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地位是独特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确实在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上海无疑是这种剧烈变化的第一站。作为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和内地的风气相差，已足以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罗志田引用内陆省份山西举人刘大鹏的说法加以描述：“中国渐成洋世界”，而这“洋”世界，最先也是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和文学想象中。1842年，上海开埠，自此它的命运变得颇为耐人寻味：它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相遇点，也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之处。很快，它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面貌。
当同乡好友向《新上海》的叙事者陆士谔提出“来上海逛一回子”的要求时，陆士谔回信说：“上海时髦世界，似吾兄这样古道，恐未必相宜”。在陆士谔看来，“不慕荣利，不求闻达”的中国传统士人与上海的现代气质格格不入，果然，他这位好友在上海游历一番之后，“气也气死了”，只好逃回家乡。(《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而《文明小史》里的劳航芥，一位香港开业的华人律师，应聘到安徽当官，却偏偏要在上海停留几天，因为“中国地方，只有上海经过外国人一番陶育，还有点文明气象;过此以往，一入内地，但是野蛮所居，这种好世界是没了”。(《文明小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P366)按照清人孙宝瑄的说法，上海周边内地城市与上海的风气差别，几乎达到五十年之久，而内地北方与上海的差异，足足有一百年。(《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P352)
即使是那位刚从内地来的好友梅伯，目睹上海的美好风光，也不禁“心旷神怡”，但是问题马上来了：江边排着几只公椅，梅伯想去坐着看看江景，上海朋友却告诉他：这些椅子是租界当局置办的，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坐，只有中国人不能坐，而且，“上海凡公众游散的地方，像公家花园、跑马场，他国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只有中国人则画若鸿沟，不能越雷池儿一步。就是各洋行的门，中国人也不能从正门里出入的，只好在后门进出呢。”(《新上海》，P56)在此，租界作为西方形象的代表，在上海通俗小说中的两面性完全展露：它是进步的，文明的，却不是为中国人准备的，它是在中国的“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