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在英国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条约允许英人携所属家眷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第二年，《南京条约》附件《虎门条约》规定：在通商口岸，中英两国官员商定地方，准许英人租赁房屋或基地。本来，这一规定是说英国人只能在通商口岸的一定地区内租赁房屋、土地，在那儿居住和从事贸易。而英国侵略者却将此条规定歪曲成，在通商口岸硬行划出一块地方，供外国人居住、占用。他们还借口什么华洋分居，避免事端，以便于管理，有利贸易，以此诱使清朝官员接受。
1843年10月底，上海正式宣布开埠通商。不久，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任。他一到上海，就察看地段，想设立租界，向清政府提出土地买卖的要求。这为当时中国法律所不允许，开始遭到拒绝。巴富尔大耍赖皮，死缠着上海地方政府不放，直到1845年，苏松太道宫慕久，被迫以其名义，用告示形式，公布了他同巴富尔签订的《上海租地章程》。其中规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这样，英国开创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划定租界的权利，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租界。
随后，美、法、俄、日、意、比、奥匈等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效尤。到1904年，近6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长沙、鼓浪屿等16个市区强占有“租界地”。由他们永久或长期占用的地域，每年交纳一定数额年租，无限租用也可转租，业主不得停租。到1904年列强在华已建立了43处租界。可分为单一国家管理和多国共同管理两种。列强在租界内设立司法、审判、警察、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和税收机关等殖民统治机构，使租界变成“国中之国”，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据点。
与被割让的领土不同，租界在名义上其领土仍属出租国，并且自身不具备治外法权的属性。但历史上租界使用国均是借由本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公民领事裁判权。租界的行政自治权限制了租让国在其区域内行使行政权，部分租界甚至还有立法权限。租界的领土主权所有国将租界视为外国领土，不敢轻易干涉租界内部事务，更别提军队、警察开驻，因此难以对租界内的行为进行司法活动，要从租界引渡犯罪的非租界使用国公民一般就会很困难。这个特点也往往令租界成为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或战争时期平民的最佳避难场所。
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根据地。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集中在租界里。以天津为例，帝国主义租界集中在以紫竹林为中心的海河两岸。帝国主义在那里兴建了众多码头、仓库、银行。当时，天津的对外贸易业务，如汇兑、仓储、海运等，绝大部分操纵在洋商手里，同时还把持着海关大权。他们利用天津港口，大量掠夺我国的各种物资，倾销他们的工业品。外国资本家还在租界设立加工工业。这本来是条约中所没有的，但腐败的清政府根本不敢禁止。这样，外国资本家，在租界内，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经营近代工业。
它们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发行报刊，进行精神文化侵略活动。以美国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教会大学为例。这所大学打着“不问政治”、“研究学术”的幌子，引导中国青年脱离政治，漠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所大学利用学术交流、出版书籍等方式，向美国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工农业、商业、气象、资源等多方面情报，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
租界还是西方殖民者和冒险家的乐园。自五口通商租界设立以后，西方殖民者和冒险家，包括流氓、恶棍、歹徒、逃犯，纷纷来到中国的租界地，干尽一切罪恶的勾当，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美国人丹涅特著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
新口岸的开放，和对新贸易的无限的期待，招得世界各处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人除去靠他们的“机智”(应当是诡计多端)为生而外，别无任何行当或职业。……人人都深感不安，中国人更是心怀危惧。在美国领事们的报告和委员们的公函中，象这类浪人的丑事、罪行和种种穷凶极恶勾当的记述，是不胜枚举的。
在租界里，中国人遭受百般压迫、侮辱和虐待。上海租界的电车，头等车厢供洋人乘坐，中国人只能坐三等车厢。在汉口租界，中国人力车夫必须穿上象犯人一样的“号衣”。上海租界公园门口，竖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租界内的娼妓、赌博、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是受帝国主义保护的公开行当。汉口法租界巡捕房卫生检查所公开发行吸毒执照，最高售价50元一张。在赌场，被诱骗的中国人，把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输光赌净，甚至倾家荡产，卖妻鬻儿，还有许多人被逼得投江自杀。挂着“慈善”招牌的上海公济医院，为了让一个头上长满痴痢的洋人“体面”，竟然到街上抓来一个中国人，强行揭去头皮，给洋人移植。更有甚者，租界里的洋巡捕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
租界呀，租界!你是帝国主义豺狼的乐园，却是中国人民的地狱。
1919年起中国陆续收回租界。1949年新中国成立，租界制度彻底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