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的抗日军事战略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国民党开始了对抗日战略的思考。提出持久战思想较早的是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他认为制胜日本的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学者傅斯年也撰文提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地理学家丁文江在1934年撰文疾呼：“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四川、江西是我们的乌拉尔，云南、贵州是我们的堪察加……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主张向内地退兵，退到西南去，利用西南优越的地理条件，坚持长期抗战。这一时期，青年党也呼吁“万一变乱扩大，政府可迁西部高原，以最大决心作持久殊死战”。然而华北事变前，蒋介石忙于进行反共军事“围剿”，对上述主张和呼吁置若罔闻。
华北事变的发生，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严重威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开始作长远考虑。蒋介石在1935年春夏视察了西南，计划在国防较为安全的内地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以作为支持战时经济的战略后方。蒋介石曾回忆说：在1935年，“就预先想定以四川作为国民政府的基础”。，台湾“中央文物社”1984年10月版。桂系首领李宗仁于1936年4月在广州对记者谈话中提出了“焦土抗战”思想，主张“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并在七七事变前对抗日军事战略提出自己的构想。他认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于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
南京政府从1932年开始制定国防计划大纲，具体确定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但真正重视并有所实施却是在1935年后。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甲案)》指出：“为抵御强暴使敌难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起见，集合国军实力坚固占领预定之阵地，以消耗之战略，行逐次之抵抗，将全国形成为若干防卫区及核心，俾达长期抗战之要求。”乙案更进一步提出：“为制止敌之蚕食野心，确保我之领土完整起见，应集全国之精锐，于适当地区与敌决战，一举而击破之，先行消灭在长城以内及沿江海之敌势力为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该年度防卫计划将全国划为三道防卫区域。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将全国分为抗战、警备、绥靖、预备四区，其中抗战有察、绥、冀、晋、鲁、豫、苏、浙、闽、粤十省。指导要领规定“抗战区，不得已时，退至预定最后抵抗线”。另在《国防设施计划纲要草案》中确定“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7年1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在本年度的作战计划中，设想了中日战争可能发生的三处战场，拟定了抗击日军侵略的具体战斗计划。作战计划甲案称：“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民族之生存，应先使现驻各地区之部队极力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东、张家口以北之地区”，“尤以长江之封锁及陇海东端之布防并晋鲁两大国防支撑点之编成最为紧要”，“于主防御线之全线上采取常山蛇式之决战防御，使敌不能集结兵力，企图突破我主防御线之任一点”。(《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乙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作战计划乙案认为中国军队须“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非法所强占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以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以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侵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乙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甲乙两案的基本意图是北面拒止日军于长城以北，东面拒止于平津以东，在沿海则防止日军登陆，并摧毁日租界内之日军根据地，利用时机反攻东北。
因此，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上是有所考虑和筹划的，其抗日军事战略也随着日本压迫的加紧而日益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