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十年
“美国人民的主要事业，”卡尔文·柯立芝说，“就是做生意。”他在1923年沃伦·哈定突然死于心脏病之后继任总统。美国历史上好像很少有过像20年代这样的时候：经济发展迅速，政府与商业之间亲密合作，商业价值得到广泛的分享。在经历了一次短暂（仅延续到1922年而已）而剧烈的战后经济衰退之后，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十年。随着新兴工业——化工、航空、电子等——的蓬勃发展，随着传统工业，如食品加工和家庭用具制造业相继采用了亨利·福特的流水线组装生产方式，美国生产力和经济产出获得了巨大的增长。1929年，美国所生产的工业制造产品占了世界产量的40％。
汽车工业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此刻，最著名的美国工厂生产的是汽车，而不像19世纪那样生产的是纺织品和钢铁。20世纪20年代，汽车生产的年产量翻了3倍，从150万辆增加到480万辆。通用汽车公司学会了推销不同的车型和特殊设计的豪华车型的秘密，在产量上超过了以发明和生产廉价、标准化T模型汽车（1927年为A模型所代替）而著称的福特汽车公司。1929年，世界上85％的汽车是在美国生产的，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直到1980年，英国才做到了这一点）。汽车工业刺激了钢铁、橡胶和汽油生产、道路建设和其他经济行业的发展。它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郊区的扩张（已经有些人开始驾车去上班），帮助减少了乡村地区的封闭状态。
一个新社会
20世纪20年代，各种各样的消费商品大量出现，由推销商和广告商们负责推销，两者都以既满足美国人的心理愿望、又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的方式来推销商品。因为商品的购买经常是通过新近引入的分期付款计划中的信用支付来进行，消费商品迅速改变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除尘器、洗衣机和电冰箱改变了家务劳动的内容，减少了对家庭佣工的需求。在禁酒运动和来势凶猛的广告攻势的夹击下，一位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主管观察说，“消费者要想逃脱（该产品的诱惑）是不可能的。”可口可乐成为美国式生活的一种象征。
美国人开始更多将自己的收入花费在度假、看电影和观摩体育比赛等休闲活动上。1929年，每周看电影的人数达到了8000万人，比1922年足足增加了一倍。好莱坞电影此刻开始控制了世界电影市场。20世纪初的电影曾在好几个美国城市中制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电影制作人被吸引到洛杉矶的好莱坞地区，这里有开阔的空间，有可供户外摄影的终年不断的阳光天气以及各种不同的外景。1910年，法国的百代（Pathé）和高蒙（Gaumont）公司是世界主要的电影生产商。1925年，美国人发行的电影以8:1的比例超过了法国人。20世纪20年代，这两家法国公司放弃了自己的电影制作业，转行做起了在欧洲发行美国电影的商业，这是一笔更为赚钱的买卖。
收音机和摄影将大众娱乐带入了美国人居家的客厅中。美国人家拥有的收音机数量从1923年的19万台增加到1929年的将近500万台。这些发展同时也创造和传播了一种崭新的明星文化，录音歌手、电影明星和各种体育明星占据了美国人手中英雄谱的顶端部分。20世纪20年代，唱片的销售达到每年一亿张。美国维克多录制公司（RCA Victor）卖出了无数张著名男高音歌剧演唱家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的录音唱片，卡鲁索因而有时也被称为第一位现代明星。随后的明星还有电影演员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棒球手巴贝·鲁斯（Babe Ruth）以及拳击手杰克·登普西（Jack Dempsey）。普通美国人密切关注着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就媒体报道的密度而言，这一时代最负盛名的明星是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他在1927年进行了第一次单人不间断跨越大西洋的飞行。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是一名法国人，他自20世纪初起曾四次访问美国。1928年他评论说，一个“新社会”来临了，在这个社会中，美国人将他们的“生活水平”看成是一种“神圣的获取”，并“愿为捍卫这种获取付出任何代价”。在这个新的“大众文明”之中，为购买消费品而负债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取代了节俭和自我约束的价值观，后两者正是19世纪文化中评判人的诚实品质的重要标准。在过去，工作曾经是令手工业者们甚为骄傲的事情，工作也通过工会赋予工人们一种集体权力感，但现在，工作的价值仅在于为个人提供一种满足消费和娱乐愿望的途径。
繁荣的局限
“美国的大商业，”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写道，“正在生产社会主义者们希望争取达到的目标——为人人所享有的食物、住房和衣服。”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下面，未来麻烦的种种迹象已经四处可见。增额生产成果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产业工人的真实工资（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的工资）1922—1929年增加了1/4，但大公司的利润增加了两倍还多。经济集中化的趋势继续不受限制地发展。一小撮公司控制了经济的数个领域。1929年，1％的银行控制了国家财政资源的一半以上。20世纪初还存在的小型汽车生产公司中的大多数已被迫中途退出竞争。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现在控制该行业4/5的生产。
电动洗衣机和胡佛牌吸尘器（后者正由一位推销员在做演示）是20世纪20年代进入许多美国家庭中的两项家用电器产品。右边的妇女是一个硬纸板做的模型
