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10月28日，一大群人聚集在纽约港，参加名为《照亮全世界的自由》（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雕像的揭幕仪式；对此刻已经完全实现自由的美国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很贴切的象征。雕像的主意最先由爱德华·德·拉布莱（Édouard de Laboulaye）在1865年想到的。他是一位教育家，写过好几本关于美国的书。他的初衷是想对林肯的遇刺做出一种反应。德·拉布莱希望，这座雕像可用来赞美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同时也可以用来庆祝通过内战中联邦的胜利而赢得的美国自由。这座雕像从火炬到女神的脚趾，有150英尺高，矗立在一个巨型底座上；当地报纸骄傲地宣称，这是当时西半球最高的人工建筑，其高度超过被誉为古代奇迹之一的罗兹城太阳神雕像。
这座雕像后来被人们称作“自由女神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成为美国人最崇敬的国家象征。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成为一种自由的象征。如1903年雕刻在它的底座上的、由埃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写作的诗句所示，它对成千上万的移民——那些“挤在一起、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表示欢迎。自从它竖立之日起，民间艺人就想方设法对自由女神像这个人们十分熟悉的形象进行复制，广告商们也用它来推销各种商品，从香烟到剪草机、战争债券等。它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
1886年10月18日，纽约举行自由女神塑像的落成典礼。
自由女神像揭幕的1886年也是“大动荡”的一年，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和劳工抗议活动席卷了全国每一个地区。自由女神像揭幕的6个月之前，芝加哥的警察开枪打死了4名企图阻止罢工破坏者（strikebreakers）进入工厂的罢工工人。这不过是与劳工动乱相伴的众多暴力冲突中的一例。从1877年重建结束到20世纪初，劳工动乱便从未间断过。在自由岛上参加自由女神像揭幕仪式的600名贵宾（其中598人是男性）也许希望，这座雕像能够重新激发起人们对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信心。然而，无论自由女神像看上去是如何的壮观，它却无法掩饰美国内部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分化和对美国自由的未来的深深忧虑，这种分化和忧虑始终伴随着正在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的美国。庆祝活动也没有面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享有自由的社会条件？在界定自由和保护公民的自由时，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在19世纪70、80年代已经进入到美国公众生活的中心位置，并在未来数十年里将继续占据这个位置。
从内战后重建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其中1870-1890为镀金时代，随后进入工业革命），美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和经济革命，这场革命对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190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的一个主要工业强国，与此同时，它也因1898年美西战争成为了一个拥有小规模海外殖民地的帝国。新的巨型企业主导了美国的经济。它们将新的劳动力控制形式和新的批量生产方法带入美国经济之中，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工业品和消费品。来自海外的移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数，为不断扩张的经济提供了劳动力，并为美国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人口资源。1920年，城市人口的总数首度超过了农村人口。
20世纪的前20年内，美国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它多次派出军队，直接干预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的事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不仅第一次派出美国军队到欧洲参战，而且呼吁美国继续参与创建和保护一个和平的、具有内在经济联系的世界秩序。
这些变化增加了许多美国人的经济机会。由办公室职员、管理人员和其他白领工作者组成的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经济增长也将大批妇女吸收到工作大军的行列中来。当欧洲移民的来源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时，成千上万的黑人从南部农场移居到北部城市，获得了进入工业经济的机会，同时也改变了美国人口的种族组合与分布。
被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变革也将美国带入了一个持久的经常也是充满暴力的劳资冲突时代。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社会生活越来越走向两极分化，从经济扩张中获益最多的人占据了社会的上层，工人们居住在环境恶劣的都市贫民窟中，他们日夜工作，但收入微薄，最多只能勉强糊口。在大公司政治影响和都市大佬腐败活动的腐蚀下，美国民主本身受到了威胁。20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只有通过改革政治和扩大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才能遏制新的大公司的权力，保障工作环境的安全和可靠，为普通人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和安全。
在这些年里，各种不同关于国家发展模式和方向以及关于政府在发展和再发展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的观点，都在针对美国自由的辩论中得到了表达。许多美国人坚持一种传统的美国自由观，认为自由就是不对处于激烈竞争市场中的个人施加任何外部的限制。这种被称为“契约自由”的观点认为，政府对于经济关系的任何干预都是对财产权的一种侵犯，从而也是对自由的一种损害。
其他美国人则采取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集体行动，力图阻止在他们看来正在发生的传统自由的衰落。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工会不仅要保证为工人们争取高工资，而且还要为他们争取“产业自由”——即在涉及根本利益的经济决策过程中拥有一份发言权。19世纪90年代，数百万农场主加入了平民党，企图改变他们不断衰败的经济前景，将政府从那些在他们看来由强大的企业利益控制的影响中拯救出来。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里，城市改良主义者则试图增加工人的权利，削弱都市大佬的权力，并启用州和联邦政府的权力来管制大公司的市场行为，从而扩大普通公民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在进步时代的美国，许多城市和州的政府以及由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领导的联邦政府，都扮演了新的角色。政府对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工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了保护，建立起政府机构以制定规范公司行为的制度，将公园和森林划为受国家保护的自然资源，使它们免受商业经济的剥削和滥用。对于进步主义者来说，自由是一种包含积极意义的思想，它可以用来争取个人和社会目标的有效权力。与此同时，消费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生活为妇女们提供的新自由则鼓励了一种新个人自由观念的生长，这种新个人自由思想的基础是个人的成就感，包括在生活中最为隐秘的领域拥有自我做主的能力。
尽管自由的定义扩展了，但实际享有真实自由的美国人的数量却缩减了。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早期，南部白人领袖们将一整套制造和维持次等公民地位的体制强加给非裔美国人，这套制度建立在种族隔离、对选举权的剥夺、经济机会的缺乏和始终存在的暴力的威胁之上。许多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将移民，尤其是大批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看成是不配享有美国公民资格的人。他们力图限制这些移民进入美国的人数，强迫那些已经进入美国的移民要“变成美国人”，即为接受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
美国成为世界性强权的现实也使关于自由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对于它的支持者们来说，新美利坚帝国代表着一种传统的、自定的、旨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自由与民主的美国形象的延续。在威尔逊总统的设想中，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场国家扩张的远征活动，而且也是一种“让世界为实行民主而变得安全”的努力。那些对占领外国领土持批判态度的人则提出质疑：一个帝国是否还能继续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变得十分重要。一方面，这场战争为争取妇女权利的长期斗争打开了赢得最终胜利的通道，为美国民主带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展，但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和民间爱国主义组织也发动了美国历史上最广泛的宣传攻势，对政府政策和经济现状提出了猛烈的抨击。至1920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它在世界事务中将扮演的角色以及自由在国内的命运，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