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人是如何从蛮族蜕变成为欧洲文明主导者的

　　日耳曼人是发源于欧洲的重要族群，涵盖了如今西欧、北欧、北美等众多发达地区，其中尤其以英格兰人、维京人和德意志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不仅率先开展工业革命，同时亦成为近代数百年以来世界秩序的建立者和受益人。

　　然而在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却与凯尔特人、斯拉夫人一起被并称为欧洲三大蛮族。那么日耳曼人又是如何从茹毛饮血的古罗马时期，一步步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现今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具代表性民族的呢？

　　实际上，不论是代表欧洲古典文明的希腊人、拉丁人，还是欧洲三大蛮族，他们均发源于乌拉尔河——多瑙河下游的“南俄草原”（环绕里海北岸地区）。由于他们除了拥有共同的种族特征以外，还同属于印欧语系，故而其先祖又被称作为“古印欧人”。之所以叫做“印欧语系”，是因为这些操着类似口音的古印欧人后裔在西迁欧洲的同时，亦曾有分支为米底人、波斯人和雅利安人南迁到伊朗高原及印度次大陆地区。

　　不同于南迁分支，在原始印欧人向欧洲方向扩张的路途中，地形更加复杂。温和湿润的欧洲中南部被阿尔卑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等众多山地阻隔，平原亦大多森林密布（大西洋水汽充沛）、道路难行。故而包括希腊人、凯尔特人等众多古印欧人分支皆是沿着海岸线或河流迁徙。这其中希腊人沿黑海沿岸经过色雷斯平原抵达希腊半岛、拉丁人从黑海沿岸穿过多瑙河中下游平原进入波河流域、凯尔特人亦是沿着多瑙河溯流而上直抵巴伐利亚高原。相较于他们，日耳曼人同斯拉夫人一样，选择从喀尔巴阡山脉北麓的德涅斯特河（即乌克兰、摩尔多瓦两国分割河流）进发，并最终抵达日德兰半岛。

　　以日德兰半岛为根基，日耳曼人逐渐壮大，并向北欧和中欧其他区域繁衍迁徙。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伴随着气候骤降和海水侵袭（许多日耳曼部落喜好沿海而生，并跨海至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部分日耳曼部落开始南迁，并与罗马发生碰撞。触发了这场南迁移民潮的是居住在日德兰半岛的辛布里部落，他们连带催动了可能源于半岛北部的阿姆布昂人和易北河下游的条顿部落相继加入了这支南迁的日耳曼大军。

　　其实早在日耳曼人南迁之前，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已经知道凯尔特人称莱茵河以东的民族为日耳曼人了。伴随着辛布里、条顿以及阿姆布昂三个部落的行动，日耳曼人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了欧洲文明的地缘版图上，后来人们便将双方的这次碰撞称之为“辛布里战争”。彼时，与罗马共和国毗邻的蛮族主要还是凯尔特人，因此当日耳曼三部溯易北河而上、朝着阿尔卑斯山方向渗透之时，他们所遭遇的第一波抵抗便是位于波西米亚高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捷克）的凯尔特人。

　　不过，虽然都被罗马人蔑称为“蛮族”，但此时的凯尔特人毕竟受到文明辐射数百年了，已经成为兼具农耕、畜牧的半定居族群，战斗力大为衰减，早已不复当年围困罗马城（即“白鹅救罗马”时期）的强悍了。加之日耳曼三部的这次南迁，根本就是为了觅食保命而来的，士气和勇猛程度是凯尔特人也难以比拟的。公元前120年前后，日耳曼三部征服波西米亚以后，很快就进入了与之相邻的奥地利，并在此处顺多瑙河而下，直抵喀尔巴阡盆地（多瑙河中游平原）。

　　熟悉欧洲地图的朋友应该会很清楚，很显然当日耳曼人来到喀尔巴阡盆地时，他们距离罗马边界就已经不远了，更何况此处的凯尔特人部落早已成为古罗马羁縻统治的紧密区域。秉承着安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常识，罗马人与日耳曼三部很快发生了交锋。不过经过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并将整个地中海囊括在内的罗马共和国，此时的社会结构早已从农耕过渡到了商贸，这就导致农民兵源不足、贫富差距严重、战斗力水平下降。而他们的敌人恰恰是比凯尔特部落还要凶残的日耳曼人，最终罗马军队在诺里亚战役中遭受重创。

