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杨广发布《征高丽诏》，这是征讨高丽前的战争动员令和讨伐檄文，同时也是军事部署，从中可了解和分析隋朝、隋炀帝以及征讨高丽军事行动的前因后果和宏观安排。
隋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是隋文帝的次子，初封晋王。通过阴谋手段设计废掉兄长太子勇，后弑父登基，成为隋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位仅13年，就将隋文帝艰难创建的强大的统一帝国玩儿丢了，也将自己送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亡国之君的行列。公平而论，隋炀帝虽然是暴君和亡国之君，但也算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决非混吃等死的昏庸之辈。杨广精明、干练，并且具有较高的才气和魄力。在贪图享乐、施行暴政的同时，杨广也确实想做成一些大事，象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征伐高丽，这些都是影响千古的重大事件。在短短十几年，就进行这么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决非一个庸俗之主所能为。然而不幸的是，隋炀帝一味贪图享乐，好大喜功，狂妄自大，不体恤民情，对国力和百姓的使用和压榨远远超过了极限，最终导致天怒人怨、内外交困，走上了亡国、亡己的道路。
隋炀帝喜好文学，天慧聪颖。《征高丽诏》从文笔和论事来说，可以说得上是一篇力作，如果不是最后结果的惨败和隋王朝的灭亡，甚至可以将《征高丽诏》称为名篇了。仅从文学角度说，《征高丽诏》是颇见功底的。隋炀帝的诏书论点、论据清楚严谨，对比唐太宗的《征高丽诏》，不仅在文学上毫不逊色，甚至感觉有些地方处理得更合理些。
按《征高丽诏》的说法，“高丽小丑”完全是个十恶不赦的侵略者，人口不到隋朝的一郡，竞敢与大隋作对，“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于是大举出兵，先后三伐高丽。联系到后来唐太宗等也大力征伐看，炀帝征伐高丽本身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况且高丽这个小丑何止是酣睡那么简单。可能换了其他皇帝，只要不是苟且偷安之君，都会出兵讨伐的。从后世的角度看，隋唐等对高丽的征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至于具体策划上的失误，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从现在韩国小丑们的恶劣动作，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篡改历史的无耻行径，也可感受到当时为什么要征讨。
就事论事，应该说《征高丽诏》在文学上是成功的。文中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气势夺人，大有王者之风。以“师出仁义”的传统用兵之道相号召，反复阐明“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己。”又分析敌我形势，把隋朝的强大与恩德夸耀一番，将高丽作恶多端、恩将仇报一一揭露。然后布置了强大的水陆攻势，勉励将士们勇猛如虎豹，战则必胜。诏令的最后为了突出“王者之师”的形象，还强调只惩元凶，不究协从，“随才任用，无隔夷夏”的宽容精神，同时声明“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
从公元589年统一到611年农民起义爆发，隋朝的实际统治不过22年，是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之一，而且是很罕见的正值强盛期，突然自己崩溃的帝国。如果说三次讨伐高丽是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则理论上无误的《征高丽诏》，就是隋王朝生死攸关的篇章。洋洋洒洒的征讨之诏却成了大隋朝的亡国之诏。细想起来，貌似恭谦的文辞下掩饰的穷兵黩武，导致江山断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顺便讨论一下现在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问题。从当时的历史看，大隋征讨的高丽(也就是高句丽)，与朝鲜并不是一回事。现在不仅韩国，连中国的不少历史研究也将朝鲜与高丽混为一谈，将当时征讨高丽说成征讨朝鲜，这是极其错误的。朝鲜相传为殷商末期箕子所开拓，其历史要远早于高丽，并且由于历史传承和地理接近的缘故，素来与中国联系紧密，当时朝鲜分裂为百济和新罗两个小国。而高句丽与朝鲜并非同源，它是位于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西汉后期兴起于浑江和鸭绿江一带，后来逐渐强盛，领土扩张到了现今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军力相当强大，将百济、新罗挤压到仅剩朝鲜半岛最南端的很小区域。对于中国和当时的百济、新罗来说，高丽都是入侵者，也就是说，古代的朝鲜也是高丽入侵的受害者。现在韩国将高句丽历史硬说成韩国的历史，是非常荒唐的，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上，对朝鲜来说，本质上说是遭到了高句丽的侵略，只不过后来入侵者衰落了，被打败了，其一小部分融入朝鲜，一大部分融入中国，其土地在当时基本上是并入唐朝的。注意高句丽土地的几乎全部和人口的大部并入唐朝，这一点很重要，足以说明其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此后领土变迁，朝鲜又占据了半岛的北部，但这时高句丽早已不存在，只能说是朝鲜领土的变迁，而与高句丽无关了。高句丽灭亡200多年后，公元918年，三韩人王建在韩半岛建立高丽王朝，这也造成了现代韩国人及以前部分中国历史人员的混淆，实际上王建的高丽王朝是真正的朝鲜王国，与高句丽或隋唐时期的高丽是两回事。当年隋唐对高丽的战争，实际上也并不能认为就是对今天韩国或朝鲜先人的战争，因为当时的新罗也与唐朝并肩对高丽作战，而且唐征讨高丽的表面原因就是援救新罗。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和今天的角度看，隋炀帝当年征讨高丽的出发点应该说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隋炀帝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高丽威胁到当时的隋朝，实际上也威胁到百济(尽管高丽当时曾与百济联合)和新罗，如果不消除这个威胁，早晚会对中国和朝鲜(百济、新罗)造成巨大的损害。隋炀帝征讨高丽的问题是具体操作过程存在重大失误，不体恤民情，不考虑时机，并非征讨决定不正确。
附：隋炀帝《征高丽诏》原文
天地大德，降繁霜于秋令，圣哲至仁，著甲兵于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肃杀，义在无私，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版泉、丹浦，莫匪龚行，取乱覆昏，咸由顺动。况乎甘野誓师，夏开承大禹之业，商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永监前载，属当朕躬。
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提封所渐，细柳、盘桃之外，声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远至迩安，罔不和会，功成治定，于是乎在。而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犭岁)之境。虽复汉、魏诛戮，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薮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剪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淫，亡徵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慝怀奸，惟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陲，亟劳烽候，关柝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代，已漏天网。既缓前禽之戮，未即後服之诛，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革末)(革曷)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遂复夺攘琛赆，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遇祸。?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烦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灾凶，比屋饥馑，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适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回首面内，各怀性命之图，黄发稚齿，咸兴酷毒之叹。省俗观风，爰届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于是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
今宜授律启行，分麾届路，掩勃?而雷震，历夫馀以电扫。比戈案甲，誓旅而後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後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馀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施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凡此众军，先奉庙略，络绎引途，总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战百胜之雄，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吒则风云腾郁，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驭元戎，为其节度，涉辽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于遐裔，问疾苦于遗黎。其外轻斋游阙，随机赴响，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又沧海道军舟舻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沮江，迳造平壤，岛屿之望斯绝，坎井之路已穷。其馀被发左衽之人，控弦待发，微、卢、彭、濮之旅，不谋同辞。杖顺临逆，人百其勇，以此众战，势等摧枯。
然则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天罚有罪，本在元恶，人之多僻，胁从罔治。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榇，弘之以恩。其馀臣人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荛有禁，秋毫勿犯，市以恩宥，喻以祸福。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称朕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