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
1
时间，先回到1936年12月13日。
那一天，正在广州扩充广东缉私部队的戴笠，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
关键是那个日期：12月13日。
离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一天了，戴笠的情报系统才刚刚得到确切消息。
其实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在张学良和杨虎城身边布了不少“眼线”，但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所以虽然向蒋介石汇报过“张学良、杨虎城有异动”，但戴笠自己心中也不敢确定。
这种模糊的提醒，自然不会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如今，领袖被抓，生死难料，戴笠这个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定难辞其咎。
戴笠立刻坐飞机赶回南京，随即就参与了一场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争辩。
戴笠是“戴罪之人”，不敢发言，但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宋子文请他一起陪宋美龄去西安与张学良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张学良脑子里想的是啥，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去谈判的人确实是要冒风险的(宋美龄在去的飞机上曾递给身边人一把手枪，嘱咐如果发生意外就用枪打死自己)。
但戴笠知道，那时候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毅然决然地答应一同前往。
到了西安，一下飞机，戴笠就被张学良派人缴了械，软禁起来。虽然张学良给戴笠的接待的待遇还是比较高的，但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戴笠其实没怎么参与的。
不过，戴笠还是给自己写了封遗书：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馒注：张学良寓所)地下室。”
这封遗书写得颇为感人，但后来从“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留下的各种记录文字看，戴笠始终和宋子文共同行动，张学良也待之以礼，很难看出有什么“离死不远”的迹象。
不过，这封遗书还是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西安，戴笠去面见了被囚禁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看到他走进来，立刻大吼一声：
“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听闻此言，戴笠竟然嚎啕大哭。
据他事后的解释是：终于见到了领袖，哪怕是训斥，也觉得心中格外亲切。
而蒋介石骂管骂，但对危难之中敢到西安来谈判的人，他还都是记在心里的——宋美龄是老婆，宋子文是小舅子，而这个戴笠非亲非故，是用自己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蒋介石是最看重忠心的人的。
那一年，戴笠已经39岁了，但等待他的，是人生崭新的一页篇章。
2
戴笠是典型的“大器晚成”。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春风，字雨农——因为小时候他的母亲找人算命，说她儿子宿命不错，但命中缺水。所以，戴笠后来一生用过27个化名，其中很多都是与“水”有关(包括开头的那个“沈沛霖”)。
戴笠的家里原本还算殷实，但父亲戴士富却有个致命的坏习惯：赌博。原本戴家有200亩地，因为赌博，最后输得家徒四壁，母亲蓝月喜只能靠给人缝补补贴家用。
戴笠四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格，六岁把他送进了私塾。戴笠从小聪明，博闻强记，在学校里经常是第一名，后来考入当时的浙江一中。
戴笠极孝，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并认为是母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但是，父亲喜欢赌博的恶习，也延续到了戴笠身上。戴笠好赌，且赌技精湛，还善于“出老千”。结果，因为赌博，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去投了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当兵。在军营里，又是因为赌博被长官发现，随后被开除。
戴笠流落回家，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一个叫毛秀丛的女子为妻，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师范学校。按照母亲的想法，戴笠师范毕业后，就当一名小学老师，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
但已经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的戴笠，又怎么可能闲得住?在家呆了段时间后，他决定还是要出去闯天下。在上海、宁波、湖州这一带“讨生活”的戴笠，随后的那些经历，倒也是有挺有意思的：
他去过少林寺习武，当时和他一批习武的弟子里，有一个人叫许世友，后来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他去湖州和一群人结拜兄弟，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胡宗南(前两期刚写过，后来官拜国民党一级上将)，一个叫王亚樵
他在24岁的时候回浙江开了家“春风武馆”，然后去上海赌场玩骰子，因为赌技精湛，被赌场老板看中，又结拜了兄弟——那个老板，叫杜月笙。
他在27岁的时候，在家乡组织“自卫团”，在苏浙战争中抵抗闽军的入侵。
总之，在30岁前，戴笠也是一个到处混的人，虽然留下了一些名声，结识了一些日后的大佬，但如果就一直这样混下去，他也不可能在历史上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直到1925年，戴笠碰到自己的同乡加同学毛人凤，赞助了他20块大洋，劝他去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未来前途会非常辉煌。”
戴笠第一次去考的时候，没有考上，随即去拜托当年在上海叫他“叔叔”、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后来当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出钱资助了他，鼓励他再考一次。
1926年，戴笠终于考上了黄埔六期的骑兵科，只是当时已经是30岁。和戴笠同一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的也就22岁，年龄小一点的可能才17、8岁，他在同学里可谓是“德高望重”。
在黄埔军校，戴笠开始使用“戴笠”这个名字。曾有人说戴笠用这个名字是想戴皇冠，其实典出晋朝周处的《风土记》：
“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
意思是君子之交，贫贱不移。
而且，“戴笠”这个名字，有“隐藏在帽子下”的意思，和他日后的职业倒也颇为契合。
也正是那份成熟和稳重，30岁的戴笠在学校里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个人就是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那时是黄埔军校校长，但也就比戴笠大10岁而已，两人在上海还见过几次。在学校里的时候，戴笠就开始注意搜集学校里的各种情报工作(主要是共产党渗透的情况)，再通过人交给蒋介石。
1927年4月，戴笠被分配到许振亚手下的国民革命军骑兵营第1连第1排，参加了北伐。骑兵排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不是作战，而是在大部队到达前侦查敌方情报。戴笠将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有些情报是直接交到蒋介石手里的，所以蒋介石对他的印象进一步加深。
在随后的“四一二事变”中，蒋介石在北伐军内开始大力清洗共产党员，戴笠写信向蒋介石揭发了骑兵营中20余名共产党员，由此正式走入蒋介石的视线。
从1927年开始，戴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
这是戴笠一生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3
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认为负责情报的“中统”出现了大问题。
从1929年开始，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几次大围剿都遭遇了惨败，其中很多绝密的行动，都有被共产党提前知道的嫌疑，蒋介石开始怀疑“中统”是不是被共产党渗透了。
1931年，中公的特别行动科顾顺章被捕叛变，蒋介石恍然大悟——连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是中共的人，那还搞个毛啊?