　　公元前109年，日耳曼人跨过巴伐利亚高原，抵达高卢地区。罗马人再度与之交锋，全军覆没。日耳曼三部的胜利，促使他们此后可以肆无忌惮的横行于整个高卢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原先臣服于罗马的凯尔特人看到了罗马军队的虚弱。两年之后（前107年），正当日耳曼三部横扫西欧之时，位于瑞士高原上的凯尔特人提古林尼部落南侵罗马，并破天荒的取得了凯尔特人对罗马人百余年来的首次大胜。为了宣泄百年屈辱，凯尔特人迫使四千多罗马战俘从“轭门”（即三根标枪扎成的门洞）下面挨个钻出，史称“轭门受辱”。

　　不过，相较于主动出击罗马腹地，但战果有限的凯尔特人，战斗力更为强劲、作风更为野蛮的日耳曼人才是罗马的战场大敌。只是，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终究是为了生存才发起南迁的，他们在又一次重挫罗马军团（阿劳西奥战役）之后，便选择窜入外高卢境内，并不愿意深入到罗马腹地进行一次客场冒险，高卢地区的凯尔特族群已经足够他们掠食的了。这种掠夺式的生存方式，本质上依然属于游牧生活的范畴，只不过日耳曼三部游牧的对象是其他更为弱小的族群罢了。所以按照日耳曼人的想法，过了几年他们才又一次返回罗马边界，意图再进行一轮收割。

　　只是恰在日耳曼三部巡掠高卢的时候，罗马内部形势发生了一次剧变。在遭受接连失败之后，罗马执政官马略推行军事改革，并取得北非朱古达战争的胜利。故而当日耳曼人再度来袭之际，马略率领他所训练的5万罗马新军出现了。我们姑且不去详谈马略军改的实质和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只需要知道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和动员能力被重新激活就好。当战场尘埃落定，结果完全出乎日耳曼人的预料，条顿、阿姆布昂人几乎全数被歼，另有相当多的妇孺（日耳曼三部是举族迁徙的）被俘。没过多久，辛布里人也在抵达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波河平原，于韦尔切利惨遭罗马军团屠戮。至此，辛布里战争结束。

　　经过辛布里战争以后，罗马人开始将北部被日耳曼族群占据的区域称之为“日耳曼尼亚”，意为日耳曼人居住的地方。没过几十年，凯撒便开始率领罗马军团开启了征服高卢的历程，并将莱茵河作为高卢地区（也即罗马疆域）与日耳曼尼亚的边界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凯撒甚至跨越到了莱茵河以东附近的丛林中，以求达到对日耳曼部落的威慑效果。

　　然而，以河流作为两个族群边界的做法并不符合地缘板块的自然规律，毕竟相较于山脉的两侧，河流两岸更容易相互交流（经商、通婚和战争）。所以当凯撒撤兵以后，众多为了谋求生存的日耳曼部落开始不断尝试穿越莱茵河防线，毕竟相较于罗马人的阻力，从日德兰半岛传递而来的地缘压力更为强烈。在众多日耳曼部落的竞争中，不断有人潜入高卢地区，这迫使后来罗马帝国不得不沿河修筑一些分段的防御工事，这一系列防御工事后来又被称作“日耳曼长城”。

　　当然，不仅日耳曼人想要迁徙至莱茵河以西，之后的罗马帝国同样有兼并莱茵河东岸野心的皇帝。在奥古斯都和提庇留时期，罗马军队不断深入中欧丛林，占领了大半个中欧。然而这些日耳曼部落大多并非真正屈服。最终条顿堡森林战役爆发，罗马帝国在其最强盛之时遭受惨败，不得不停止了扩张行动，莱茵河防线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其实罗马人在条顿堡森林战役惨败的原因恰恰是当年凯撒不愿占据莱茵河以西的理由，毕竟丛林密布的环境不利于罗马军团的展开，反而对熟悉地形的日耳曼人更加有利。

　　条顿堡森林战役之后，罗马帝国不仅未能征服日耳曼尼亚，其自身却逐渐出现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点：其一是马略募兵制改革以后，军队将领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武人乱政现象；其二则是伴随着帝国内部的饱和发展，不同地缘板块间的离心力日渐增强。最终罗马帝国陷入了军队频繁废立皇帝、“四帝共治”以拱卫中枢的窘境。