1929年开始时，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拥有的收入超过了位于底层的60％的家庭收入的总和。大部分家庭没有存款，据估计有40％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无法参与和分享正在兴旺发达的消费经济。生产方式的改进意味着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工人更少。20世纪20年代，更多的工人是在专门职业、销售、金融和教育领域工作，制造业工人的数量减少了5％，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跌落。新英格兰部分地区已在经历由非工业化引起的严重失业的问题。面临来自南部工厂低工资的竞争，这一地区的工厂纷纷倒闭，或被迫迁移到南部，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大多数的广告商都把商人和中产阶级作为广告捕捉的对象。在20年代结束时，75％的美国家庭仍然不曾拥有一台洗衣机，60％的家庭不曾拥有一台收音机。
农场主的困境
农场主们也没有能够分享到这10年的繁荣。美国农业的“黄金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当时向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提供粮食的需要和政府维持农产品高价格的努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推动了以借贷为基础的土地购买。由于机械化和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即便在政府停止对农业进行补贴以及世界市场的需求停止增长之后，农业产量仍在继续增长。其结果是，农场收入持续下降，银行将成千上万英亩因贷款人无法偿还贷款的土地进行公开拍卖。
20世纪20年代，农场和农场主的数量出现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衰减。例如，蒙大拿州有一半的农场主在1921—1925年因为银行拍卖失去了土地。开采自然资源的工业，如采矿业和伐木业，也因世界市场的饱和而受损。在这10年之中，约有300万人从乡村地区移出。许多人移居到南加利福尼亚州，当地迅速扩张的经济需要新的劳动力资源。洛杉矶是西部的主要工业中心，主要生产石油、汽车、飞机，当然还有好莱坞的电影，在这10年中，当地人口从57.5万人增加到220万人，新增人口主要来自中西部丧失了土地的农场主。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的乡村已经置身于一场经济衰退之中了。
商业的形象
即便当英国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处于一种高失业率的状态，通货膨胀和战争赔款使德国经济几近瘫痪，好莱坞的电影仍然在全球传播着“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形象。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写到，美国正在“钻开一条通道”，把自己带入世界意识的深处。在高工资、高效的工厂和消费品的批量生产中，美国人似乎发现了永久经济繁荣的秘密。亨利·福特这样的商业家和赫伯特·胡佛这样的工程师成为了文化英雄。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玛格利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这样的摄影家和查尔斯·希勒（Charles Sheeler）对机器和工厂的美妙赞叹不已。由广告商企业主管布鲁斯·巴顿写作的《无人知晓的耶稣》（The Man Nobody Knows）是1925年的畅销书之一，巴顿将耶稣基督描绘成“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广告制作者……一个商业场中强健的、雄心勃勃的大男人”，他“从社会最底层挑选了12个男人，组成了一个伟大的组织”。
1914年拉德洛惨案发生后，约翰·D. 洛克菲勒雇用了一个公共关系公司来修复他遭到损害的公众形象。一战时期公众信息委员会的成功说明，如一家广告业的杂志所称，要“左右所有人的想法”是完全可能做到的。所以，许多公司都建立起公关部门，它们的目的是对公众说明公司实践的合理性，回应长期以来公众对大商业集团抱有的不信任感。
这些公司在转变大众对于华尔街的态度方面做得十分成功。1912—1914年举行了一场由路易斯安那国会议员阿桑尼·普若（Arsène Pujo）主持的听证会，其中将华尔街的一个“金钱托拉斯”操纵股票价格的事实统统抖搂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普若调查的结果强化了广为流传的看法：股票市场是有内线信息的人对小投资者进行坑蒙拐骗、无情掠夺的地方，事实上，这些人也经常是这样做的。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稳定上升的股票价格不断成为报纸的头条消息，股市吸引了不少的投资者。许多人认为，股市价值将会一直不停地永远涨下去。1928年，估计有150万美国人拥有股票——这对于拥有2800万个家庭的国家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但它已经远远多于过去拥有股票的人数。
劳工运动的衰落
随着1919年劳工运动高潮的被镇压和战时管制国家的解体，商业界将美国化运动和“产业自由”的语言用来反对工会组织。一些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实施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它们对雇员提供了私有性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计划、就职保障以及更为安全的工作环境。它们还建立起体育锻炼时间，让雇员打发闲暇时光。它们开始谈论“福利资本主义”，将之作为一种更具社会关切意识的商业领导模式，并大肆宣扬它们现在更加关注雇工实践中的“人的因素”。
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的雇主们却完全接受了所谓的“美国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建立开放的工场——即建立一种不为政府监管、不设工会（由公司创立和控制的“公司工会”除外）的工厂。一群雇主宣称：集体签约权代表着“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和对自由人民的体制的一种威胁”。他们坚持认为，繁荣意味着给予商业界完全的行动自由。为强化自己的观点，雇主们还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把工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搅在一起，说成是外国人对美国生活施加的邪恶影响的例子。
