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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9

罗马帝国为何会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惨败

      公元前107年,盖乌斯·马略当选为罗马共和国执政官,为了肃清弊政、重塑罗马军事实力,他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彻底扭转了辛布里战争中面对日耳曼人的颓势。然而在此之后,罗马先后陷于马略苏拉之争以及前后三巨头的内战之中,直至屋大维征服埃及并自诩为“罗马第一公民”(即“元首”),才算告终。
      基于屋大维手中的权势,元老院奉其为“奥古斯都”,罗马正式从共和迈入帝国时代。然而恰在罗马帝国如日中天之时遭遇了自卡莱战役以来的最大失败,并对帝国日后的发展走向以及整个欧洲文明的发展脉络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让我们厘清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从地缘因素和社会人文角度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渗透:奥古斯都的雄心

      早在凯撒征高卢的时候,罗马人就开始将莱茵河视作自己与日耳曼族群的分界线,并将河流以东的地区冠以“日耳曼尼亚”的称号。为了强化莱茵河的界河地位,凯撒甚至在高卢战争中显示过罗马人渡河作战的能力。然而想要完全遏制一盘散沙的日耳曼部落渡河,显然是一件不可能达成的事情,毕竟内部生存竞争残酷的日耳曼族群,必然会出现迁徙现象。
      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麻烦,屋大维决定复刻罗马当年在外高卢地区的经验,通过武力和教化相结合的方式渗透日耳曼尼亚与罗马相毗邻的地方,从而为帝国核心区设立一个缓冲区域。详细到具体措施,就是一方面将罗马军团开往莱茵河以东区域,另一方面强迫这些地区的日耳曼贵族派遣人质到罗马城接受教育。这些接受了罗马教育的日耳曼贵族子弟,甚至可以在建立功勋之后成为罗马公民。
      在奥古斯都的设想中,莱茵河以东、易北河以西的区域正是隔绝帝国核心区与日耳曼尼亚之间的绝佳缓冲区。毕竟与莱茵河类似,易北河同样具备一头靠近高山、另一头流入海洋的地貌,非常适合部署防御,再往东推进就不是罗马力所能及的程度了。不仅如此,罗马人选择将易北河作为缓冲区的东部边界,避免了直面日德兰半岛(日耳曼人老家)南迁族群的正面冲击。面对罗马人的深入以后,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并未没有反抗,他们的起义此起彼伏。问题在于彼此互不团结导致他们很容易被罗马人各个击破。事情到了这一步,对于罗马人来说似乎大局已定了,可随着渗透进程的加剧,隐患随之爆发。

折戟:条顿堡森林的悲歌

      公元9年冬天来临之际,罗马军队照例将营地从威悉河东岸的山前平原转向更南、更加温暖的利珀河畔。然而,正是在这次转移的途中,罗马军团在西日耳曼地区遭受了计划周详且史无前例的打击。由于罗马军团的优势在于平原地带的正面硬刚,所以当他们抵达一个地方之后往往会将附近森林砍伐,并且修筑起非常宽阔的道路,以此防范可能的袭击。可是当军队缓慢行驶到条顿堡森林之时,这种优势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侵蚀,处于山脉脊梁地带的条顿堡森林显然无法让罗马像在开阔河谷地带一样展开队形,反倒有利于熟悉地形的土著日耳曼人。
      策划这场袭击的日耳曼领袖是25岁的赫尔曼(又译海尔曼,拉丁文叫阿米尼乌斯),他的父母都是日耳曼贵族当中作为人质前往罗马的成员。正因如此,赫尔曼从幼年时期起就身在罗马,并曾认真地钻研过罗马军队的战术(这一点,马其顿王国腓力二世十分相似),后来甚至还曾因功被授予罗马骑士称号,成为罗马公民的一员。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日耳曼人,最后却决定策划反对罗马的行动。当时日耳曼地区的罗马军队普遍都配备了由日耳曼当地人组成的辅兵,而赫尔曼正是切卢斯克部落(日耳曼人一支)辅兵军团的统帅,他就是凭借这种身份上的便利,完成了对西日耳曼地区反罗马势力的串联。
      当时恰逢意大利半岛附近的伊利里库姆地区发生叛乱,罗马主力军团都被前日耳曼尼亚行省总督提庇留(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带走平叛了,新继任总督是屋大维亲信瓦卢斯(后三巨头之一安东尼的孙子)兵力有限。于是赫尔曼趁此良机一方面策动距离较远的日耳曼部族起兵反抗,吸引罗马军队分兵镇压;另一方面则借机脱离瓦卢斯和罗马军团,成功聚集起一大批人马,开始在森林地带对瓦卢斯主力进行搜寻和伏击。最终,凭借对地形地貌的熟悉,赫尔曼带领日耳曼人几乎全歼了罗马留守在西日耳曼的军团,被誉为日耳曼的英雄。

