的方向奔向自由。无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最终成功地抵达了北部或者加拿大——历史学家最常用的估计数字是每年约有1000人抵达。大多数成功抵达北部或加拿大的人,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来自南部的北部,尤其是来自马里兰、弗吉尼亚和肯塔基这些与自由州交界的南部州。道格拉斯逃离奴隶制的时候是20岁,他的例子非常典型,说明大多数的逃奴都是年轻的男性。大多数的女奴不愿意抛弃孩子,并且带着孩子进行千辛万苦的逃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图 一幅常见的奖励抓捕逃奴的告示
      在南部腹地,逃奴们通常逃进类似新奥尔良或查尔斯顿这样的大城市中,在那里他们希望隐没在自由黑人的社区里。另外一些逃奴则逃入极为偏远的地方,如弗吉尼亚的大迪斯默沼泽地(Great Dismal Swamp)或者是佛罗里达湿地(Florida Everglades),在这里西米诺尔印第安人在被迫迁徙到西部去之前为逃奴们提供了避难所。即便在田纳西这样的地方,一份地方报纸上刊登的抓捕逃奴的研究指出,大约有40%的逃奴是停留在本地,30%逃向了南部的其他地方,另外有25%的逃奴企图逃向北部。
      地下铁道(Underground Railroad)为一些逃奴提供了帮助。这是一个由具有同情心的废奴主义者组成的松散组织,他们用自己的家帮助藏匿逃奴,并把逃奴送到下一个“车站”。还有一些勇敢的人冒险进入南部,去解救那里的黑奴。其中最为闻名的是哈里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她于1820年出生在马里兰州,1849年逃到费城。在随后的10年里,她曾20次返回马里兰州,带领她的亲戚和其他奴隶奔向自由。然而,大多数最终逃到北部的人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他们有时必须展示出令人吃惊不已的智慧和创造力。威廉和埃伦·克拉夫特(William and Ellen Craft)两人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有病的主人带着她的奴隶在旅行。亨利·巴克斯·布朗(Henry“Box”Brown)把自己装在一个柳条货箱里,直接从佐治亚通过航运抵达北部。
 

“阿米斯达德号”事件

 
      在为数不多的情况下,大群的奴隶会采取集体行动争取获得自由。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839年的“阿米斯达德号”事件,这艘载有53名奴隶的船在从古巴的一个港口驶向另外一个港口的途中,被奴隶们所劫持,奴隶们强迫领航员将船驶向非洲。“阿米斯达德号”在大西洋海岸上来回漂流,最终在长岛附近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抓获。马丁·范布伦总统希望将奴隶们退还给古巴方面,但废奴主义者将这个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庭辩论中,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争辩说,既然这些奴隶是在违反了禁止奴隶贸易国际条约的前提下从非洲购买的,这些奴隶应该被予以释放。最高法院接受了亚当斯的辩论,大部分的奴隶最后回到了非洲。“阿米斯达德号”案例对美国内部的奴隶制没有任何影响,但它可能激发起1841年的一次类似的奴隶起义。当135名奴隶在被一艘名为“科罗尔号”(Creole)的船从弗吉尼亚的诺福克运送到新奥尔良的途中时,奴隶们控制了商船,驶向英属巴哈马群岛的拿骚(Nassau)。领导起义的奴隶领袖拥有一个容易令人产生联想的名字:麦迪逊·华盛顿。令泰勒政府感到极为失望的是,英国人为“科罗尔号”的起义奴隶们提供了避难所。
 

奴隶的起义

 
      对奴隶制的反抗时而超出个人和群体的反抗行动,而代之以纯粹的反叛斗争形式。美国历史上4次最大的奴隶反叛预谋都是在19世纪早期前后相距31年的时段里发生的。第一次反叛的预谋是由弗吉尼亚奴隶加布里埃尔组织的,已经在第八章中讨论过。11年后,新奥尔良上游地区的蔗糖种植园中发生了奴隶暴动。大约有200至500多男人和妇女手持甘蔗砍刀、斧头、棍棒,以及一些枪支,向新奥尔良城进军,他们一路上捣毁财产,吓得沿途的白人惊恐地向新奥尔良城逃命。两天之后,州的民兵和正规军与起义者发生交火,经过一场恶战,打死63人之后,才将他们驱散。事后不久,暴动的领头人统统被斩首。那些被活捉的反叛者对他们行为的唯一解释是,如同其中一个所说,想要“杀死白人”,但看上去,他们好像是受到了前不久海地奴隶革命成功的鼓励。
      下一个预谋是由登马克·维西(Denmark Vesey)在1822年组织的。维西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奴隶木匠。他用赢得的彩票为自己赎得了自由。维西是一个敢作敢为、很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他对那些在街上给白人让路的黑人很不屑一顾,很快成为当地非洲美以美教堂的领袖。他的预谋反映出当时在大西洋世界流传的美国和非洲影响的结合以及正在出现的黑人文化。“他精心研究过《圣经》,”他的跟随者后来回忆说。他同时也引用了《独立宣言》,并研究了国会针对密苏里妥协的辩论记录,然后宣称道,“所有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拥有同等的权利。”他向参与预谋的人宣读了海地奴隶成功举行起义的报道。预谋的非洲传统通过维西的助手古拉·杰克(Gullah Jack)的角色来展现,杰克是一个来自安哥拉的宗教“巫师”,他宣称自己能够保护反叛者不受伤不丧生。但这项预谋还未变成现实便被破获了。
      如同许多的奴隶预谋情形一样,关于维西预谋的证据是充满矛盾和令人质疑的。许多的证据是从法庭进行的一系列秘密审判中得来的,那些被指控的人并没有机会与他们的指控人对质。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小托马斯·贝内特(Thomas Bennett Jr. )的一些奴隶也被指控为卷入了这场预谋,他写信对州总检察长罗伯特·海恩(Robert Hayne)抱怨说,法庭审理的程序违反了“文明国家所通用的规则”。海恩回答说,在这种的情况下如此审判一个“自由的白人”,将是对他的基本权利的明显侵犯。他接着说,但是“奴隶们并不享有这些权利”,因为“我们宪法中所有的保护自由的条款都只是为自由人制定的”。最后,包括维西和属于州长的3名奴隶在内的35名奴隶和自由黑人被处以死刑,另外35人被流放到州以外的地方。
 

