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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2月14日

诸葛亮留下的这个人才德兼备,奈何天妒英才,否则蜀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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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尽管对蒋琬的描写十分简略,但蒋琬精明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处变不惊的应变能力依然得到了形象的再现。第98回写东吴孙权继曹魏、蜀汉之后登坛称帝,派使者赴成都通报情况,并向后主表示愿与蜀汉建立同盟以抗曹魏。其时,诸葛亮驻扎汉中。成都君臣反复“商议”,“众议皆谓孙权僭逆,宜绝其盟好”。蜀汉君臣此时还严守所谓“正统”,其迂腐、不懂权变可知。独有蒋琬不赞同与东吴绝交,因为绝交只能使东吴反目为仇,对蜀汉相当不利。但他又不便违背“众议”,他深知诸葛亮的意见能起决定性作用,因而他向后主建议:“可令人问于丞相”。询问的结果是诸葛亮与蒋琬不谋而合,从而避免了一次吴蜀危机,足见蒋琬的精明和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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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太后及蒋琬等朝廷大臣都保杨仪而疑魏延。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满朝文武都知道诸葛亮不喜欢魏延,因诸葛亮的名望而偏向杨仪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杨仪是不懂军事的文官,照常理推测贸然造**的可能性不大,而魏延是骁勇善战的武将,造**的可能性比杨仪大,因此对魏延加以防范亦在情理之中。当蒋琬率军北上处理这一事变时,魏延已残死于杨仪的追杀,并被践踏头颅和夷灭三族。魏延的悲剧固然同他的意气用事有关,但公报私仇的杨仪和偏心的诸葛亮实负有罪责。魏延屡建战功,善养士卒,在军中颇有威信,加上魏延实无叛逆之心,如果不给魏延一个公正的结论,恐怕难服众心。为蜀汉整体利益着想,蒋琬毅然推翻先前的判断,将事件真相如实禀告朝廷:“(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三国志·魏延传》)算是给魏延摘去了叛臣的帽子。接着又帮助后主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念及魏延前功,厚葬魏延;杨仪统领大军安全南归及扶孔明灵柩至成都有功,但在诛杀魏延事件中显得自私狭隘和残忍歹毒,因此加杨仪为中军师而“无所统领”(即升其职位而不让掌兵权)。这样的处理十分得体,既安抚了同情魏延不幸命运的将士,又抑制了嚣张狠毒的杨仪,从而避免了蜀汉内部矛盾的激化。毛宗岗对此处置非常欣赏,在《三国演义》105回的行批中评曰:“处置得停当,想必蒋公琰所教也”。的确,在蜀汉的政治家中,蒋琬最善于处理内外复杂事件和棘手问题,其办事的稳健和老到甚至是诸葛孔明所不及,即使置于整个三国时代,蒋琬仍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奇才。
  刘备、诸葛亮等蜀汉早期执政者都渴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大业。尤其是诸葛亮,几乎把毕生的心血投入到统一大业之中。《三国志·诸葛亮传》说,诸葛亮“爰整六师,无岁不征”,但始终“未能有克”。北伐曹魏是蜀汉制定的宏伟目标,这个战略思想本身并不错,诸葛亮的失误就失误在急于求成上。“连年动众”,穷兵黩武,这是犯兵家之大忌的。战争的胜负在许多情况下取决于国力是否雄厚,蜀汉连年征战,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入不敷出,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国民经济更加单薄,诸葛亮晚年不得不承认蜀国“民穷兵疲”,对北伐中原之战他本人也没有任何必胜的信心和把握,“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逆睹也。”可见诸葛亮生前的北伐之战基本上属于毫无实际意义的消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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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惜这种富有实效的战略方针到姜维执政时被完全抛弃,蜀汉又回到了“无岁不征”的老路,姜维九伐中原,几经折腾,虚弱的蜀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烟消云灭。陈寿在《三国志》中曾对蒋琬、费、姜维三人的执政得失做过一个总评:“蒋琬方正有威重,费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说蒋琬、费承诸葛之成规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他们在军事上恰恰改变了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但说姜维一改蒋琬制定的守柔居静的国策而穷兵黩武终于导致蜀汉“陨毙”,则点到了要害处。蒋琬等人的成功和姜维等人的失败充分说明了决策的重要性,值得后世执政者深思。
  上庸一带是三国时期一个战略要地,占领此处可以威胁荆襄,进而占领荆襄。蒋琬的本意正是攻其无备,出奇兵袭占上庸后再积蓄力量窥视荆襄,北向宛、洛,同时派一大将经略凉州,进攻关中,实行两面夹击,完成诸葛亮早年“隆中对策”的战略意图。只可惜蒋琬身患重病,未能及时实施这一战略企图。更加上蜀汉大臣多受诸葛亮谨慎作风的影响,没有多少人敢冒风险来支持蒋琬的决策,“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结果使得蒋琬的北伐东征大计中途流产。蒋琬死后,再也无人谋划东征之策。蒋琬奇袭上庸的军事构想现实不现实呢?战国时代,秦将白起正是从这一线路攻入上庸进而攻破楚国郢都的,当年刘备攻占汉中后曾派刘封进攻上庸也是沿着这条线路获得成功的,足见蒋琬的军事部署虽冒风险但切实可行。无数事实证明,毫无章法的军事盲动是蠢才,而基于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的军事冒险是奇才。所以,蒋琬虽然没有在军事上建立惊世奇功,但他毫无疑问是蜀汉最清醒、最富战略头脑的军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