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台伯河出海口约十四英里处，平缓的山丘自两岸升起，右岸者较高，左岸者较低。较低的群山，至少两千五百余年来即已与“罗马人”（roans）一词密切相关。当然我们无法确定此名究系何时及如何产生；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区域的栖息者最早的称谓不是roans而是“罗姆尼安人”，ranians（ranes）：这个名称表示了它从不可记忆的古代即已留传，其字渊及演变吾人知之不详；ranes可能意谓“森林人”或“丛林人”。
但台伯河岸的栖居者并不止这一种人。罗马自由市民最早的区分即显示出这个整体是由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可能原先是各自独立的，即罗姆尼安人，泰提人（tities）与鲁塞尔人（res）。这种三部分共组的团体之久远性，最佳的证据或许是罗马人在法律事务上的一种用语，即是当他们提到“分”和“部分”的时候，总是一成不变的用tribuere（“分为三份”）和tribus（“三分之一”）。
很可能，在台伯河沿岸有城市形成之前，这些罗姆尼安人，泰提人与鲁塞尔人早已在罗马山丘有了据点，构成村落，耕田种植，起先各自独立，后来则结为一体。昆提氏族在巴拉丁山举行的“牧羊神节”可能即是这些原始岁月的传统之一——这是村民与牧羊人的节日。他们比别人更稳固地保存了族长时代的单纯消遣方式，尤其特殊的是在罗马基督教化以后，异教的其它节庆均已消失，而牧羊神节却仍旧流传下来。
后来的罗马就是由这些栖息地兴起的。传说中那种从无中创建的城市，当然是不可能的，因“罗马非一日所建”。然而史学家却必然会追问，为什么会在一个物质环境如此不宜于建城的地方建城，而此城竟又在这么早的时期就在拉丁据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地位？罗马的城址比之于拉丁大部分其它老镇都既不健康又不肥沃。在其近郊，葡萄与无花果均不富饶，而泉水亦不充沛，另一项缺陷便是台伯河涨水次数频繁，往往淹没两岸。此河落差极小，雨季大量雨水从山区下灌，往往将谷间低地变为沼泽。这个地方绝不适于久居。即使在古代，就有人认为最早的移民很不可能以这片不健康而又不富饶的地方为适合的居所，因而，在此建城，必然是有其必要性，或有某种特殊动机。就连传说亦曾透露此事：罗马是由从阿尔巴逃亡出来的两个人所建，他们是阿尔巴王子的儿子罗慕拉斯和黎慕斯。这个传说惟一的目的就是企图说明何以在这样一个不相宜的地方建城，同时又想把罗马的起源跟拉丁的一般城市拉上关系。这些传说，当然是史学家不予采信的，但他在衡量过地理位置之后，便有义务做一个积极的猜测，以解释何以在此建城并如此之快，又何以能在拉丁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我们首先看看罗马领土最早的边界。向东不远，是安亭奈，费登奈，凯尼纳，科拉西亚和伽比，其中有些距塞尔维亚罗马城的城门不及五英里；因此，其边界必在城门附近。向南，在十四英里之处，我们发现了强有力的突斯卡勒人和阿尔巴人社团；而罗马的领土在此方向似乎未超过离罗马五英里远的克勒利亚壕沟。同样，向西南，罗马与拉维尼阿姆之间的界线在六英里的里程碑上即已存在。陆地方面罗马固然处处受限，沿台伯河两岸伸向海洋的方向却未有任何阻碍。罗马与海岸之间未曾见过任何古代地区中心，也无任何古代边界之痕迹。
