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下半年战火燃至广西境内，日军深知桂系和蒋介石有宿怨，而两广曾聘请过日本军事顾问，便想实施谋略，特派当年在南宁担任军事顾问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出任前线部队的特务机关长，中井派出代表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密谈多次，得到的印象是，三人“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中井也发出“致李、白将军书”，威逼利诱。李宗仁等人义正词严地指出：“日本穷困的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必须也应该由日本提出……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回绝了日军的诱降。
对桂系拉拢招降工作只是前线部队的短期行为，而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则是由陆军部负责，“并曾抱有希望，领导了该项工作”。由于阎锡山的代表是其侄子，谈判过程中称阎锡山为“伯父”，故日本把对阎的诱降活动命名为“对伯工作”。日本利用阎锡山军固守山西一隅，困难重重，阎本人生性多变的情况，对阎锡山展开了强大诱降攻势，由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具体实施，“以极大热情努力推动工作”。阎日双方在1941年9月签订了“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规定日本向阎锡山部队提供军费、武器，阎锡山则发表独立宣言，声明与重庆政府脱离关系。双方一度联系频繁，后日军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无力付给允诺的军费，曾毁约向阎军发动进攻以施加压力。
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与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在安平村会面，但未达成实质性协议。此后日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仍企图使阎锡山投降，还把阎在安平村和日军军官会见的情况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以“离间阎蒋关系”。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军与阎锡山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但日本终未达到使阎锡山公开脱离抗日阵营的目的。当然，日本要达到其侵略目的，最直接的办法，还是诱降蒋介石领导下的重庆国民政府。为此，日本很快就放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蒋介石个人的出路，日本也不断让步。第二次“近卫声明”中，仍要中国改变政策，“更换人事”，即蒋介石下野。
第三次“近卫声明”就放弃了此条件。后来，日本又通过华北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之口透露出下列信息：“尊重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的位置。”为能和重庆政府谈判，日本寻找了不少渠道，千方百计与重庆方面的人士接触。如日方代表在香港、上海与孔祥熙的心腹乔辅三、樊光的接触;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重庆政府联系的“司徒雷登路线”;企图利用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作为居间调停人的“钱永铭路线”等，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但在上述接触中，都没有取得实际结果，多是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