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世表》最珍贵的，是司马迁对待上古史的审慎。他明言殷前世系"不可得而谱"、各家谱牒"乖异"，却不去"择一而从"或"撮合归一"，而是只排世系、不编年月，把矛盾和空白原样留下。这背后是对"史"与"疑"的清醒：上古材料本就残缺互歧，强行编年只会制造伪精确。他更把孔子《尚书》"略无年月"读作"疑则传疑"的典范，而非疏忽——足见他继承的不是某条史料，而是一种态度：史家的本分是"整理可信的"，不是"填补未知的"。在"万世一系"的政治正确当道的汉代，敢公然说"这部分我编不了"，这份克制，恰是史学独立性的最早闪光。

《三代世表》的体例，处处见匠心。其一，以黄帝为始祖，构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的贯通谱系，第一次把分散的远古传说系于一个共祖，奠定华夏"大一统"的文化心理基础。其二，以共和元年（前841）为下限——这是中国有确切纪年之始，此前为"世系时代"、此后入"编年时代"，分期极科学。其三，创"表"体：以世系为纲，把纪传体铺不开的纵向传承压进网格，"一眼知统绪"，弥补了纪传之不足。"表"作为《史记》五体之一，是司马迁的伟大发明，后世正史竞相沿用。

褚少孙的补笔，代表着汉代经学家的主流思路，有三层。一是天命论与道德教化：他认为帝王兴起是天命，而天命的依据是祖先德行——黄帝有德故子孙久王，霍光为黄帝后故能辅汉，这是"君权神授"的汉式表达。二是调和经史：诗言契、后稷"无父"，史言其为黄帝子孙，他用"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化去矛盾，认为无父是"天命象征"、有父是"历史事实"，两说并存。三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把当朝权臣霍光攀附进黄帝世系、引谶纬预言，明显是在为霍光专权抬身价。补述虽补足了记事，却也让史学向政治与谶纬让了一步。

把二人并置，差异极鲜明。历史观上，司马迁"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作用"，褚少孙"注重天命、强调君权神授"。史学态度上，司马迁"疑则传疑、审慎客观"，褚少孙"牵强附会、为现实服务"——硬把霍光塞进黄帝世系便是例证。学术立场上，司马迁是"史家立场、注重实证"，褚少孙是"经学家立场、注重教化"。这并非说褚补一无是处（其保存的神话、礼仪细节极可贵），而是提醒我们：读《三代世表》，要分清哪句是太史公的克制，哪句是后人的发挥。一张表里，藏着两种史学观的接力与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