20世纪20年代，组织化的劳工运动丧失了200万会员，工会一次又一次地对雇主们作出让步，力图保住自己的组织不被完全取消。在明尼阿波利斯、新奥尔良和西雅图这样的城市，前不久还是活跃的工运中心，工会有自己的互助社和消费组织，此刻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10年中，仍有一些零星的、由最受苦的工人组织的反抗和暴动发生。南部纺织工厂见证了工人们出于无奈而举行的罢工。工人们谴责雇主们把在这里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变成了奴隶”。当面对由商业资本、地方政客和法院组成的联合反对力量以及暴力的威胁时，这些罢工活动注定要遭到失败。
男女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那些理想主义目标，年轻的牧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写到，好像已经被抛弃了：“我们正在迅速变成地球上最保守的国家。”与劳工运动一样，女权主义者也力图适应这种新的政治环境。1920年，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这项成功也割断了不同种类积极分子之间的团结纽带；用劳工改革家朱丽叶·斯图尔特·波因茨（Juliet Stuart Poyntz）的话来说，每个人“各自都在为自己所理解的自由而奋斗”。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此刻的妇女运动应该推动在南部强制实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但她们的要求没有得到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少数几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包括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的女儿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Harriot Stanton Blatch），加入了正在迅速消失的社会主义党，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支持一种独立的选举力量，以推动政府对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工人进行保护。
长期以来，在妇女自由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观念——一种强调母亲权益，另一种则重视工作的权利——此刻，在针对一项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的提议上，两种观念的冲突变得明朗化了。这项修正案是艾丽斯·保罗和全国妇女党提出来的。修正案的目标是消除一切“基于性别的”法律区别待遇。在保罗看来，男女平等权利修正案是妇女取得选举权之后一个符合逻辑的后续工作。她认为，取得政治权利之后，妇女不再需要特殊的法律保护——她们需要的是争取就职、接受教育和获得其他公民机会的平等权利。但对于那些支持母亲津贴权和要求限制妇女工时的人来说，平权宪法修正案会把对这类对妇女的保护一扫而尽。她们认为，修正案的提出代表了一种巨大的退步。除全国妇女党之外，其他重要的妇女组织，从妇女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到妇女工会联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都反对这一宪法修正案。
最后，所有这些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都没有取得成功。推动男女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努力遭遇到了失败；仅有6个州批准了一个授权国会立法禁用童工的宪法修正案提议案，但该提议案却遭到农场主群体和商业组织的反对。1929年，国会废止了1921年谢泼德–汤纳法。这项法律曾被认为是母亲权益改革派的一项主要成就，因为它要求联邦政府对有关婴儿和儿童健康的联邦项目提供财政资助。
妇女的自由
如果说政治女权主义的浪潮逐渐消退了的话，战前女权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要求却因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得以幸存，并为这一时代广泛宣扬的年轻自由女性的实际生活展现出来。妇女解放以生活方式、广告制作和大众娱乐的内容再度出现，但切断了它与政治或经济激进主义之间的任何联系。此刻的性别自由已不再是一种广义的社会改革，而是意味着个人自主和个人反抗。那些年轻而单身的摩登女郎，剪着一头短发，身着超短裙，在公共场合抽烟喝酒，并毫无顾忌地使用避孕环之类的节育措施，她们的言行举止象征着至少大城市的性行为标准正在发生变化。摩登女郎们经常光顾舞厅和音乐夜总会，在那里白人顾客尽兴地表演着查尔斯顿舞这样的“疯狂”舞蹈，虽然在此之前，这种舞蹈早已在黑人社区里盛行。她们忠实地观看由性感明星克拉拉·鲍（Clara Bow）和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主演的、性意味浓厚的好莱坞电影，鲍是电影《它》中的性感前卫、魅力无敌的“女子”（It' Girl），瓦伦蒂诺则是银幕形象“拉丁情人”的原型。1926年，瓦伦蒂诺因病突然去世，一群群悲痛欲绝的女性影迷蜂拥而来，差点没有把殡仪馆踏成平地。
一代人之前曾被认为是为人不齿的事情——妇女们有意识追求个人的身心愉悦——成为一种推销从汽车到香烟等商品的手段。1904年，纽约市一位妇女曾因在公共场合吸烟而遭到逮捕。20年之后，现代公关学之“父”埃德华·伯奈斯亲自设计了一场鼓励妇女吸烟的宣传战，香烟被比喻成妇女手中高擎的“自由火炬”。然而，这种新自由仅仅只在妇女人生的一段时期内短暂停留。她们一旦结婚成家，简·亚当斯所说的“家庭责任”仍将控制她们的生活。根据一份广告词，婚姻仍然是“每个姑娘和妇女心中最重要的追求”。在找到丈夫之后，妇女只能在家庭限制的范围内追求自由，用广告商的话来说，在使用新的、节省劳力的家用电器中找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