纳特·特纳的暴动

 
      最有名的奴隶反叛者是纳特·特纳(Nat Turner),他是弗吉尼亚州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一名黑人牧师和一个神秘的宗教人物,自称得到上帝的选择,来发动一场奴隶暴动。特纳在州内四处周游,举行宗教活动。他说自己看见了黑天使和白天使在天空中打架,天堂中流淌着鲜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特纳最初选择在1831年7月4日这一天发动暴动,但并未能如期进行。8月22日,他和一小撮追随者从一个农场出发,向另一个农场进军,一路上对白人居民发起攻击。因为当地的许多男人跨过北卡罗来纳州的边界去参加宗教复兴活动,所以遭到攻击的多为妇女和儿童。到州民兵将暴动镇压下去时,大约有80多名奴隶加入了特纳的队伍,60多名白人被杀死。特纳随后连同17名反叛者被抓获,并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他被问到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有悔改之意,特纳回答说:“[耶稣]基督不也是被送上了绞刑架吗?”
    纳特·特纳的暴动是南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奴隶反叛行动。如同加布里埃尔和维西的预谋,特纳的暴动发生在南部种植园的核心地带以外,而在核心地带,对奴隶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特纳开始只是与一小撮奴隶接触,所以他面临的被发现或被出卖的可能比起加布里埃尔和维西来说要小得多。尽管如此,他的反叛却清楚地说明,在一个白人人口多于黑人、白人社区又是武装和联合起来的地区与白人进行暴力冲突,奴隶将处于致命的劣势地位。只有一种来自外面的力量才能扭转南部内部的力量平衡。然而,奴隶的抵抗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特纳的反叛展现了直接暴动与更加隐秘的反抗方式之间的联系。在这之后,许多流传的报道提到了在弗吉尼亚农场和种植园中奴隶们所表现的“不听话”的行为。
纳特·特纳的暴动
图 一幅描绘1831年纳特·特纳奴隶暴动的雕版画,发表在暴动之后不久出版的一本书中。
      弗吉尼亚立法机构不但没有朝解放奴隶的方向前进,反而在1832年决定进一步锁紧奴隶制的镣铐。新的州法禁止所有黑人——无论他们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充当牧师(这是一条几乎不可能实施的规定),加强了民兵和巡逻队制度的力量,禁止自由黑人拥有枪支,禁止教黑人读书识字。其他的南部州立即跟进,制定了类似的法律。在辩论结束之后,位于弗吉尼亚的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教授托马斯·迪尤(Thomas R. Dew)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指出将本州大批的劳动力逐出州外是十分荒谬的。他认为,弗吉尼亚面临着一个没有商量余地的选择:要么保留奴隶制,要么解放奴隶并将他们吸收到弗吉尼亚的社会中来。然而,即便是那些对奴隶制持批判态度的人,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后一种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1831年代表了旧南部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年,英国议会开启了一场在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的计划(这个过程要到1838年才完成),这项决定突现了南部在西方世界中所处的日渐孤立的地位。特纳暴动之后几个月,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波士顿出版了他的废奴主义杂志《解放者》(The Liberator)(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发展暗示,美国奴隶制将同时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捍卫奴隶制的理论继续在南部的知识和政治圈子里渗透,而反对的声音却遭到压制。一些州把加入废奴主义组织法定为一种刑事犯罪行为,暴民们则可将批评奴隶制的人从家中赶出。南部的“伟大的反映”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压制言论自由的运动。即便当谴责奴隶制违反了基督教原则和美国基本价值观的改革运动在北部兴起之后,以及围绕特殊体制的全国性辩论变得更加紧张之时,南部社会依然采取封闭的态度,坚守捍卫奴隶制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