　　正当罗马即将迎来新一轮历史拐点的时候，亚洲草原游牧民族匈人开始入侵欧洲，并裹挟了包括阿兰人、日耳曼人在内的众多族群冲击罗马边疆。在此期间，日耳曼族群业已形成以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为主的东日耳曼人；以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为主的北日耳曼人。最终，众多东日耳曼人以及部分西日耳曼部落纷纷内附罗马，其中西哥特人（从哥特人分裂）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汪达尔人连同阿兰人（非日耳曼族群）占据了北非迦太基故地、东哥特人占据了亚平宁半岛（后被伦巴底人占据）、法兰克人则在莱茵河以西的高卢地区占据绝对优势。

　　此时，罗马帝国虽然分裂，并且对各地日耳曼将领的束缚力大为削弱，但却依旧维持着西罗马帝国形式上的完整。因而，这段时期的西罗马又被称作“日耳曼罗马”。在“日耳曼罗马”时期，众多日耳曼部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欧洲由此进入了以日耳曼族群为主的时代。

　　进入中世纪以后，东日耳曼诸部中唯有西哥特王国留存了下来，东哥特王国和汪达尔王国则相继被东罗马灭亡，勃艮第人则被法兰克人吸收。西日耳曼诸部的情况较为复杂，居住在易北河流域的众多部落最终演化成为了巴伐利亚人（南德意志人）；居住在北海沿岸，包括撒克逊人、盎格鲁人、朱特人以及巴达维人则逐渐成为荷兰人、英格兰人的直系祖先；至于居住在莱茵河、威悉河等地的日耳曼部落则逐渐成为了黑森人和法兰克人。当然，后来除了不列颠群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以外，法兰克人的疆域几乎涵盖了全部中西欧地区，但最终在日耳曼尼亚地区还是形成了以德意志为共同文化意识的德意志人。

　　事实上，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其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凯撒治下的高卢与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又一次地缘划分，毕竟后来西法兰克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依旧是以莱茵河-洛林一带为界线的，而这源于两侧日耳曼人对拉丁文化的认同程度。不仅如此，自从西日耳曼人内附罗马以来，易北河以东及波西米亚地区便被西斯拉夫人占据，法兰克人崛起的岁月里，日耳曼人开始东征并逐渐收复了这些地区。

　　相较于东日耳曼人和西日耳曼人，北日耳曼人虽然未能在古罗马文明崩溃的废墟中获益，却依旧不能阻挡其在中世纪崛起的步伐。他们擅长海上冒险，喜欢掠夺其他欧洲国家，并从8世纪开始愈发变得有组织起来。这其中丹麦人甚至一度取得英格兰地区的统治，建立了北海帝国。为了表达对这群擅长掠夺、杀戮的海上强盗的厌恶，芬兰人称之为“罗斯人”、东斯拉夫人称之为“瓦良格人”、西欧的日耳曼同族们将其称作“维京人”，他们留西欧的后裔则被称之为“诺曼人”。

　　鼎盛时期，这些维京人一方面在西欧（从北海到地中海）横行肆虐，甚至占据了西西里岛之后充当了抵御阿拉伯人入侵的欧洲南大门作用；另一方面则在东欧斯拉夫人的领地中经营着往返北欧（瓦良格人）和拜占庭（希腊人）之间的“瓦希商路”。甚至就连因这条商路贸易而崛起的东斯拉夫城邦诺夫哥罗德，后来在斯拉夫贵族的邀请下迎来了瓦良格人的领袖留里克建立了俄国史上第一个王公政权（俄国史学界对此有异议）。

　　至此，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人）、德国（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撒克逊人等重塑形成的德意志人）、法国（西法兰克人）、西班牙（西哥特人），乃至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甚至是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均不同程度的保存了日耳曼人的血缘、习俗或者影响。当中世纪的欧洲遭受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的入侵之时，以保护欧洲为名发起“十字军东征”的也大多是法国、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等日耳曼国家。大航海时代和工业化浪潮来临之际，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更进一步，凭借对全球秩序（全球殖民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的塑造占据着世界的话语权。

　　综上所述，日耳曼人源于南俄草原的古印欧人族群，后西迁至日德兰半岛以及北欧地区，并伴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开始不断南迁。它们先后与罗马发生了辛布里战争、条顿堡森林战役，划定了双方的分界线。罗马帝国分裂后，众多日耳曼部落趁势内附西罗马，并在其倒塌的废墟中建立起了一系列政权。步入中世纪以后，日耳曼人逐渐成为欧洲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族群，并成为维护欧洲文明的形象。

　　中世纪结束以后，日耳曼人的族群意识逐渐被各自国家认同所取代，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成为更具辨识度的标签，日耳曼人概念也随之逐渐萎缩成为德意志地区（与日耳曼尼亚地区高度吻合）人群的自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