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对“史”有其非常特殊的理解，当代中国应如何修史？

　　中国文明对“史”有其非常特殊的理解，“史”绝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史学。实际上，没有一个文明像中国文明那样重视史。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史”是西方意义上的“法”的内在一部分。在中国，很难找到西方意义上的“法”。

　　从严复开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意义上的“法”作了不同的理解，认为西方意义上的“法”至少包括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这完全可以理解，西方意义上的“法”是一种由规则组成的体系，经由社会组织来实施其强制力量，规范个人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法家的“法”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那么儒家的“礼”便是针对统治精英的。

　　不过，这里还应当加上史家的“史”。“史”对精英行为的约束并不亚于“礼”。一方面，中国文明一直有“以史为鉴”或者“以史为镜”的传统，这里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就是要以历史经验或者案例来指引或者规范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也都会非常介意“史”家如何写他们的历史，“历史怎么说我”，所谓的“盖棺定论”就包含这个意思。

　　对“史”，历史上有很多非常属于中国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顾野王在《玉篇》中解释道，“史，掌书之官也”。《周礼·天官·宰夫》中说，“史，掌官书以赞治”。

　　史学家顾荩臣则说，所谓史者，乃古代为帝王“掌书”“记事”之人。“史”之为职，他手中所书记的事情，应当处处以“中正公平”为本，故其字从又，持中。又，便是右手之“右”，人用之以“书记事物”的，“书记事物”而能不失其“中正”，这才能不负“史”之名。很显然，这里先人们都强调“史”的公正性，具有公正性的“史”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指引未来。

　　中国有二十四史。在这二十四史中，最后九部正史记载了从唐朝到明朝的历史。史学家杨联升在《中国官方修史的组织：唐朝至明朝正史编修的原则和方法》一文中说，二十四史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每一部正史都是在随后的朝代内修编的，“国亡史存”这一原则在历史上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今朝汇编前朝的官方历史，表明后朝对前朝直接或者间接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