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这位蜀汉帝国建立初期的汉嘉郡的太守，深得皇帝刘备器重的，不然是不会得到重用的。可是，在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的冬十二月，乘皇帝刘备东征吴国败北而病重之际，黄元将军率领部队坚守城池，抗命发兵。究其缘由，应该是他违背了朝廷要其率军出征而发布的出征令。那么，可以推断，这道出征令是丞相诸葛亮发布给他的。但因他与丞相诸葛亮长久不合之故，才抗命据守城池。
黄元与丞相有何矛盾？缘由何起
汉嘉郡，隶属蜀郡，治所在今四川芦山县，下辖境相当今四川的雅安、芦山、名山、天全、荥经、汉源等市县区。西晋永嘉年间后废置。秦朝首置青衣县，县府就在今雅安的青衣江以北地区，两汉时沿袭其制。据《汉书·彭越传》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免彭越为庶人，“徙蜀青衣”。东汉安帝时，将青衣、严道、旄牛、徙四县划出，立为蜀郡属国。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改名汉嘉，蜀晋沿袭。可见，汉嘉郡为巩固蜀汉南疆的重要之地。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皇帝刘备在选择此地太守人选时，是有所考虑的。由此可推断，黄元是一名紧随刘备多年征战的战将，是为了确保这片古青衣羌族国的稳定，战将黄元当是不二人选。
汉嘉，即青衣县，是古羌国所在地。自古羌、汉两个民族纷争不绝，蜀地刘焉、刘璋父子以仁爱安抚了羌地民众，留下了较好的声望。可外乡人刘备以欺诈手段入主蜀地后，不仅蜀地汉民不满，更影响到了边缘地区的羌族等少数部族。只是经过刘备多年来的经营，提拔蜀地文武才干，兴学安邦等措施的得力实行，才初步稳定了蜀地的安定局面，加之任用彪悍的武将定去守边地，羌族人才在其武力的威逼之下，才不得不安定了许多。然而，后来随着皇帝刘备的病重加深，蜀汉政权内部的军政人事安排发生了内讧。
诸葛亮自担任蜀汉丞相以来，虽说得到了皇帝刘备的极大信任，但跟随皇帝刘备久经沙场的战将们却不是这样想的。刘备临终前，就叮嘱过诸葛亮“马谡不可大用”，但诸葛亮并没有听从此劝告，自然在蜀汉军事集团中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马谡虽熟读兵书，却没有实际的战功，丞相诸葛亮如此重用“好谈军计”的马谡，自然就在蜀汉军事集团中拉起了帮派，与那些有战功的将领们也多多少少有了隔阂。这也许就是史著《三国志》中所言，“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吧。可以推断，此次发布要黄元带兵出征的命令，是丞相诸葛亮发布的，因黄元不满诸葛亮的做法，就拒不发兵，“举兵拒守”。
黄元与诸葛亮的不合，其缘由当由马谡引起
据陈寿《蜀书》卷九《马良传》记载，身为襄阳宜城的马氏兄弟五人，才名冠与当时，家乡有句谚语：“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因马良眉中有白毛，故以此称呼。马良智勇冠三军，深得刘备器重。刘备称帝时，马良被任命为侍中。无奈，夷陵之战刘备败北，马良也遇害。因马良的关系，其弟马谡也受到重用，官居成都令，直至越巂太守。虽说马谡“才气过人，好论军计”（《马良传》附传），但与其兄长相差甚远，究其更本原因是毫无实际战功，在刘备的战将中最多只算一个好参谋长，而丞相诸葛亮却深加器重，每每与之通宵谈论军事，并任命其为自己的参军。可见，诸葛亮在暗中逐步抓军权，将皇帝刘备临终前的告诫，抛在了脑后。
好奇谈而无实际战功的马谡，实际上与众战将早有隔阂，只是鉴于其兄长马良之关系，才维系到了现在。然而，皇帝去世前的种种迹象，让紧随皇帝刘备的战将们心有余悸，多多少少对丞相诸葛亮有了些看法。
在对待黄元的问题上，朝廷上有大臣就提出了一定的反对之声。只是这反对之声，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来的。当时，马谡就任越巂太守，其所处地理位置就紧挨黄元所辖之地。大臣提出了反驳意见，如果说黄元是反叛性质，他就有二条路可走，一是直接进围成都，杀死皇太子，夺取政权。二是进军越巂地区，进入南中，据地反叛朝廷。
面对众朝臣的针对意见，大臣杨洪一言定夺，剥夺了为黄元说话的大臣的言论。只是，陈寿在写这一段史事时，采取了极为委婉的笔触，有意隐瞒了许多史事，让后来者难以明了，有溢美之嫌。
黄元的性格
我们所了解的黄元的性格，是从老臣杨洪的口中得知的，他称黄元“素性凶暴，无他恩信”。那么来推测一下，黄元的“素性凶暴”，足见黄元是一员虎将，除了皇帝以外，只有几员大将是可令其心服口服的，其余之人难以掌控此人。不然，皇帝刘备何以开国以来就任命他为汉嘉郡的太守呢。而“凶暴”之“凶”，可理解为治军有方，部下难以抵抗其指令。可这“暴”字，就有多方认识与理解，此单单从杨洪的认识来说，是指此次不听朝廷之令而言，是以下犯上，因而定性为“暴乱”。皇太子刘禅以此为根据，对此人自然是深恶痛绝的，待将其押解到成都，直接问斩，也是自然之事。而“无他恩信”，就让人难以理解了。他的此次叛乱，为何其部从都参与了呢？如果说黄元没有一点恩信，那么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内，他的部下何以紧随其反叛。只要往前一推，可以想到刘封之死，丞相诸葛亮的言论，在军中将领的反响是何等的强烈而不得不忍气吞声。当然，此时的皇太子刘禅也知道那件事，而丞相此举不正是为其着想吗，自然痛下狠手，也算另一原由吧。
再说，从老臣杨洪的言语中来看，此次黄元对抗朝廷，还是以皇帝刘备的生死为重要分水岭的。皇帝死了，他就顺水逃至东吴，求生路。若皇帝度过了危难，他就会敷面请罪。可推测出，黄元此举不是反叛，而是对丞相有所不满，可见丞相诸葛亮与皇帝的将领们之间的矛盾有多么的激烈，由此导致的事件，可想而知。正如史家陈寿所言，“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
又说，黄元“举兵拒守”，从前年的冬十二月，到次年二月诸葛亮离开蜀地，这三个月是完全按兵不动的。而诸葛亮一走，三月他就进军烧毁了临邛城，走向了背叛朝廷的道路。到四月，黄元被自己的亲兵擒拿至成都，被皇太子刘禅斩首。黄元事件，不过短短五个月的时间。而临邛县城，秦惠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设县，新莽时期更名，到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恢复原名，依旧属蜀郡，县治所在今四川邛崃市临邛镇。可见，这一县城的设立，非一时而设起，是有其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的。可卢弼《三国志集解》注解：“窃谓，黄元举兵攻临邛城未可，即据为，临邛属汉嘉也”，愚不得要领。
由此可见，对反臣黄元性格的判定，虽只是杨洪的一面之词，但也不难看出蜀中政权内部的不稳定性。正因为老臣杨洪一词，再鉴于巩固蜀汉本土的迫切性，坚定了皇太子刘禅斩杀黄元于成都的决心。当然，这一及时必要的果断之举，不但维护了少年皇太子刘禅的地位，同时也消除了危及丞相诸葛亮地位的祸患，由此完全确立了诸葛亮在蜀汉朝廷中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