台伯河是拉丁的自然大通衢；它的出海口，在那港口极少的海岸间，成为航海者必要的栖泊处。再者，从古代开始，台伯河就成为拉丁居民的天然屏障，防范北方部族。没有一个地方比罗马更适于做拉丁河海商业的中心，更适于做拉丁地区的海防堡垒。它既易于防守，又临近河边；它掌握台伯河的两岸，直至出海口；它既适于沿台伯河或安尼欧河而下的内河航运，又宜于当时的小海船进港；再者，它比海边的城镇更能防范海盗的侵袭。罗马即使并非因此等商业与战略优点而建，也必因之而兴盛。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与凯尔自古以来就有密切关系，两者不仅为近邻，而且为商业联盟。因之，台伯河上的桥梁就具有了极大的重要性，而一般言之，罗马共和国的桥梁建筑乃是极重要的事实。也由此，在城市战备中产生了长船；在奥斯提亚港产生了缴纳进出口货物税的规定，这种税从最初就只加于买卖的货物上，而不加于船员自用的物品上，因之是一种通商税。也因此在不久以后罗马出现了硬币，以及跟海外国家的通商条约。从这种意义而言，罗马并非不可能如传说所说，是一种创造物，而非逐渐成长的城市，它是拉丁诸城中最年轻城市，而非最古老的。无疑，当拉丁的中心市镇在台伯河岸崛起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文明与农耕，而阿尔巴山以及坎巴纳的其它高地上也已有了许多要塞。至于罗马城之产生是出于拉丁联盟的决定，或起于某个创建者远大的眼光，或由于交通的自然发展而成，则已无法考证。但关于罗马在拉丁的中心地位方面，还有另一件事可做参考：在历史开始向我们透露曙光的时期，罗马已呈现出联合城市的面貌，这跟拉丁社区的联盟结构并不一致。拉丁人民习惯于住在空旷的村庄，只有在庆典或集会，或特殊需要的情况下才运用公有的要塞，这个习惯久远以来就已成形，而或许在罗马地区比拉丁其他地区都要更早。罗马人并不疏于亲自耕种，也把这个地方当做他们的家园；但坎巴纳不利于健康的空气使罗马人不得不尽量住到山上，因为山上的空气清新干爽；在农耕者的周围自然还有许多其它行业的人，有些是外国人，有些是本土人，可能从极早的时期就在此处定居。这个事实，就某种程度，可以说明旧罗马领域人口何以密集！面积至多为一百一十五平方英里，其中有些部分是沼泽与沙土，而人口即使在建城早期，自由民即有三千三百名，因此自由居民至少有一万人。但进一步说，凡熟悉罗马人及其历史者，都知道他们的公私生活中，有不同于其他拉丁民族和意大利人之处，这便是他们的城市性和商业性。确实，罗马和哥林多或迦太基不同，不是商业城，因为拉提阿姆基本上是农业区，而罗马从最初就主要是一座拉丁城。但罗马和许多其它拉丁城镇的区别，必须追溯到它的商业地位，以及因为这个地位而造成的市民性格。若说罗马是拉丁各区的商业中心，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何以在农业之外，其城市生活会如此有力而迅速的发展，因此为其前程奠定了基础。
追踪罗马城在商业与战略方面的发展，要比分析原始时期的社区情况更为重要。这种发展的过程可以从罗马的护城河与堡垒的相继扩充看出，因为它们必然跟罗马共和国的成长亦步亦趋。
这个城镇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罗马，但据可靠的证据，其原始形式却只包括巴拉丁，或者说是“四方罗马”（roa quadrata），这是因为巴拉丁山系是不规则四方形。包围着这座原始城市的城墙与城门，直至帝国时代仍有遗迹可见。维拉布罗的s·吉奥吉欧附近的罗马纳城门和提搭斯拱门的穆基昂尼斯城门，直至现在仍为人所知，而巴拉丁的环墙曾由泰西塔斯亲自观察之后留下描写，至少是面向阿芬亭与凯利安的部分。许多资料显示这是该城的原始城址与中心。在巴拉丁山，曾发现该城址的神圣象徽，即所谓“工具窖”，这是最早的移民者贮存家庭一切所需物品之处，并于此安放一块由家中带来的宝贵泥土。另外还有移民做宗教崇拜与其他目的之用的建筑，各建于其炉边（curia veteres）。还有“战神”（curia sulioru）的聚会堂，是保存战神盾牌之处，“牧羊神”（lupercal）的祭坛，和朱比特祭师的居所。