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清末满族权贵，人们往往将他们同昏庸无能、骄奢淫逸联想到一起。其实他们并非个个都是酒囊饭袋，端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晚清名士郑孝胥曾如此品评清末重臣：“岑春煊不学(学问)无术(权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能与岑、张、袁三位政坛大腕并肩齐名，且独享“有学有术”之誉，可见端方之水平绝非泛泛。可惜命运弄人，端方虽然在清末倡言改革，推进新政，且开创了一系列的全国第一，奈何非但没能挽清廷社稷于狂澜，反倒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端方字午桥，举人出身，20出头便开始参加工作。起初，他担任的多是宫廷闲差，所以终日玩古董、购房产，一副名士做派。1898年，光绪帝决定维新变法，任命端方为农工商总局督办，端方从此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而且时常蒙受光绪召见，俨然朝廷红人。
然而，正当端方春风得意之际，局势却突然变脸。9月26日，慈禧下令推翻新政，不久农工商总局也被裁撤。昔日的“变法标兵”，陡然似要沦为“康梁乱党”，端方隐隐感觉自己已是命悬一线。好在他脑子活，很快就打通关节，求得慈禧重臣的庇护，同时又买通李莲英，向慈禧呈进《劝善歌》，大谈慈禧如何圣明。慈禧看后圣心大悦，给端方官升一级，出任陕西按察使。
从这件事中，端方明白了官场的云谲波诡，从此他收敛个性，做人行事也低调了许多。1905年7月，慈禧准备派五位大臣出洋考察，端方因政绩显赫被列入名单。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头一遭，因此端方自然成为中外媒体报道的焦点。而随着曝光率的日益增高，隐藏在端方骨子里的那股高调劲儿又被激发出来了。他几乎每到一处都要进行演讲，将政治秀演绎得炉火纯青，还常以老师身份“教育”那些中国留学生。
端方最高调的一次演讲，当数他越级教训摄政王载沣。1909年，端方被提拔为直隶总督。虽然直隶总督在清廷官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毕竟只是一疆之吏，可端方刚上任就上书载沣，奉劝他多任用有新思想的人才，并一口气举荐了十多个人。载沣对端方的建议并不感冒，因此未予回复。眼见奏折石沉大海，端方很不甘心，又上一折，再次申述选才问题。一个外官对宫内事务指手画脚，已经严重触犯了大臣言政的忌讳。载沣看完折子后，虽然很是不爽，倒也颇有气度，并未收拾端方，只是再次留中不发。倘若换了旁人，此时大概也能把摄政王的态度猜个十之八九。可端方就是不罢休。没几天，他就赶往北京，当面向载沣指陈选才之事，搞得载沣非常尴尬，只好装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听端方在耳边狂侃了三个多小时。
端方如此雷人的表现，让载沣心生厌恶，也为之后的“照相门”事件埋下了伏笔。
科举制度到了晚清，已是弊窦丛生，毫无活力。新政时期，废除科举逐渐成为时人的共识，端方则在其中充当了幕后推手的角色。当时，端方恰好在京，而且刚被朝廷授予“紫禁城内骑马”之殊遇，因此他可以较为便利地进出宫廷，向慈禧陈请废除科举的建议。同时，他又游说各地封疆大吏，最终联合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人给慈禧和光绪上呈了一份言辞犀利的奏折，要求废除科举。由于端方之前沟通得力，折子很快得到批准，在中国绵延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自此寿终正寝。
出国考察归来，端方马不停蹄地多次面圣，请求立宪。虽然慈禧颔首称好，但朝廷大佬们却置若罔闻。值此关键时刻，端方再度施展其强悍的活动能力，先是致电全国八大总督，获得了其中七个的支持，从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联盟，接着采取各种手腕分化瓦解反对派阵营，使他们无法凝聚成合力，最终逼迫最高统治者下定决心实行预备立宪。
虽然促使了朝廷立宪，但端方还是感觉不彻底，继续上折要求深化改革。首先，他上书要求裁撤宫廷太监。端方的折子一呈，宫廷内顿时一阵骚动，太监们人人自危，终日去慈禧那里哭诉，并且不断讲端方的坏话。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在宫廷太监们的一致抗议下，端方的建议终未能付诸实施。
第一炮没打响，端方调转方向要求改革官制。按端方的设计，应当取消军机处，并入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统筹全局;原来的六部也应裁撤归并，精简岗位，淘汰冗员。这意味着有大量京官要下岗，无疑动了好多人的“奶酪”，势必引发京城官场的一场“大地震”。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听闻官制改革的消息后，无不四处走动，打探虚实，惶惶不可终日。不久，这些既得利益者缓过神来，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将少数的改革派打压下去，才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于是，京城内顿时充满了一股权力厮杀的气味。先是以柯劭忞为首的翰林院官员认为官制改革不可骤行，接着军机大臣铁良又与袁世凯公然发生正面冲突。一时间，改革派与反对派呈激烈僵持的局面。这时候，端方想起了一个人—张之洞。张在晚清一直以提倡新政的形象出现，端方觉得，如果能得到张的支持，官制改革的胜算将大大增加。于是他修书一封，请求张的声援。孰料张非但不支持，反而把端方的方案批得一无是处，还四处游说他人一起抵制改革。形势从此急转直下，端方的政治伙伴袁世凯也自身难保，不得不暂时放弃之前的主张。在反对派的合围下，端方只得要求外调，改革的大好时机就此错过。
