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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2月14日

刘庆棠口述回忆:我们那些人的那些事

  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原在中芭工作、邻居张京海老师夫妇的介绍,有幸认识刘庆棠老师,开始长达20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形像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万分痴迷。
  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老师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带走了一生的沉重叹息。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带有以往历史的苦涩痕迹和片面性。
  刘庆棠,1932年生,辽宁盖县人。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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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他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有一次电视里播殷秀梅的独唱,他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他有47、8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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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岗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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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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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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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俩人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敢吃。我们说:“吃吧,我们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们说:“真的不让吃,会受批评的……”结果就把多余的西红柿送到伙房。我们想吃花生,就让伙房炒。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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