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旧的概念
“四大文明古国”概念之时代背景，乃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蔚为历史潮流，成为历史单元，乃有以“古国”命名地域。若以此做单元，“四大文明古国”该为：
①伊拉克；②埃及；③巴基斯坦；④中国。
四国中，唯中国大致上持续了在秦朝时方形成的核心区。即便如此，“古国”更符合当今民族主义的需要，却有碍于说明人类文明之起源。事实上，“四大文明古国”这类当代化概念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
“四大古国”有四位初祖之含义。它们在时代上并不匹配。两河流域与埃及较早，大约公元前3200~前31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成熟期”约始于公元前2600年，在时代上相当于“第二代”的地中海米诺斯文明。中国的商朝更晚，约始于公元前1600年，在此前的“历史”必须以传说中的“夏朝”填补。中国在商朝以前已渐进入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400~前2000年（从齐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约与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出现铜器遗物的时代不相上下。
用突破、创新与发明来定义“文明”的起源
然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上下以两千年的差距几乎可视为“共时”。“四大文明古地域说”之能否成立，仍可以依其是否为文明之初祖（即第一代）作为定夺。这里就牵涉到“文明”之定义。20世纪上半期，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以“二次革命论”来解释文明之起源：第一阶段曰“新石器革命”，第二阶段曰“城居革命”。
“新时期革命”的特色是石器制作从敲击进入磨制阶段，其最大的成就为植物与动物的驯养以及制陶的开始。“城居革命”的特色是：①庞大的人口与聚落；②专业与分工；③生产剩余足以供养社会分化与政府的出现；④宏伟的公共建筑；⑤统治阶层；⑥科学；⑦书写；⑧复杂的艺术风格；⑨远途贸易；⑩国家。第一次革命发生后，在第二阶段亦即“城居革命”的预备期内必须出现下列创新，作为先决条件：①犁；②新能源;风力与兽力的驾驭；③轮子；④用陶匠轮制陶；⑤冶金技术。
柴尔德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新学说完全以古代的近东为例子，并过渡依赖“传播论”来解释其他地方文明的起源，而且未能超脱当时流行的直线进化观点。此外，他着眼于两次革命之延续性，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其后的考古研究却凸显了两次革命之间的断层。即使在古代近东，“新时期革命”与“城居革命”这两个突破并非发生在同一个地带，但它们彼此毗邻，因此被笼统化为同一个地带，统以“肥沃新月地带”称之。在这里，孙隆基提出一个较妥善的“环两河流域”名称，来涵盖柴氏“二次革命论的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