谁来做负责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戴笠。
纵观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他有一个明显的优先级：“人才+奴才”—“奴才”—“人才”。
而既有能力，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戴笠正是不二人选。
1932年3月1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称为“蓝衣社”)，社长为蒋介石亲自担任。4月1日，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复兴社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核心部门“力行社”处长一职(后来，力行社归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著名的“军统”)。
戴笠的特工生涯，正式开始。
4
事实证明，蒋介石真的没看错人——戴笠确实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
首先，戴笠善于学。
当时，戴笠手下才100多个人，绝大多数都从没从事过情报工作。当时中统里有很多水平很高的特务，戴笠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拢过来。在招降了曾经在苏联专业机构严格训练的顾顺章之后，戴笠专门让他开培训班，教授手下各种特务技能和知识。
在学习同事和敌人的基础上，戴笠创造了好多套制度和行动方法。仅仅特务自身的技能上，就有完整的行动术(暗杀的部署，准备，执行过程，善后等等)，射击术(各种枪械的射击技术和一些特种武器的设计)，擒拿术(还重金邀请中国各地身怀绝技的武功高手来培训)，情报术(包括各种获取情报和传递情报的方法，以及潜伏的技能)等等。
其次，戴笠善于罚。
戴笠始终强调一句话：“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他强调军统是个大家庭，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军统特务是一辈子的事情，一旦进入军统，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
戴笠制订了一套严格的“家法”，指挥不利，行动失误，背叛组织，贪污，腐化，赌博，甚至违规结婚，都会受到处罚。
但与此同时，戴笠的“罚”会区别对待，比如因为指挥不利，行动失误造成军统损失的，要看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原因。一般来说，因为客观原因的处罚都是象征性的，甚至是口头警告一下。如果是主观失误，处罚就会从严从重。
对于背叛组织的惩罚，戴笠是最严格的，一般就是枪决和暗杀。背叛军统的人一般都会改名换姓，四处隐藏，但军统对于内奸的处罚是长期的，也就是追杀到杀死为止。所以，军统的叛徒并不多。
第三，戴笠善于奖。
光有罚没有奖，肯定不行。在抗战中，所有国军和政府公务员只拿八成薪饷，但军统人员全部全额发放，执行外勤的特务因为任务比较危险，津贴更是双份发放。
当时，戴笠给部下定的伙食标准是每人一天一块大洋，这个标准放到当时，大米白面随便吃，鸡鸭鱼肉能管饱。
此外，对于不幸牺牲的军统特务，戴笠会给予很好的抚恤。除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以外，还会给遗孤发给生活费，给未成年的孩子发给教育费。所以，军统人员的凝聚力很强，即使被捕，往往也会坚持不叛变——就算自己死了，家人也会有很好地待遇。
经过几年的经营，戴笠锻造出了一个遍布全中国的最有实力的特务大军。
5
那么戴笠领导下的军统，都做过些什么呢?
