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宗与净土真宗
镰仓时代，佛教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战乱频繁、社会关系激变中更加走向没落的京都贵族中间，充满了对“末世来临”的畏惧和寻求解脱的苦闷。广大农民在坚持反抗封建主的现实斗争的同时，不少人也对来世抱有幻想。适应这种思想要求，法然(源空，公元1133年—公元1212年)发展了前代以来流传的佛教净土思想，使它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派，即净土宗。他告诉人们，任何人在佛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只要“专修念佛”，即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依靠佛力就能“往生极乐”——“他力本愿”，而不必去搞那些为特权阶级所专用的建寺、造佛、念经等繁琐的宗教仪式。
法然的弟子亲驾(公元1173年—公元1262年)生活在东国(关东地方)农村达20年之久，对东国农民，对那些在佛教看来从事“杀生”因而有严重“罪恶”的东国渔民、猎人的疾苦有所了解并寄以同情。于是他在“往生极乐”问题上针对法然的“善人正机说”(“恶人尚且往生，况善人耶”)，提出“恶人正机说”(“善人尚且往生，况恶人耶”)，意思是说，被封建统治阶级和佛教诬为“恶人”的劳动群众才是最容易进入“极乐”境地的人们。他较为彻底地排除了一切清规戒律，认为人们即使不出家，不素食，过娶妻生子的世俗生活，只要念佛，依靠佛力也能“往生”，从而开创了净土真宗(即一向宗，简称真言)的教义。这是广大被压迫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有如思格斯在论述早期基督教运动的性质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注23]净土真宗在亲鸳在世时极兴盛，关东、奥羽一带就已拥有10万信徒，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也有少量商人、工匠和下级武士。
时宗与日莲宗
以人民群众为主要传教对象的新宗派除净土真宗外，还有一遍（公元1239年—公元1289年)创立的时宗和日莲(公元1222年—公元1282年)依法华宗开宗的日莲宗(即法华宗)。时宗也是属于净土宗而主张“他力往生”的一个宗派，在农民中拥有许多情徒。日莲宗则有所不同，它宣称只要人们反复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能即身成佛，全民信仰此宗则整个国家就能成为佛的净土，而其余各宗皆不能。公元1260年日莲曾向幕府献所著《立正安国论》一书，书中描绘出人民涂炭、社会凄凉的情景，批判幕府政治，进言须按正法(法华经教义)施政，否则必将招致人心思乱、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严重后果。由于触怒了幕府，他被校流放两次，但仍不屈不挠。日莲宗这种不仅来世，即使现世也能得救且造福国家的教义当然也是幻想，但它反映了人民群众争取现世幸福的迫切要求。日莲宗主要在城市商人和部分武士中间流传。
禅宗
武士中间广为流传的佛教新宗派是禅宗。禅宗早在中国唐初就已传日，但只是到了镰仓时代荣酉和道元(公元1200年—公元1253年)从南宋分别传来它的分派临济宗和曹洞宗之后才大盛。禅宗宣扬“自力本愿”；即人们“成佛”要靠自己的主观力量。它认为，客观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主观世界“内心”才是真实的，人人内心都有“佛性”，宣传人们只要除掉内心的“妄念”，达到“空心”境地便可“成佛”。
掸宗推祟的修炼方法也极简单，认为只要坚持坐禅其思就能消除“妄念”成佛。这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注24]的简单修炼方法很适合缺少文化武士的口味。但坐掸却要求严格，要坐掸者修炼出山崩地裂无所惧的胆力。用禅宗的话说，就是要达到“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类”[注25]的程度。武士驰驱沙场，都得视死如归，掸宗这种说教正符合封建统治者鼓励武士为自己效忠的需要。因此，幕府对禅宗倍加推祟，派出许多入宋僧、入元僧学禅，并请来诸如兰溪道隆、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宋禅僧传教，北条时赖、时宗等人以师事之，带头皈依，形成武士热心参禅的局面。这里必须指出，日本武士道的形成与禅宗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
早期武士道思想
佛教各新宗派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早期武士道思想的形成。武士道是随武士阶层的抬头而出现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念，经平安时期酝酿，到镰仓时代转成武家时代的统治思想。其内容见于《吾妻镜》等史书及《平家物语》等军记、史谈之中。这种道德观同宫廷贵族思想不同，它是以中世家长制(“恕领制”)为中心的一种主从间道德规范。最早是由平安时代构成武士团的家长和“家子”、“郎党”问通过主君恩赐家臣以封地和身份(“御思”)，家臣则对主君矢志忠节(“奉公”)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幕府时代，在镰仓将军、执权同御家人之间，这种观念有进一步的约束性，主从关系比父子、夫妇关系更重要，违反这种关系要受严罚。
