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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2月14日

作家李敖他把向一个时代说不的勇气保留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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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作家李敖 3 月 18 日上午 10 点 59 分，因脑瘤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 83 岁。
　　消息一出，震撼各界。但关于死亡的消息，李敖早已向各界预告。
　　2017 年 2 月李敖得知自己罹患脑瘤，剩余不到 3 年的生命。同年 6 月，他透过经纪人郑乃嘉公开告别信，信中写道：“我现在每天要吃六粒类固醇，所以身体里面变得像一个战场，最近又感染二次急性肺炎住院，我很痛苦，好像地狱离我并不远了。我这一生当中，骂过很多人，伤过很多人;仇敌无数，朋友不多。医生告诉我：你最多还能活三年，有什么想做、想干的，抓紧!”。
　　这并不是李敖第一次接近生死关卡，2003 年他曾被检验出有摄护腺癌，面对病痛，他坦然面对，当时开刀的前夕，李敖依然谈笑风生地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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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有个风俗，叫“八十孩儿”。小孩出生，为了盼他长寿，在他脑门子上写“八十”两个大红字，以讨吉利。现在我真的活到八十岁了，脑门子上要写，得写“八百”才过瘾了。看来“八百”是活不到了，但写几百条浮生杂忆是没问题的，于是我花四十天写他几百条。因为是浮生杂忆，不求齐全，随笔而为，尽得风流。书名原拟《李敖八十风流录》，嫌八十太老气，改为《李敖风流自传》(简体字版名为《李敖自传》——编者注)。由于写法太破格，也可叫作《李敖浮生缤纷录》。看来破格的马劳(André Malraux)的《反回忆录》(Antimémoires)、葛拉斯(Günter Grass)的《我的世纪》(Mein Jahrhundert)都写得太规矩了。唐朝诗人写“文采风流今尚存”是吹牛的，实际上，他们的“文采风流”，直到李敖身上方得实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之视昔”者，我也;“后之视今”者，有乎哉?没有也。千山独行，千古一人，广陵之散，从此绝矣!
　　我的写法采“随意唠叨体”。我虽然已不耐繁剧文字，但自传例外，该啰唆之处，绝不轻饶，还要特别啰唆一下。汗牛也、充栋也、上网也、下载也，古今自传多矣，但最好的，出自两位老太太。一位是赵元任太太杨步伟，一位是胡适太太江冬秀。老太太式自传的最大好处，在她随意唠叨。唯其随意，故少弄假;唯其唠叨，故无遗珠。李敖者，行文固大手笔也，以大手笔效老妪书;能解老妪，方足以读自传。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我的收藏中，有一章打字稿，上面有胡老太太亲笔改动，是骂干女婿、干女儿钱思亮和钱思亮老婆忘恩负义的，骂得很生动。胡适生前招朋引类，引来的多是匪类;胡适死后，一一现原形而去，毋怪胡老太太怨气满纸也。
　　我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有人问你不承认“中华民国”，那你住在哪里?我夷然答曰：“我住在中国。”所谓“中华民国”，事实上，根本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以一个省的现状——拖了长达六十六年的现状，居然要“省可敌国”“分庭抗礼”，这是很不要脸的抹杀事实的态度。如果大陆上一九四九年起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中华民国”四字还可蒙混适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成立了，为中国人民、世界各国所承认了，“中华民国”早已亡国属实!我最爱挖掘国民党的文件，我早就指出：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中华民国”的亡国总统蒋介石在“阳明山庄”秘密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承认说：“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白纸黑字如此，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总统训词”也!而奴才们的“总裁”与“总统”，私下里也未尝不承认“中华民国”已亡的事实。当然，私下里是一回事，明目张胆又是另一回事。蒋介石在明目张胆时，还是不要脸地宣称“中华民国”不但未亡，还涵盖整个大陆。并且，还涵盖外蒙古。外蒙古早就被他卖掉了、外蒙古早就进联合国了，蒋介石还说是他的。不甩卖国的蒋介石吧，外蒙古在我感觉里一直是中国的。
　　总结八十年的成就，似乎止于“示范”与“播种”。李敖一生独来独往而能独立存在，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为“示范”;又在年复一年重围中，自台岛流窜祖国，以自由智慧崇中反美为天下倡，是为“播种”。只是世界和中国太大，阻力也多，究竟能播多少种，难以评估。最后能把握的，也是以“示范”为主。爱因斯坦(A.Einstein)论印度圣雄甘地(M.Gandhi)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 (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ever in flesh and blood walked upon this earth.)我蛮喜欢这一描述。后代子孙也难想象在我们中国，生民犹如过客、成千上万又上亿的过客，能够反客为主的，除非成群结队、立党夺权营公或营私，个人绝无机会。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或浮海入于美。个人没有前途，只有夭折与牺牲。冒出头来的个人仅有李敖一个、仅幸存李敖一个。如今也忽焉老矣。所以，就“示范”而言，反倒更为写真。其实古今个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者，毕竟寥寥。从历史长流评估，也只是一道灵光而来，化为一道阴魂而去。看看甘地吧，他一辈子的苦心与苦行，有生之年并没看到;而横死以后，自己国家的演变，也与他一生努力的走向不同。至今印度人怀念甘地，也只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示范”而已。山外有山，彼山非此山;人民景行阁下，景行半天，人民还是人民。“吾道不孤”是有的，但是点起名来，没有几个。为你立几个铜像可以，铜像只是观光一景，不是吗?(插播一句题外语：一生中，跟我上床的女人最能见识到我的血肉之躯，最有“金刚经”“真实不虚”的情调，但她们知道我多伟大吗?)