日本的天皇特使，贵族高月保，在1940年被戴笠派人暗杀于北平;
黄濬，1937年7月作为行政院会议记录人员，将国军准备炸沉日本舰船的机密消息透露给日本，导致计划落空。戴笠组织人侦破此案，抓获黄濬，施行枪决;
傅筱庵，担任伪上海市市长时，被戴笠派人用刀直接劈死;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针对汪精卫的系列追杀，汪精卫最终殒命，有一种说法就是戴笠最终买通了他身边的女佣下毒。
除了暗杀，戴笠还组织过无数次针对日本人和伪政府的爆炸、绑架、制造假币等等各种各种活动，更是成立“忠义救国军”，直接和日军对战，在“淞沪会战”中配合国军作战，伤亡惨重。
杜月笙和戴笠。淞沪战役中，在戴笠的鼓动下，杜月笙也派自己的手下组成“别动队”对战日军，伤亡惨重。在得知戴笠死讯后，杜月笙曾一度难过得要跳楼。
戴笠还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国外。1941年，戴笠两次亲赴缅甸建立情报网，在东南亚做到了“只要有华人血统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特工”。他培养大量军统破译电码的人员，与美国合作，甚至破译出日军要偷袭珍珠港的电码，通知过美方。
有一份数据显示，军统在抗战期间，共计搜集日军情报1021863件;对日伪进行破坏2219次、突击595次;制裁日伪首要515次;暗杀日伪人员18444人、击伤5510人、俘获562人;破坏日伪机车492辆、车厢1627节、汽车479辆、船舰441艘、炮台及碉堡51座、飞机71架、兵营1578间、桥梁250座、路轨1658公尺。
在抗战中，军统正式登记在册的特工人员牺牲人数为18000人。
当然，除了抗日锄奸外，戴笠也负责帮蒋介石铲除心腹大患和异己：
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因为和共产党走得太近，被戴笠派人在马路上枪杀;
1934年，因为一直刊文抨击蒋介石，《申报》老板史量才被戴笠派人暗杀于沪杭公路;
报业奇才史量才。当年蒋介石对他拍桌子：“我有100万军队!”史量才回答：“我有100万读者!”
1936年，与戴笠是结拜兄弟的王亚樵，因多次刺杀蒋介石，被戴笠派人暗杀。
在短短的10几年时间里，戴笠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美国战略情报局调查认定：戴笠手下有18万便衣特工、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1.5万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有组织的海盗，加起来共计有32万实际或潜在人员，均属戴笠指挥，平均每天有4万人在24小时的为戴笠工作。
戴笠被认为是站在蒋介石背后，最有权势和能量的人。军统从上到下，叫戴笠都叫“戴老板”。
这是喜是悲?
6
在戴笠风头最劲的时候，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恐怕是不夸张的。
戴笠是极少数能全天候晋见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在办公室忙公务的时候，看到戴笠进来头都不会抬，只说一句：“雨农来了?先坐。”
蒋介石发号施令，喜欢用“手令”传达，平均数量每年可以装满10只公文箱。但唯独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从来只是口头传述，很少下手令，以免授人口实。戴笠对蒋介石的工作只做口头报告，对蒋介石的指示，也只是脑记心记，不做笔录。
也正是因此，戴笠布置工作或下达命令，只用一句“奉谕”，至于是奉谁的谕，戴笠从来不解释，有没有奉谕，也没人知道。
到了抗战后期，戴笠凭借遍及全国的情报网和特务机构，权力已经是非常大了。任何人，只要戴笠说他是“汉奸”，就立刻可以被抓入监狱，相反，只要戴笠点头，说一名汉奸是军统的“特务”，又可以从监狱中放出来。
关于戴笠好色的故事也开始在街头巷尾疯传，包括他与影后胡蝶的一段故事，更是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眉飞色舞的谈资。
在外的风评可以一笑置之，但国民党内部对戴笠的评价则让他开始有点担心了。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在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带来的收入就超过亿元。当时的财长孔祥熙一直很恨戴笠，曾经说过“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手下的特工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南京发生大屠杀”的消息，就是他在唐生智部队里的“耳目”率先发回来的。而更多的时候，国民党军方的将领认为戴笠是在打小报告。比如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还因为女色问题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指出“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军队内部结下不少梁子。
最重要的是，戴笠的权力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蒋介石虽然对戴笠十分信任，也给予了戴笠很大的权力，但也一直想方设法在防范戴笠。比如戴笠立下那么多功劳，但蒋介石始终只让他担任军统局的副局长，军衔也只给到他少将，就是想“给权力但不给高位”，防止戴笠膨胀。
虽然戴笠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但到了1945年抗战进入尾声时，他手下的数十万军统、忠义救国军和形形色色的武装人员，以及已经可以独立联系美国的能力，足够引起蒋介石的不适。