在官场打拼，好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要想做好官、做高官首先要会做人。别人都在玩命地搞关系、攒人缘，端方却在除旧布新，到处“惹是生非”，结果树敌无数。三年后，端方便遭遇了其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
正当端方打算在直隶总督位上大展拳脚之时，载沣却一纸任命，让他去筹办慈禧太后移陵事宜。载沣之所以如此安排，主要是因为感觉端方在改革上过于活跃，希望借此压压端方的锐气。虽是闲差，端方倒也并无怨言，从头到尾都办得漂亮利索。谁知移陵完工，就有人上书弹劾端方，罗织的罪名非常荒唐：“当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按说新政已经到了第九个年头，这种荒谬言论本不值一驳，然而那些曾经反对改革或被端方整治过的官员仿佛找到了置他于死地的最佳借口，纷纷活动起来，营造声势。其中最活跃的莫过于陆军部尚书铁良。此前，铁良对直隶总督一职垂涎已久，可端方的突然杀出彻底浇灭了他的希望，这不免使他心中醋意翻滚。端方上任之后，非但没有拉拢铁良，反而连连上书，参奏陆军部改革步伐过慢，搞得铁良很没面子，只好愤而辞职。多亏载沣力挺，他才得以留任，但端、铁从此结下梁子。“照相门”事件发生后，铁良马上采取行动，纠集往日同端方政见不合或被他整过的官僚一起上书，要求朝廷从严处理。按照清朝律例，这种过失最多就是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况且端方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非常显要，完全可以戴罪立功。然而，反对派们对端方已形成合力围剿之势，其势力之强大连载沣都颇为忌惮，因此端方唯有辞职回家了。
就这样，堂堂朝廷一品大员被一场子虚乌有的冤案搞得赋闲在家。政坛失意，端方终日饮酒作乐、会客访友，倒也活得自由自在。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敌们岂能容端方悠哉洒脱于尘世之外?一年后，端方又被众人架到了火山口上，这一次，他丢的不再是官职，而是性命。
铁路真要命
清末的铁路难题，就像一个无底黑洞，让统治者既头疼又无奈。就连当时公认的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自1898年接手修路工作到临终前，扔进不下几千万两白银，却愣是没建成一寸铁轨。命运偏偏又来捉弄端方，1911年5月18日，他被起复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也就是从这天起，端方的生命正式进入倒计时。
端方本来就不主张铁路国有，所以对于朝廷的任命，他感到左右为难：如果赴任则极有可能死在四川的保路狂潮中，如果抗旨则必定会丧命于深牢大狱里。于是，为了保命，他一面开始打点行装，做出准备南下的姿态;另一面不断上书朝廷，认为实行铁路国有的时机尚不成熟，要求给些时间在京城延揽人才，筹划方案。载沣早已看出端方的企图，频频派人催促其南下。手捧着朝廷的一道道“催命符”，端方自知大限将至。
端方缓缓南下，走走停停，一边未放弃和平解决四川保路运动的努力，一边思索着自己的“续命”良方。然而，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端方的温和怀柔换来的是革命党人的血腥屠刀。1911年11月，随同端方入川的新军发生兵变，士兵将端方俘获。不久，端方就身首异处，暴尸荒野。
关于端方之死，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端方本打算北上勤王，后被军中革命党人侦知，于是先下手为强，结果了其性命;有的认为是革命党人利用部队军饷问题，煽动士兵向端方索要银两，乘势策反官兵，除掉端方;还有的说早在端方入川前，他就被列入黑名单，所以谁能拿到端方的脑袋无疑是立了首功，于是有人铤而走险，取其首级。
不难看出，以上说法大都建立在杀掉端方有利于革命大业的前提之上，因此杀端方自然被视为正义之举。其实在末世危局中，有识之士的选择至少有两种：一是挺身而出，勇于担当，通过改革来扭转颓势;一是打破乾坤，重建秩序，借助革命以改天换地。端方无疑属于前者，所以并不能因其属于清政府阵营便否定他所从事活动的合理性。只可惜，在长期造**有理、革命无罪的主流语境下，像端方这样的改革家一直被历史所淡忘、被世人所误解。得不到公正的评价，相较其“非正常死亡”，或许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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