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齐武帝萧赜统治时期，三万多名大地主及乡绅富豪在风水先生唐寓之的领导下，于钱塘江上游富春江举起棍棒大刀，一路吼一路杀，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市政府办公大楼，将政府军打得一败涂地。节节胜利之后，这些人称帝的称帝，享乐的享乐，成立了一个崭新的准王朝。
地主是有钱人，有吃有喝，别墅住着，仆人侍候着，参与这么血腥暴力的恐怖袭击，到底为哪般?答案很现实：为了有个好户口。
这样的优越条件，养出的基本是些废物：带兵打仗一窍不通，管理政事一塌糊涂，没事儿只会聚在一起喝酒胡侃，讲起长生不老或追论纵欲享乐倒是头头是道。为保持血统上的高贵，士族多愿近亲结婚，亲上加亲，结果造成后代很多或身体畸形，或智力不全。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与庶族同坐、同行，仍把自己看得至高无上。
深受南齐高帝和武帝父子二人宠爱的老臣纪僧真，很有才能，为人也不错，官至中书舍人兼东燕令，是庶族里的贵族。但他一直对自己没有士族身份而耿耿于怀，于是他去求皇帝封他做士族。皇帝说官可以封，但士族头衔是世袭的，自己无能为力，建议他去找士族领袖江斅试一试。江斅为了表明自己高人一等，与纪僧真隔着很远的距离坐着，态度像僵尸一样冷淡。纪僧真离开后，江斅嫌晦气，马上吩咐家人把纪僧真坐过的客床扔掉。由此可见，对于庶族而言，哪怕你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只能永远做个被瞧不起的土财主。
为保护自己的特权，士族还为之套上了法律外衣—黄籍制度。不管什么人，家里老少爷们总数，祖宗三代婚配、职业、从事工种、获奖简历，全部一清二楚地记载在黄籍这个户口本上。那些心里不平衡的庶族们为了能做人上人，在士族那里把容貌、灵魂和金钱挨个卖了一遍，可是没有一个士族诚邀他们加入。谁傻啊?那可是千秋万代的利益!既然士族不给路，就自己开辟一条跑。庶族们把眼睛悄悄盯在了黄籍上。
他们发现，要想成为特殊人种，只要编造假材料，把祖宗的经历注点水就可以了。于是，小地主们用钱买通官吏，经历平平的给安上军功章、劳动模范或者博士学历;如果肯花上一万钱，就可以给祖宗弄个爵位;如果再花大点价钱，死人可以变活人，占个名额。一时，祖上是小偷、假和尚和修鞋卖菜的，都变成体面绅士了。这些假材料往户口本里一放，都漂得白白的，可以一劳永逸地当幸福的寄生虫了。
齐高帝不傻，一查国库收入比往年减少一成多，就知道有猫儿腻。皇帝很聪明，想出了一个既可以杜绝造假又可以将诈骗犯一网打尽的好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口大普查。可惜，齐高帝寿命太短，这项伟大的工程刚着手不久，他就不合时宜地生了一场重病，并很快挂掉了。
齐武帝一上台，立即对人口普查这件事加以完善和补充，设立了检籍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毯式大清查。凡造假户籍，一律退回本地;本应服役纳赋的，继续承担赋役。刚尝到当上等人滋味的那些冒牌货，一个个被扒掉羊皮，朝廷一声令下，全被弄到新疆海南站岗去了。这些人经历了天上人间地下三种身份，这回连庶族都做不成了。原先对士族是羡慕嫉妒恨，这下，只剩下一种情绪：恨。恨的最高形式便是造**。
浙江富阳人唐寓之祖宗三代都是看风水的，一把羽扇，几句之乎者也一忽悠，只要听到关乎后代非富即贵的话，丧家便会大把大把地往外掏银子，爷几个就这样积下了万贯家财。
某日，检籍官走进了唐寓之家。看着人家住着带泳池的大别墅，门口停着好几辆车，佣人走来走去，羡慕得眼珠子都直了。历来比较只有两种结果：仇视和奋斗。这一比，检籍官忽然就起了歹念，既然唐寓之家有钱，先敲一笔再说。于是这个只有临时权力的检籍官为了一点钱，恶向胆边生，大白天鼓起尖嘴猴腮信口雌黄，硬说唐寓之家的户口有问题，当即要拿他充军。凭空遭遇冤情，唐寓之气坏了，他使了点钱打发走检籍官，晚上就发动群众要起义。 十里八村那些勤劳致富的人早就对肚满肠肥的寄生虫强烈不满，对朝廷把本分顺民全部列为怀疑对象搞普查有所抵触。现在既然有人牵头，立刻一呼百应。当晚，400多人要跟唐寓之干。那些被充军者的家属传递消息，又有三万多充军者哗啦哗啦聚拢而来。这是一支真正的杂牌军，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占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那些改户口冒充士族的赝品。他们购进战马兵器，于公元485年，向不平等的户口制度宣战。很快，怒火就烧到新城(今浙江新登镇)、富阳(今浙江富阳市)，沿途州县被打得狼狈不堪。
第二年，唐寓之在钱塘自称皇帝，立儿子为太子，弟弟为扬州刺史，改国号为吴，像模像样地建立起了一个新朝廷。有因就有果。不平等制度就是活动于地下暗处的岩浆，当禁锢在心中的愤懑情绪达到一定程度，它就会轰然爆发。
虽然唐寓之领导的杂牌军后来被一举击溃，但轰轰烈烈的户口普查也就此拉上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