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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9

日本明治政府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政策

“征韩论”

 
    早在幕末,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和中国。1855年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吉田曾沽说;“我与美、俄的言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明治政府最早倡导“征韩论”的是“参与”木户孝允。他在1868年12月14日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的建议,即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经略进攻之基本”,而“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并和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等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为此,当时明治政府曾命对马藩官吏携带国书出使朝鲜,通知新政府成立,希望打开国交。但这次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所谓和朝鲜打开国交的交涉,不外是为侵赂朝鲜制造借口。木户、岩仓等人到1871年出国访问为止,一直在讨论和拟订侵略朝鲜的计划划。 
      日本企图侵略朝鲜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出自国内:明治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使下级武士陷于困境。他们不满政府,纷起叛乱。政府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认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第二个出自国外:俄国势力南下,企侵朝鲜;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图将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列强对日本四周的争夺已经开始。日本为自身安危,有必要在俄国南下之前侵占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

 
      明治政府在拟订侵略朝鲜计划的同时,开始推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政策。1870年,日政府派柳原前光至天津,在会见李鸿章时说,欧美各国强迫日本通商,日本内心不甘,可是力难独抗,“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阴谋联合中日两国。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答应与日谈判订约。1871年6月,日全权大使伊达宗城、随员柳原前光到天津,两国开始谈判。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以中国和欧美各国间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把日本置于和欧美各国同样的地位,提出一个极不平等条约案。清政府表示反对,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其中第二条条说:“两国既往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这显然是一种同盟条约式的规定。但伊达百般拒绝,认为应按西洋成例缔结条约,勿使西方各国猜疑。中国代表反驳说,如伊达大臣不来中国,忧虑皆无,更能照应西人,岂非上策。伊达无言以对。终以“不过是靠友好国家的情谊调停平时细小的纠纷”之意解释第二条,争执才算罢休。7月29日,大体按照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主要内容有:第一,中日两国互不侵犯领土,永久修好;第二,如别国对中日两国之一有侵略的事情发生,必须互相支援;第三,两国互不干涉内政;第四,互派驻外使节;第五,在两国的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在通商港口派驻领事官员,互相承认领事裁判权;第六,两国国民在通商港口互相友爱,禁止携带刀械。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但通过这次订约谈判,日本方面已开始暴露出侵略中国的野心。就在谈判过程中,当英、法两国以中国反教会斗争为借口侵略天津、烟台一带时,日本表示要对外国遵守信义,向英、法军队提供食品、燃料等。这是支持欧美侵略中国,证明柳原前光所谓“日清联合对抗欧美”之说,全是毫无诚意的欺人之谈。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认为约文不妥,公开声明予以否定。第二年,即1872年3月又派柳原前光来要求修改条约。4月9日柳原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提出要修改条约,特别是要取消第二条,并加入最惠国条项。结果遭到中国的拒绝。日本的计划失败了。但此时发生了台湾杀害琉球藩民事件,它为给日中两国关系带来根本变化创造了一个机会。 
 

侵略台湾与吞并琉球

 
      1871年11月30日,由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离开琉球那霸港驶向中国,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但登陆船员中,54名被高山族杀害,12名逃出,在风山县受清政府官兵保护。12月11日,由八重山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又离开那霸港开往中国,中途遇风暴,漂流海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3日漂到台湾,45名船员同样受到风山县清政府官兵的保护。1872年2月,前后两批硫球漂流民57人被送到福州的琉球馆,7月回到那霸。 
      琉球的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这纯属中国与琉球之间的问题,与日无关。但日乘机插手,准备借所谓属于日本的琉球人被杀而侵略台湾。琉球船民被杀消息传日,刺激鹿儿岛县士族。县参事大山纲良要求政府“出兵问罪”,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桦山资纪赶到熊本,向熊本镇台司令官桐野利秋“控诉”,后来又赶到东京直接向陆军省“呼吁”,建议向台湾派生番探险队。但日政府为防止欧美国家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在侵台前策划了一系列外交阴谋。首先是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其对外交际事务由日外务省处理;其次,以日政府同意继承琉美条约为条件,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第三,利用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副岛到北京后,派柳原前光去总理衙门质问高山族人地区的主权问题。清官员指出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我……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又说:“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有”日本看讹诈不成,就抓住“化外”一词,断章取义,更加紧准备军事侵略,但这时日本国内侵略朝鲜的喧器声高涨起来。
      明治维新前,幕府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者,贸易限于日本设在斧山的倭馆。明治维新后,日本想打破这个惯列,一再派官员去朝鲜交涉。但朝鲜政府都拒绝受理。于是日本就派军舰去釜山调查登陆地点,并决定自由贸易往还。朝鲜在倭馆门前贴出布告,严禁日人搞走私贸易。日本以“侮日”、“无礼”为口实,掀起叫嚣侵朝的浪潮。这是副岛岛种臣已回国向政府报告了清朝申明不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西乡决定暂缓侵台,先侵朝鲜,板垣退助等参议也支持西乡的意见。此时大久保、木户、岩仓等先后回国,主张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反对立即侵朝。于是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优先派与以西乡为首的征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结果西乡派失败,内治优先派掌握了领导权。
      大久保派并非反对外侵,在征韩派被逐出政府后,明治政府立即决定侵台。1874年4月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大藏卿大隅重信为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5月7日西乡从道率兵3千6百人进犯台湾。5月22日日军在台湾登陆。6月1日,日军对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发动总攻,台湾人民以原始武器英勇抗击日军。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战病死者达573人。加之清政府已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藻侦,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日本政府深感国力不足,因而顷急于求和。1874年9月14日大久保利通由柳原前光公使陪同访问了北京的总理衙门,在英、美、法三国驻清公使的“调停”下,10月中日议和。谈判在同月31日达成协议,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屈从日本,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规定日军撤出台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予赔偿,进一步刺激日本侵野心。1875年日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最后于1879年4月4日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侵略朝鲜

 
      日本侵台后,又把矛头指向朝鲜。这种侵略得到列强的支持。大久保在北京订约期间,美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为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曾唆使日本侵朝。1875年9月20日,日本“云扬”号军舰侵入江华岛附近,蓄意向守卫该岛炮台的朝鲜军队寻衅挑起战端,并登陆占领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次年2月,日本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率六舰于仁川登陆,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同年、8月又签订《日朝修好条规附录》,以及《附属于修好条规的往复文书》等侵略性文件。《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意谓朝鲜并非中国的属国,日本将同中国争夺对朝鲜的统治权。《条规》第七条规定:“允许日本国的航海者自由测量海岸。”根据这一条日本可任意在朝鲜沿海进行绘制海图等侵略活动。《条规》第十条规定:“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的各口岸侨居中,如果犯罪,与朝民交涉,皆归日本国国官员审断。等于日在朝享有治外法权,而这正是当时日本要求欧美各国撤销的特权。
      这样,日本政府便把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任务和侵略朝鲜、中国结合起来了。明治维新之初所主张的“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就具体地付诸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