根据传说，此山及其附近，乃是该城重要遗迹的汇聚之处：罗慕拉斯的草顶屋，他的养父孚士图拉斯的牧羊小屋，他们孪生兄弟二人的摇篮所漂至的无花果树，该城的创建者从阿芬亭越过色卡斯山谷掷入此处的镖枪头所长出的红樱树，以及其它的神圣遗迹。正式的神殿，在这个时期尚未出现。公众聚会之处常有变迁，因此最早的地址已不可考；不过我们可以猜测，在“工具窖”周围——后来此处被称为“阿波罗区”（area apollinis）——可能是自由市民和元老最初的集会所，而在“工具窖”上方所建的高台则是罗马社团原始的法庭所在之处。
“七山节”（septiontiu）也保留了早期殖民的遗迹，而这些遗迹显示出他们逐渐向巴拉丁周围扩充。郊区一重重出现，每一区都由护城河保护，并跟巴拉丁的原始环墙相连，正如沼泽区的外沟同主沟相连。“七环”乃是巴拉丁本身；瑟玛拉斯，是巴拉丁向沼泽方向的下倾斜坡，在最早的时代，这沼泽存在于巴拉丁与卡比托连（velabru）之间；维利亚，系巴拉丁与伊斯奎连之间的山脊，后来则几乎全被帝国的建筑所掩没；法古塔尔，欧庇阿斯和西斯庇阿斯，乃是伊斯奎连的三座山峰；最后，还有修古萨或修布拉，乃是保护凯利纳山上的新城之堡垒，其位置在伊斯奎连和温克利的s·彼得罗下方奎瑞纳尔之间的低地。这些主要是逐渐成长的结果，我们可以由其中看出巴拉丁罗马成长的早期历史，尤其是跟塞尔维亚的分区相比，更为明显；塞尔维亚分区是在这早期的发展上扩延而成。
巴拉丁是罗马社团的原始地址，是最早的，也是最初惟一的环墙。然而城市的殖民区，在罗马也像在别处一样，并不是始于堡垒内部，而是在堡垒的保护下，在巴拉丁周围形成。这样的区域有瑟玛拉斯斜坡（包括“塔斯坎街”——这个名称可能是为纪念凯瑞提人与罗马人的通商而起）和维利亚殖民区（这一区跟瑟玛拉斯与堡垒山日后形成塞维亚城）。此外，还有凯利安的郊区，此区可能只包括科洛撒姆的尖端；还有凯瑞纳的郊区，那是标枪从伊斯丘连投向巴拉丁的地方；最后还有修布拉的山谷与外堡，该区后来的名称就是由此演变而出。这两区合在一起构成早期的城市；修布拉区向堡垒下方的山谷延伸，地势略高，或许比巴拉丁区更为古老。这两区的分别在后来罗马的最古老习惯中保留下来，这就是每年十月在战神园（lapus artius）举行的马祭：后来这种祭祀演变为竞争，修布拉的人和维亚·撒克拉的人争夺马头，若前者胜利，马头则钉在马米连塔（地址已佚），后者胜利，则钉在巴拉丁山下的王宫。古城的这两部分平等竞争。在那个时期，伊斯奎利雅esquilise（严格的说，这个名称只指凯瑞纳）事实上乃是他们所谓的“外缘建筑”（ex—quilia，这个字，像inquilinus一样，是由colefe而来）或“郊区”；这郊区后来演变成该城的第三区，跟修布拉和巴拉丁区相比，则地位较次。其它邻近的高地，如卡比托和阿芬亭，可能也被七山的社团所占据；尤其是横跨台们河岛屿的“列柱桥”（pons sublicius），必然在那时即已存在（古罗马之高僧，the ponifical college，就足以作为证明），而伊特拉斯坎岸的据点詹尼古伦高地也不会无人问津；但这些地方还都没有被列入他们的保护之下。当时有一个规定一直沿传到很久以后，即桥梁必须全用木造，不用铁架，这表示它的基本性质是浮桥，可以随时拆除或焚毁。从这一点我们看出，罗马社团长期间是如何缺少安全感。
逐渐形成的这个城市殖民区跟其外围的三个社团之关系已不可考。就以三种人——罗姆尼安人，泰提人和鲁塞尔人——的社团起先互相独立而观，他们的殖民区亦必互有区别。但若说他们居住在七山上不同的护城河内，则必属虚构，为智者所不取。此三种人必然在旧城的修布拉与巴拉丁两区中散布，在郊区亦然。跟这个推论一致的是，此后扩充的城区，都共有三对阿及亚小教堂。七山的巴拉丁城或许有其独自的历史，但我们除却它确实存在过之外，已毫无其他传说流传下来。正如树叶向新春让位，七山之城也让位给了罗马历史，只是未能为吾人所见而已。