　　我生那年，一九三五。正是日本鬼子羞辱中国如火如荼之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是一路低声下气的。订什么什么协定固不必说，一个言论自由上的故事，倒特别值得一提。杜重远在《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为口实，要求国民党亲日政府法办。国民党法院判了杜重远一年两个月，同时查封了媒体《新生周刊》。想不到吧?七十六年后，二○一一年，王伟忠之流却利用媒体“全民最大党”，向日本天皇道歉了，多丢脸啊!当年日本人给杜重远和媒体的罪名是“侮辱天皇，妨害邦交”，日本人可恶，但还在有邦交基础上戴你帽子。今天呢?日本人早就把你一脚踢开跟你台湾没“邦交”了，台湾却在自己有二十一万的贫户拮据下，由马英九带头募捐，奉献了五十八亿给日本救灾。如今杠上开花加上道歉，他们把台湾人搞得这样贱，马英九、王伟忠可都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呀。从一九三五年《新生周刊》事件到二○一一年“全民最大党”事件，都被我赶上了。
　　虽然如此，我仍旧自勉我自己一段话：“当它变得什么也不是，你跟它同在一起，你也变得什么也不是。你不必对陨石做什么，如果你不与陨石同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普遍性、永恒性、生命性的工作罢。”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也是我余生的方向。我一生的计划是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我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我却一个人完成它。这是我一生留给人类的最大礼物;因为人类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也许有人说：“你做的，好像是最后审判?”其实不一样，最后审判是人类的愚昧已经大功告成、已经无可挽回，只是最后由上帝判决而已。我做的，却是一种期中结账。结账以后，人类变得清楚、清醒，可以调整未来的做法和方向。所以我做的，跟上帝做的不一样，我们只是分工合作。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而我却管中间，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先审判他。
　　我的一个朋友薛起文是音响迷，整天整夜为新款音响神魂颠倒。市面上一有新货出来，他就疯了，千方百计，要汰旧换新，搬进搬出，几无宁日。我问他新旧之间，有那么大的落差吗?他苦笑一下，摇了摇头。人生啊，N就很好了，为什么拼命追求N+1?不断用新音响听追魂曲的人，何不减1一下，N就好了?薛起文最喜欢听CD歌剧，尤嗜《蝴蝶夫人》。我认为《蝴蝶夫人》最令人吃不消的，在段落之间，失声失音太长;以为歌剧已完、夫人已死，不料又活回来。歌剧迷薛起文跟我说：他每听《蝴蝶夫人》都要哭。他太太不许他用大音响了，他买了一台随身听，偷偷在浴室放，结果每次大便完了、厕所门开，都泪流满面而出。我听了大笑：蝴蝶夫人终于惨死了。
　　在书房里，有时我不找书了，而是幸会它、碰到它出现了。书仿佛主动冒出来。风吹草低“现”牛羊也、图穷匕首“现”也，主动在彼、不在此。让我的眼睛被动吧，被动的快乐像被按摩。“被”字被这样诠释，多好!(虽然这些，都是十年前的风流了。 )我迷恋过那十七岁。十七不是一个静止的数字，十七是三百六十五个日夜滑走的数字。当最后一个滑走，十七岁即将不再。不再，不是时间的不再，不是这一年青春的不再，而是十七岁的风华不再、欢乐不再、声容笑貌不再。留给你的，是完整的回忆格子，等你细补、等你描红。回忆是实况的延伸，它比实况还细腻、还完整逼真;如果你会回忆、而非伤逝。伤逝不是回忆，伤逝是一种错误的人生态度，它使快乐的回忆蒙上尘土。