武士道的内容就是以这种家臣对主君的“忠节”为核心，要求武士具有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以清廉自许，鄙视平安贵族优柔文弱的习气。武士道的内容都来源于儒家的“德目”，而对这些方面的培训，又借助佛家唯心主义说教的力量。例如净土宗否定现世、鼓吹欣求彼岸乐土的思想，对培养家臣为主君效死的精神起作用；实践禅宗的所谓极严肃的修业作法，有助武士进行认真习武和勇敢杀伐的训练。
早期武士道在抵制平安贵族的颓废风气方面有其积极意义。早期武士道不同于晚期，因它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甚至“武士道”这一词汇也还未出现，只是以具有狭义的“战争道德”含义的“士道”、“战之道”等词出现于武士之间。及至江户时代，武士道被赋予宋儒理学理论之后，才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
文学、史学与医学
镰仓时代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充分表现出贵族文化的衰落和武士文化的兴起。贵族作品在数量上虽仍占优势，但主题思想却都和时代背道而驰。例如镰仓初期被藤原俊成及其子定家选辑在《新古今和歌集》中的贵族和歌，大都带有没落阶级的感伤情调。鸭长明(公元1151年—公元1213年)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公元1283年—公元1350年)的《徒然草》等随笔作品，更充满着贵族对现实社会不满而无可奈何地要从佛教的无常观那里寻求安慰的思想。天台长老慈圆(慈镇，公元1155年一公元1225年)为了劝谏上皇，用假名文字写成历史著作《愚管抄》，只能用佛教的宿命论(末法思想)观点来说明贵族阶级的没落和武家兴起的历史趋势。
具有代表性的武士文学是战记文学。同贵族文学不同．9这类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生动地描写了在同公卿贵族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士的思想情感。《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入《源平盛衰记》等都很有名，而以平家兴衰为题材的《乎家物语》尤为突出。这部作品原是琵琶法师，[注26]在群众中间说唱的“平曲”；后经出身于贵族但同情武士的西行加工整理而成‘贯穿故事的主导思想是佛教的无常观，但由于作者和听众对于变革社会寄以强烈关心，所以故事里生动地描绘出内战时期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作品格调优美，韵律勾称河蟹，文风也很有特色。
14世纪初，幕吏们受幕府统治者之命写成一部有关镰仓武士发家的历史著作《吾妻镜》(又作《东鉴》)51卷，内容包括公元1180至公元1266年间幕府和皇室方面的编年体日记和记录，现部分残缺。本书曾被认为是镰仓时代史和武家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医学方面，不少僧人对医学造诣很深，从事医疗和著述。完成的30余部医学著作中，以荣西的《吃茶养生记》2卷与棉原性全的《顿医抄》50卷、《万安方》62卷最为著名。这三部著作不只反映了隋、唐、宋的医学成就，也总结了著者本身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是具有独自医学体系的医书。《顿医抄》载有五脏六腑图，对人体构造及机能都有简要说明，从而使解剖学和生理学自成部门。
艺术
雕刻、绘画艺术方面，表现时代特点的、充满生气的写实作品多起来了。雕刻上与前代不同，力求强劲的表现形式，把以前的柔弱的女性美变为刚强的男性美。式样上倾向自由发展，作风上以写真为主。镰仓时代的雕刻受宋代式样的影响显著，宋式样被当作样板，如东大寺的大佛(镰仓时代重造)，且此大佛系由宋人陈和卿及其弟子陈佛寿等7人所造。还有东大寺南大门的石狮子也是建久7年(公元1196年)宋人石工字六郎等人所造。当时出现一种叫做“佛所”的雕刻工场，如七条佛所、七条大宫佛所、六条万里小路佛所等，各个佛所都拥有自己的佛师(雕刻家)。13世纪京都的运庆及其弟子快庆、定庆等创作出东大寺南大门强劲有力的金刚力士像和兴福寺的无着像、世亲像等一系列杰作。这个时代除雕刻佛像外，还雕刻世俗的肖像。当时宋朝禅宗的顶相画(掸宗祖师授弟子的肖像画)大量流入日本，顶相画成了肖像雕刻的样板，创作出俊乘房重源坐像(藏奈良东大寺)、北条时赖坐保(藏镰仓建长寺)、无学祖元坐像(藏镰仓圆觉寺)等非常写实的杰作。
绘画方面，前代大和绘发达，至镰仓时代大和绘虽然存在，但极为衰退，代之以新的绘画——水墨画。镰仓初期日本画坛出现了所谓“宅间派”，以记摩胜贺(公元1168年—公元1209年)为代表。他的现存作品有以“十二天”为题材的屏风画(藏京都教王护国寺)。至镰仓中期，随着入宋僧的增多，带回来大批宋画，特别水墨画，给日本绘画影响很大。当时的水墨画家有雪村友梅、可翁宗然、铁舟德济、兰芳祖裔等，特别是可翁，最先将牧溪画风传入日本，奠定水墨画的基础。当时的入宋入元僧都善于咏诗作画，他们将自作的诗画装裱成诗轴画，挂在禅室或茶室的壁上。此风后来传到世俗，贵族的厅堂或茶室里都挂上这类诗轴画，成为不可缺少的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