被后来的塞维亚城墙环绕起来的古城，并不只巴拉丁一个；在它的对面，紧接着就是奎瑞纳尔山上的城。“旧堡”（capitoliu vetus）连同祭祀朱比特、朱诺和米诺娃的祭坛，奉祀忠实之神的神殿（此处存放国内条约）表示了奎瑞纳尔也曾一度是一个独立联邦的中心；而后来与之对称的卡比托，连同其祭祀朱比特、朱诺和米诺娃的神殿，以及“罗马忠实之神”（fides rornana）的神殿（国际法储存于此）亦可做同样证明。巴拉丁与奎瑞纳尔两地同祭马尔斯也可作为证明，因马尔斯乃是战神，系意大利诸社团中最古老的神祗。马尔斯的教士们也同样可为证明，因为稍后在罗马，“战神祭司”和“牧羊神祭司”的原始僧团共同存在：巴拉丁的“战神祭司团”旁边，即是奎瑞纳尔的“战神祭司团”；巴拉丁的昆提族牧羊神祭司团旁边，就有法比亚族的牧羊神祭司团，后者很可能在奎瑞纳尔有其祭坛。
如果我们把另一个事实补充上去，则前述几项就更显出其意义；这即是，七山的巴拉丁城并不包括奎瑞纳尔，而后来在塞维亚罗马——其最早的三区等于以前的巴拉丁城——则将奎瑞纳尔及其邻近的维明纳尔规划为第四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修布拉的外堡为什么构筑在城墙之外，位于伊斯奎连和奎瑞纳尔之间；事实上，两区的接触点是在这个地方，而巴拉丁的罗马人在取得低地以后，必须构筑堡垒，以对抗奎瑞纳尔。
最后一个证据是，连名称方面，巴拉丁人与奎瑞纳尔人都有区别。由于巴拉丁城自名为“七山”，其市民就自称为“山人”（ontani），而奎瑞纳尔和维明纳尔的山虽然比巴拉丁还高，却只称为“丘”（collis）。事实上，在仪式的记录中，奎瑞纳尔往往只被称为“丘”，而未附加其它任何字义。同样，从这个高地通往外方的门常被称为“丘门”（porta collina），那里的教士被称为“丘教士”（salii collini），以别于“巴拉丁的教士”（salii palatini），而由这一区形成的第四塞维亚区则称为“丘区”（tribus collina）。“罗马人”一词本来跟地理位置相关，后来则可能由“山人”和“丘人”共同采用，丘人因之自称为“丘罗马人”（roans collini）。这两个相邻的城市居民在种族上也或有分别，然而至目前我们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
如此，到这时为止，罗马联邦的地区仍由巴拉丁的“山罗马人”和奎瑞纳尔的“丘罗马人”分据，他们互相对比，有时也一定免不了互相对立，仇视，在某种程度上和近代罗马的the ontigiani和the trasteverini之间的情况类似。七山社团比奎瑞纳尔甚占优势，这可从两方面看出，一者七山社团的新社区及郊区范围大得多，二者，在后来的塞尔维亚分区中，丘罗马人有许多勉强同意之处。我们早已说过，修布拉和巴拉丁人如何每年一度争夺马首；不仅各山分立，甚至各聚落也是如此（那时城中还没有共同的炉子，各聚落各有其自己的炉子，但在同一地点并列）；整个说来，罗马是各个殖民区的聚合，而不是一个整体的城市。很多迹象显示，古老而有力量的家族都建有堡垒，可以防守——这种警备不能说是不必要的。把巴拉丁和奎瑞纳尔以及阿芬亭和卡比托连两高地共筑于一环城墙之内，因而缔造了新的罗马——历史上的罗马——乃是塞尔维阿斯·屠利阿斯王的大业。但在这巨大的工程得以实行之前，罗马与周遭地区的关系无疑经历了彻底的变革。正如农夫在罗马七山及拉提阿姆其他山丘的耕耘象征了永久居留，也正如后来巴拉丁的繁荣与“七环”象征了罗马社团将占领台伯河口，预示了自由来往，尤其是罗马的城市文明之兴起、甚至更稳固的政治基础。塞尔维亚城墙则预示了罗马城将可争夺拉丁联邦之君主权，而最后亦则终达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