　　所有的职业中，我最欣赏驯兽师。驯兽师这一行，建筑在一个奇怪的敌我关系上，建筑在“因为你又不怕我又怕我”的大前提上。驯兽师驯公狮子，公狮子只要一冲过来，驯兽师就完了;可是驯兽师拿个长鞭子，吆喝着逼公狮子就范，蹲上圆凳。公狮子并不服气，它一再拒绝、相持一阵，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了，上了又伸出狮掌抗议，朝驯兽师一吼再吼。驯兽师面对的，是时时刻刻的不可测。驯兽师不像斗牛士，斗牛士面对的庞然大物是可测的。反正它就是敌人，它就是看你不顺眼，要快步冲过来，你有技巧可以闪开。空间很大，牛转个弯回头，你已经重作准备了。但驯兽师就不一样了，狮子比牛会转弯，空间又同在一个大笼子里，并且，又不止一头狮子蠢蠢欲动，每头都是凶手。只不过狮子们有了一个错觉，以为你比它强，它怕你，又怕又不怕，最后还是决定怕。under protect(在抗议中怕你而已)。还有一种驯兽师，艺高人胆大，要钱不要命，他居然可以叫公狮子张开大嘴巴，而把驯兽师自己的头，塞到狮子口里，你咬呀，看你敢咬!当然，十分之九、百分之九十九，狮子不敢咬。但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出现了，就说不定了。我们听到过“虎口余生”这四个字，但没听过狮口余下什么。所以，驯兽师这一行太精彩了、太冒险了、太刺激了、太有挑战性了。并且，听说这行像刽子手一样，还家传的呢。爸爸是刽子手，儿子克绍其刽，也是刽子手。爸爸是驯兽师，儿子也是驯兽师。一个笑话说：有一天，儿子找不到爸爸了。他跑进狮笼，要狮子张开大嘴，一只只检查。人问他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在找我爸爸。
　　于是，几经犹豫后，我还是决定写这本书，给我一生做一前瞻和总结。前瞻一百，总结八十，除非我一百以前讨逆、讨姨太太，活得不厌烦了;我一生的定性定位，趁八十生日就此打住。我要用我的八十定性、定位，显灵给人，使人感到，后世的子孙，很难想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这是我一百岁前的八十感言。在我文章和讲话中间，我有个习惯，你可以说是恶习，就是要随时插播吹嘘自己。插播以后，又回入正题，讲话与常人无异。全世界最习惯我这种习惯的人是赖岳忠，开玩笑说，赖岳忠是我的“御用摄影家”。他随我的便，发现我一插播，他就喝口咖啡，见怪不怪，面露笑容，静待歪风扫过。陈文茜说能够以欣赏态度看李敖自我吹嘘的人，是“有道之士”。她有时候是有道之士，有时候不是。
　　回想《自由中国》杂志驰骋十年的特色，正在它单纯地讲了真话。它的主轴是提倡自由民主，千书万语在“与朝廷争胜”(这是当年苏东坡的“毛病”)，很了不起。但我常常想，当《自由中国》被封杀后，影响一时的掌声歇后，平心而论，究竟这个杂志影响了谁?除了我李敖能够延续这一“与朝廷争胜”的风骨与干法外，它又影响了谁?我找来找去，实在找不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其杂志存则义举，其杂志亡则义息，不是吗?看看我台中一中的同学施启扬，他当年和我一样都是为《自由中国》写文章的大学生，唯一不同是我用真名“李敖”，他用笔名“扬正民”。在雷震死后问世的日记中，我们甚至看到施启扬与雷震“暗通款曲”的细节。可是一朝《自由中国》没了、雷震坐牢了，我们看到的施启扬，却是卖身投靠国民党的文人了。《自由中国》提倡的自由民主、开明法治，和“与朝廷争胜”的种种，早都被它的作者施启扬忘得一干二净了。究竟这个杂志影响了谁?我终于看到倒行逆“施”的范例了。马君武诗说“文字收功日，千秋革命潮”，但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我看不到。在《自由中国》后，我也办过杂志，但究竟影响了谁?看来看去，原来答案是我自己。我深切感到“文字收功”的局限，“反革命”(这里不遵守国共的狭义用法)的势力太大了，最后最突出的，只是“与朝廷争胜”的那股精神而已，是精神胜利!其他的赢面，毕竟又迟缓又可怜。胡适在《自由中国》茶话会上致辞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只是那种权势不是世俗的武力与财力。他的观点令人心神一畅。但是，毕竟时代已变得越来越不“匹夫而为百世师、三舌而为天下法”了。蒋廷黻预告说：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有影响力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从许多面上观察，蒋廷黻说得也是。知识分子的确越来越小化、越专家化了。这个世界已经罕见“大儒”了、已经浪淘尽千古风流的“大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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