应对:罗马军团的反击

      条顿堡森林战役的惨败堪称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的最大败仗,除了极少数人侥幸穿越森林逃脱以外,大部分人员都战死会被俘虏,这些俘虏后来都死在了日耳曼人的活人祭祀之中。如此巨大的挫折震动了整个罗马,作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在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以后,连续几个月如丧考妣、精神不振。不过很快罗马人就做出了反应,提庇留在平定了伊利里库姆地区叛乱之后,迅速率领6个军团回援莱茵河地区,连同当地的两个军团一起巩固莱茵河两岸,并稳步向前推进。此后经过数年的征讨,到了公元16年的安格里瓦尔瓦战役中,罗马人终于报了条顿堡森林战败之仇,驱赶赫尔曼并且俘获了他尚在孕期的妻子。
      也正是在完成对日耳曼人反击的战事中,提庇留掌握了云集于莱茵河前线全帝国最精锐的军团,并被将士们簇拥着,在屋大维逝世之后成为新一任奥古斯都。然而即便罗马人的反击是犀利的,他们还是从条顿堡森林的惨败中看到了某些地缘因素的制约。日耳曼尼亚地区密集多山的地形决定了罗马人对该地区的征服阻碍重重,更何况此处的贫瘠并不足以回报为之付出的代价。有如此精力,还不如征伐东方的帕提亚帝国,从而攫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丰厚财富。权衡再三,罗马帝国最终放弃了在莱茵河以东、易北河以西建立缓冲带的想法,再一次退回到了当年凯撒所设置的莱茵河一线。只是为了拥有整个莱茵河中有平原以及巴伐利亚高原,同时也为了削平日耳曼尼亚朝向罗马帝国的突出部,大约从公元83年开始,罗马人开始修筑一条被后人称为“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的防御工事,即日耳曼长城。

后续:帝国未来发展的定调

      经过了条顿堡森林战役的挫败之后,强大的罗马帝国基本停止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丁文明的覆盖范围大致形成。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的分界线从此大体稳定,后者也由此成为罗马最长久的地缘竞争对手,并一直延续到西罗马的灭亡。此战之后,罗马为了防止境内发生动乱,在下令宵禁的同时把身居要职的日耳曼人都接触了武装后驱逐出去了,以防他们因同袍的胜利而产生非分之想。这一举措彻底宣告了罗马对日耳曼人教化政策的破产,同时也遏制了公民权逐渐普及的趋势。公民权再度被视作某种特权象征,并且屡屡被皇帝视作礼物和恩泽,直至公元212年卡拉卡拉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为止。
      帝国时代的罗马,呈现的是一个拥有完整公民权的少数派和没有公民权的多数派(大多为奴隶和内迁蛮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这也因此制约了罗马文明未来的发展。更为恶劣的影响来自于军事方面,提庇留的事例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罗马掌握军队的将领是可以被士兵拥立为皇帝的。虽然我们说武人乱政的根源在于马略军改后的募兵制度特征,但为了抵御日耳曼人而出现的地方军事利益集团显然加速和深化了这一进程。后来罗马帝国皇帝频繁废立,其出身大多来自于多瑙河、莱茵河两地。
      综上所述,屋大维为了巩固高卢等地的罗马核心区而向莱茵河以西展开渗透,但由于该地区山林密布、地形复杂,并不适合罗马展开大军团作战,反而对日耳曼土著更为有利,加之罗马对日耳曼部族的人质、教化政策的失败,最终导致以赫尔曼为首的日耳曼反抗势力发动叛乱,掀起了条顿堡森林战役。此战之后,虽然罗马很快做出了反应,并于多年之后一雪前耻,但却也深刻认识到了地缘因素的影响,并未卷土重来,停止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更为重要的是,此后罗马公民权的普及趋势遭到遏制,边地武人势力逐渐崛起并拥有了干预权力中枢的力量。
      此战是古典欧洲非常经典的以少胜多战例,他对罗马帝国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未来发展走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