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革命形势需要设立核心，迅速稳定。
虽然起义前革命形势有所高涨，但武昌起义的爆发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此也未能坐镇有能够服众的领导。占领武昌城后，群龙无首。革命派本意请黄兴来鄂主持大计，并未立即选立都督，显然是想以黄兴为都督。但是黄兴等有影响的同盟会领导人都不在武昌。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刘公、孙武等领导人或逃或伤。其他革命党人也资历尚浅，难以服众。没有领导核心，革命成果难以保持。在急需安定形势的情况下，有人改推举黎元洪，获得绝大多赞同。
2、黎元洪的个人能力、品质突出。
黎元洪非是传统腐朽的军人，相反起义前，他担任新军21混成协统领，在武昌是仅次于张彪的将领，精于军事，为人厚重，尚称开明。他曾三度赴日本考察军务，两次指挥湖北新军参加朝廷操典，成绩优异，新军士兵和商界都有对他有好感。而且当时的革命党人革命热情有余，但对于权力却不为积极。在考虑都督人选时，只注重“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而不甚计较其与革命的关系如何，立宪派或是封建官僚。在这种情况下，黎成了天然的都督人选。
然而黎并不支持革命，也不愿就任都督一职，连称“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朱继烈甚至以死相逼劝其任职，但黎并未就范，革命党人遂将其软禁。而随着革命在湖北地区的迅速开展，黎逐渐改变了态度，并剪去辫子，支持革命。革命党人选出黎为都督后，士兵“鼓掌欢呼”，市民“奔走相告”，可见黎的出任深得人心。黎是一位官声政声较好的官员，他的就任也使得很多商民倾向革命。史载，有民众表示“黎协戎居然革命，足见这不是草莽闹事”，这对于争取民众，拉拢旧官僚归附革命，减轻革命阻力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也使得旧势力在其身边集中，又潜伏着使革命变质的危险因素。
黎元洪也正是在这些情况下被革命党人“黄袍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