1943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成立的文件上签字，正式和美国合作训练特工。
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结束了。
日本一投降，同样是蒋介石亲信，时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立刻提出解散“忠义救国军”。戴笠一听就慌了神，连忙飞回重庆向陈诚当面解释“撤不得”。
而一架飞机，给出了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案。
7
1946年3月17日下午，南京西郊的江宁县板桥镇的老百姓，看到了一架在大雨中挣扎飞行的飞机。
据目击者回忆，当时是下午1点左右，飞机飞得非常低，摇摇晃晃，一头撞到了岱山上，先是一团火光，然后就是一声巨响，爆炸后的飞机燃起熊熊大火。飞机的机翼和机身均被烧毁，只留下一段机尾，上面有清晰的编号“222”——那是戴笠的专机。
后来赶到现场的军统特务发现，机上11人已全部摔死，尸体都个个被烧得焦黑，而且肢体不全。经过大雨冲刷，不少尸体已被冲到山沟里和山脚下的小庙旁。
特务在一具尸体的口腔内，发现了六颗金牙，随后根据残存的破碎衣片，最终确定死者正是戴笠。
这一年，戴笠49岁。
根据事后调查，戴笠当天接蒋介石电报召见，急忙搭乘自己的222号专机(美制C47运输机)由青岛飞往上海(为何飞往上海，有一种说法是他要先见在上海的胡蝶)。当时上海上空雷电交加，飞机不得已迫降南京，但就在南京郊外的江宁县撞山。
戴笠飞机失事，震惊国民党朝野上下。他的死因，至今是一个迷。
目前最多的一种说法，是关于一把“九龙宝剑”。
“东陵大盗”孙殿英当年盗墓时，偷出一把乾隆皇帝用的九龙宝剑，他希望通过戴笠送给蒋介石，所以先交到了军统天津站站长马汉三手里。马汉三却私自把那把宝剑送给了日本人，随后落到了川岛芳子手里。战后，戴笠通过审讯川岛芳子，知道了那把剑的下落，当面问马汉三要回了那把宝剑。
马汉三知道戴笠绝不肯轻易放过自己，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派人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最终造成坠机。
这个说法，因为1948年9月马汉三等涉案三人被秘密处决而显得比较可信。不过后来马汉三家属否认了这一说法。
第二种说法，说是宋美龄派人下手，因为戴笠曾组织军统暗杀宋庆龄，并差点得手。这种说法可信度不高。
第三种说法，说是共产党下的手，因为之前共产党的王若飞也是飞机失事，共产党方面认为是军统做的手脚，所以要报复。这种说法可能也不大。
第四种说法，说是美国中情局做的手脚。但从当时看，美国没有做这件事的动机。
戴笠送给当时“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人梅勒斯的照片。美国当时确实认为戴笠的特务暗杀行为与民主精神不符，在戴笠死后曾禁止派人吊唁。梅勒斯是在一年后的戴笠周年祭去扫墓的。
第五种说法来自戴笠生前的一位情人，她认为戴笠生前来过她那里，抱怨过如果“老头子(蒋介石)不要我了，我就去死!”所以她判定戴笠是开枪射杀飞行员员然后自杀。但以戴笠对待同事下属的态度，没理由拉那么多人陪葬。
第六种说法，也就是通行的说法，根据当时身为调查组成员的沈醉回忆，就是雨天失事，没有特别原因。
当然，还有第七种说法，那就是蒋介石下令将戴笠“做掉”。
从当时的情况看，蒋介石确实开始提防戴笠野心，但考虑到当时国共开战在即，也是用人之际，以戴笠之忠之能力，蒋介石杀他的可能性不大。
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场，并流下了眼泪——蒋介石很少在公众场合流泪。2个月后，戴笠被追认为中将。
但是，失去了戴笠的军统，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往了。戴笠死后，他的接班人郑介民和毛人凤完全不具备他的能力，军统很快就四分五裂。而也正是军统的没落，使得中共的情报工作活动的空间更大，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戴笠之死，可以让我们的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而与之相对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一句感叹：
“雨农不死，我们今天也不至于会撤到台湾。”
成为一名间谍，或者从事情报工作，应该是不少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干这一行的，很少能有善终的。
德国盖世太保的头目希姆莱，最终是畏罪自杀的;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贝利亚，曾让全苏联的人都感到颤抖，最后是被处决的;美国FBI的的局长胡佛，曾让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不敢解雇他，最后神秘死在家里卧室的地板上。包括中共的一些特工人员，有的牺牲了，有的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平待遇。
当然也包括戴笠。
在戴笠死后，为了不让他的母亲蓝月喜过度伤心，军统里的人统一口径，对老人家说是戴笠被送去美国培训了。而毛人凤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模仿戴笠的口气，给老人家写信，告诉她一切安康。
但其实，蓝月喜没过多久就猜到了真相，只是她也没有显露出来。
1948年，蓝月喜过80大寿，戴笠生前的同乡，小学同学，包括他的接班人毛人凤齐聚一堂为老人家过寿，蓝月喜还是没有点破真相——就算自己的儿子出国培训，哪有母亲八十大寿不回家的?
在那个时候，不知道蓝月喜是否会想，当初自己这个命中缺水的儿子，为什么不肯太太平平留在老家做一个小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