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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14日

先秦的诸子百家为什么一直到晚清还在发展,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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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以后,社会颓败,西方给中国带来极大震荡,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有识之士利用诸子学所具有的经世致用的特点对其加以改造以适应时代需求。西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作用也开始逐步凸显。出于经世致用,拯救民族危亡的目的,有识之士研治诸子已不再满足于纯粹的文字校释,而是深刻发掘诸子学说中与近代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思想主张。在晚清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以陈澧、曾国藩为代表的新理学家,都注重利用诸子的思想,但这两家受传统儒家影响较深,对于西学的浸染并不十分深厚。因此,他们的学术结构中,还是儒家本位的基调。而以黄遵宪、郑观应、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则用心良苦地倡导“西学中源说”甚至是“西学源于诸子学”之说,以使西学贯通诸子学,破除“夷夏之辩”,减少社会革新的阻力,寻找嫁接西方思想文化的社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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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至20世纪初至五四之际,诸子学已经全面复兴了,出现了章太炎、启超、王国维、胡适等诸子学大家。而且诸子学研究的整个学界标准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义理学取代考据学成为了诸子学研究最主要的内容;在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西学对诸子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界标准不再是“西学中源说”式的论调,此时甚至出现将汉学、诸子学强行比附西学的状况即“中西会通说”。严复的老庄研究就基本建立在进化论思想上,西方思想的引入推动了诸子“义理之学”的发展和深入,也影响了研究者的价值评判和阐释。不仅研究者,整个社会的也认同了西方学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