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维系经济生产、贸易流通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被称作“生产要素”。生产要素主要分为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一个长远的历史视野去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4个生产要素都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它们的印记。自从人类文明走出原始社会的桎梏，斩断自然环境和先天生物进化的枷锁，开始学会运用工具进行有组织生产活动以后，这些生产要素就始终贯穿在我们的发展脉络之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它们对社会结构影响的优先级也全然不同。那么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未来的世界又将会是怎样的景象，本文就让我们一同探讨究竟！
劳力导向型的奴隶制社会
大约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建立起来了自己的文明，众多城邦之间相互征伐，并将敌人变成为自己劳作的奴隶。后来承袭苏美尔文明的阿卡德人、亚述人、巴比伦人等，亦延续了奴隶制的做法，并诞生了各自的文明。后来，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两次征服犹太王国，更是将希伯来人全部掳往巴比伦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同样的事情亦出现在古老的埃及，埃及法老、贵族们不仅使用战俘为自己劳作，同时还从国外购买奴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些坐落在尼罗河附近的巨大金字塔，便是奴隶们以劳力甚至生命为代价的产物。
其实，在犹太王国建立之前，也曾有过众多希伯来人在古埃及为奴，只是传说公元前11世纪他们在首领摩西的率领下来到了西亚地区。而在遭遇了“巴比伦之囚”以后，最终解救他们的波斯帝国同样是以奴隶制社会运行的。可见奴隶社会在人类文明初期是普遍存在的，其本质就是在生产力、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环境下，更多的人力就意味着能够得到更多的产出，因此围绕奴隶的争夺也就成为这一历史阶段人类斗争的主旋律。
除此之外，中华文明的夏朝、商朝（人殉亦可视作奴隶在社会运行中被压榨的表现）和周朝前期，欧洲文明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也都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其社会运行、经济生产的最主要驱动力就是劳力（即奴隶）。当然，这两大文明由于各自地缘环境的差异，从而出现了“农本”经济和“商本”经济之间的不同。然而，古代地中海文明经济中的商业属性，更多是因为沿海不同区域物产的匮乏和地中海航运的通畅，资本并未成为社会发展的驱动要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印度文明同样是奴隶制社会，只不过在婆罗门种姓思潮的影响下，最终异质发展出一种覆盖全社会的“没有奴隶的奴隶制度”，即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是随着雅利安人入侵南亚而创立的，并逐渐形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达利特5个等级。这种以整个族群作为奴隶进行压榨的情况，古希腊强邦斯巴达也建立过（即黑劳士制度），但以宗教和行政相结合的形式固化下来，唯有印度文明一家。
土地导向型的封建社会
原始婆罗门教的一系列制度，出于巩固雅利安人统治的目的，对底层民众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这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民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之下，沙门思潮兴起，佛教、耆那教等在南亚应运而生。几乎与此同时，东亚华夏大地也在发生变化，奴隶主所拥有的“公田”上，劳力趋于饱和。于是，大量民众开始开荒于山野，产生了大批“私田”，井田制逐渐瓦解。
之所以会出现劳力饱和的现象，是因为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极大的提升了生产力效率。于是以鲁国为先导，鲁宣公正式承认民众对私田的所有权，并改行“初税亩”，用以提高税收。从此时起，中原诸侯之间的争斗的重点也就逐渐从‘人口’转变成为‘土地’，以争霸为主旋律的春秋时期也逐渐过渡成为以灭国为主要目的战国时期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从春秋中后期开始了。后来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中国由此步入了皇权时代，社会生产活动的主导者也从贵族诸侯依次过渡成了豪族、世家、士族门阀、文人乡绅等阶层，但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争斗却始终没有平息，直至清末。
相较于中华文明，欧洲人在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奴隶社会以后，伴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崩溃，同样迈向了以土地为驱动要素的封建时代。这其中，拜占庭帝国和中西欧日耳曼-斯拉夫诸国虽然族群、语言、宗教信仰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继续保留少量奴隶制残余的同时，也都出现了大量以城市为据点的领主。只不过相较于拜占庭还可以收取商税，日耳曼-斯拉夫诸国对土地的依赖更为彻底。尤其是当欧洲进入“中世纪暖期”以后，西欧平原、波德平原和东欧平原的降水量不断增加，从原先贫瘠的冰川侵蚀地域变成了适宜耕种的沃土，日耳曼和斯拉夫的部落首领们也完全成为生活在城里就能够获得生活补给的领主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文明在公元前2、3世纪曾经发生过一次质的飞跃，它直接从原始社会石器时代快速进化到了铁器时代。也就是说，日本的铁器文明是从外部东亚大陆输入并迅速普及的。而公元前2、3世纪恰巧是中华大地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大量百姓为了“避秦时乱”，纷纷背井离乡，很有可能其中就有渡海逃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人群。另外，由于土地狭长且多山，日本列岛天灾频繁而耕地较少，人地矛盾尖锐。所以虽然也长期存在奴隶制社会，但土地要素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更为重要，庄园制度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大化改新以后，日本引入中华律令系统，建立了更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将原来的“私地私民”改为“公地公民”，并由此迈入封建社会。
