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有些人的印象里汉唐盛世富国强兵威震千里，国库殷实而充盈。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因此中华的余威能够远传西亚很大一方面是依靠经济上的鼎力支持。而明清却往往会在中央与地方的密折中见到军方因缺饷缺粮而捉襟见肘的症状。万历朝出征朝鲜如此，天启朝抵抗后金如此，崇祯朝镇压农民也是起义如此。
大家都知道在封建专制体制内的皇帝都会有一个内帑，也就是从全国各地的赋税征缴中直接送往紫禁城的皇帝私人金库。在最后的军事对抗中，崇祯皇帝建议百官解囊而遇冷，每当这时后世的历史评论都会在这一时刻将矛头直接指向崇祯。
当然万历初期是张居正当政的十年，当时国内国外政治环境稳定，没有军事行动，国库充盈，但是贪婪的万历皇帝从户部将国库资金调为己用，使自己的个人岁收入接近一百万两白银，并且派遣大量宦官下到地方直接收取矿税，使得个人岁收入再增加二十万两白银。万历皇帝当政四十多年，可以想象其收藏之丰。
正如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中所写：当他(万历皇帝)1620年驾崩时，紫禁城中的仓库被发现存有大约700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被他的两个继承人——泰昌帝和天启帝——转移给各部。于是，万历的巨额存留在交到崇祯手中之前，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魏忠贤死了，他的财产悉数被崇祯帝所掌控，因此掌握魏忠贤的财产也是洞悉崇祯内帑的关键之一。遗憾的是，魏忠贤是红极一时可以尽情敛财的权势宦官，但他的贪污有多大规模，历史对此并无记载，崇祯皇帝也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个数字。
当然，相对魏忠贤的前辈同是大宦官的刘瑾来说，魏忠贤还是有可能聚敛更多财富的。魏忠贤所在的时代，白银已经大量流入中国，即使是拥有和刘瑾同样价值的财富，通货膨胀的原因也会让魏忠贤至少要比刘瑾多出40%左右的白银数量。明末时代，拥有上百万两白银的大财主也不是没有。
魏忠贤的班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官僚制度的复制。东西两厂的制度维护、锦衣卫和宦官的日常花销、人员的赏赐，都需要魏忠贤的慷慨解囊。因此魏忠贤能够留给崇祯帝抄家所得的财产应该也不会像传说中的千万两黄金白银之巨。
崇祯时期，三饷征收最高时期岁收入达2100万两白银，按理崇祯应该比祖先更有机会获得其中的财富。但2100万两只是纸面上的预算，实际征收到的或许不到60%，黄仁宇分析认为是明政府长期实行低税政策，却没有藏富于民，大量利润被官吏和土绅瓜分，农民仍然只有温饱。而明末政府的加税政策，一方面将农民逼到了绝路上，一方面也触犯了官吏和土绅阶层的利益，总之收税受到阻挠和抵制，其时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对此也无计可施。何况相对无底洞般的军事支出，三饷都解决不了问题，崇祯也没有机会来据为己有。
万历皇帝非常吝啬，他在有生之年聚敛了上千万两白银的内帑，但他的开销同样巨大，奢侈浪费也是相当惊人的。即使如此，万历皇帝逝世时候仍然留下了约七百万两白银，不过被光宗和熹宗用于边饷和分配到了各部，万历皇帝遗留的财富再次被削减，直到熹宗年间，魏忠贤的独擅彻底掏空了万历的私藏。
崇祯时期不像万历时期那样财政压力比较轻松，崇祯皇帝唯一的致富机会是没收魏忠贤的财产，这笔财产没有公布出来也缺乏历史记载，只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想。不过相对明末的局势来说，这点钱贴补进去也是杯水车薪。至于其他的发财渠道，相信在明末入不敷出的巨大财政压力面前，即使是皇帝，想搜刮私房钱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