资本导向型的商品经济社会
1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各主要文明的人们看待现实生活的态度逐渐从悲观转变为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这在中华文明的具体表现就是宋朝市井文化的兴起，以及官府对教育、商贸、文化领域的支持。以至于有一种激进的观点，将两宋时期中华文化的兴盛称之为“东方版的文艺复兴”。只是，这种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全面迸发并未促使宋朝更加强大，反而因内部实力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军事短板）最终导致自身灭亡。
相较而言，长期处于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压制下，并且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半岛，却从14世纪开始引领了西欧的文艺复兴。凭借文艺复兴对天主教会的冲击，欧洲后来又经历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它们被并成为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它们打出古典复兴的旗号，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的世俗因素、“商本”经济因素为仿效对象，实际上发起的却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后不久，大航海时代来临，佛郎机人、法兰西人、尼德兰人与英格兰人先后成为征服大海、探寻新航线的冒险家，并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将殖民化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
相较于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荷兰和英国更为明显的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懂得最大化的利用资本和贸易网络。最终，英国在经过三次战争击败荷兰之后，成为西班牙之后的又一任“日不落帝国”。由于世界上第一个央行“英格兰银行”诞生于伦敦，这座城市很快就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金融行业的诞生，正是人类文明迈入以资本为导向社会的最高体现。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和苏联逐渐瓜分了英国人的影响力，并且通过“市场”和“计划”两种不同的模式展开围绕资本利用效率的竞争。最终，美国凭借更为健全的资产分布、更加高效的供需分配而胜出。
其实，某种程度上，稀有资源丰富的国家几乎等同于坐拥资本。毕竟诸如黄金、白银以及石油这样的资源是可以直接与资本挂钩交易的。也正因如此，在资本为导向的社会中，曾经依赖黄金的西班牙帝国、如今的沙漠产油国，均难以摆脱资源陷阱的泥潭。另外，殖民时代的美洲之所以会出现大量黑奴贸易，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新大陆在拥有大量欧洲资本的前提下，反而缺乏了与之匹配的劳动力。如此以来，奴隶社会形成的因素便再一次局部的出现在美洲新大陆上了。只不过黑奴的出现并不能掩盖资本导向社会的本质，毕竟采用贸易而非战争方式获取奴隶，已经说明了一切。
知识导向型的未来社会
中华文明从秦汉开始，历朝历代不超过300年。这是因为封建社会在这两千年来围绕着土地分配权，始终处于土地兼并-王朝推翻-土地再分配的朝代循环当中。直至19世纪中叶，随着洋务运动和英国人的扶持（甲午战争前扶持清朝以牵制沙俄），资本逐渐坐大才算结束了围绕土地分配的纠葛。日本、南亚、漠北草原和西亚地区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然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自己的苦恼，在资本循环（即购买、生产、销售）的过程中，一旦出现脱节就很容易发生产能过剩、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从而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
要想解决人类文明生产活动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就必须加强知识的普及。因为从古至今，生产关系虽然是围绕劳力、土地和资本不断发生演化，但生产力进步的基础却始终未变。知识是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企业家才能、科技都可以看作是它的范畴。而要想完成对知识的广泛普及，就必须加强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力度。
在未来，当劳力、土地和资本均趋于饱和的情况下，知识将会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唯一要素。同时，人类在面临诸如经济（失业）、军事（战争）、生物（疾病）等一切潜在威胁时，科技都是最重要的解决方法。因此可以料想，未来人类社会中，围绕知识的竞争将会不亚于历史上对人口、土地和资产的竞争激烈程度。
综上所述，作为生产四要素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知识），刚好反应了人类文明不同历史阶段，对某一个生产要素进行激烈争夺的深层原因。带着这样的思维，对朝代循环、周期性危机的产生就不难理解了。也正因如此，知识普及、科教兴国将成为人类文明未来社会最为核心的驱动力，人类的生活也将发生巨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