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东西正在消逝，”一位加利福尼亚的黑人在1862年写道，“旧的偏见最终也将随之而去。革命已经开始，只有时间才能决定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美国黑人地位的改变，只是这场为有些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由内战所带来的美国政府与社会的转型——中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例子。
自由与联邦
在内战期间，自由的本质所包含的争议性得到最为明显的展示。“我们都宣称是为了自由而战，”林肯在1864年说，“但在使用同一个 词 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却不是同一件 事 。”对于北部来说，自由指的是“每个人”能够得享“他的劳动成果”。对于南部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做主人的权威和地位——即拥有“任意处置其他人及其劳动成果”的权力。联邦的胜利将北方对自由的理解转化成为一种正常的国家形态。
在北部人看来，南部对萨姆特堡的攻击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正面交锋明朗化了；而这正是废奴主义者们在过去数十年中坚决主张的做法。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1862年就意识到的，战争将“奴隶的事业和这个国家的事业”合为一体了。“自由与联邦，”他接着说，“已经变成相互等同的东西了。”如同在美国革命时期，来自宗教和世俗方面的自由理解也加入到这场关于国家命运的大合唱中来。“如耶稣为使人变得神圣而去牺牲，让我们为使人获得自由而去献身，”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这样唱道。这首1862年发表的歌曲名叫《共和国的战斗圣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是由朱丽叶·沃德·豪（Julia Ward Howe）创作的。奴隶解放也表现了美国历史包含的进步主义本质和内在的全球性意义。《芝加哥论坛报》写到，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可以真正“按照我们前辈所设计的模式——一个自由的家园、受压迫者的避难所、正义的所在地和法律面前权利平等的土地”——而存在下去。
林肯的设想
将内战与对北部社会最深刻的信仰相互联系起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林肯本人。有人说，美国内战是19世纪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民族国家构建运动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强大的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在类似于日本这样的旧国家得以发展成型，新的民族国家在原先并不存在的地方涌现出来。有人把林肯比喻成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或者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后两人于同一时代在分散的地方政体群体中创建了意大利和德国这样的民族国家。但林肯的民族国家与在欧洲创立的民族国家是不同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将分享同一种族裔血统、文化和语言传统的某个民族联合起来。对于林肯来说，美利坚民族代表了一整套具有普世意义的、以政治民主和人类自由为核心的思想。对于世界来说，美国代表了这样一种原则，即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同意，所有人应该是自由的。这些理想，林肯宣称道，允许来自国外的移民变成彻底的美国人，即便他们无法“追溯自己［与这个国家的诞生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
1863年11月，在葛底斯堡——内战中最重要战役的发生地——为修建一个军人陵园奠基仪式上，林肯发表一个简短演说，其中总结了自己关于内战意义的思考。葛底斯堡演说被认为是林肯写作的文字最优美、思想最优秀的传世之作。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他将美国的使命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等同起来，谈到内战带来一个“自由的新生”，界定了民主政府的内涵。联邦军队士兵们所做出的牺牲，他宣称道，将保证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从联邦到民族国家
为打赢一场现代战争而进行的资源动员也使联邦转变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拥有得到极大扩展的权力和责任。美国仍然是一个主权在州和联邦政府之间进行分割的联邦共和国。然而内战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自我意识，“nation”（民族国家）——即一个统一的政治联合体——一词取代了由分离的州组成的”Union”（联邦）而不断为人频繁的使用。1861年，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林肯使用了20次“Union”一词，一次也没有使用“nation”。1863年，在他269字的葛底斯堡演说中，“Union”一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而林肯提到“nation”的地方有5次。
“自由，……真正的自由，”作者弗朗西斯·利伯尔写道，“需要一个国家。”这也是爱德华·埃弗里特·海尔186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中包含的哲理。海尔的主人公名叫菲力浦·诺兰，他在突然发作的愤怒之中，诅咒了自己出生地。他因此遭受到惩罚，被发配到一艘船上去生活，不准再踏上美国的土地，再也听不到人们提及“美国”的名字。他后来才明白，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国家认同的时候，他也就失去了对自我的认知。
战时的自由
这种高度的、新型民族主义思潮将对内战的批评——或者对林肯政府政策的批评——变成了足以与共和党人眼中的叛国罪相提并论的东西。尽管在美墨战争时期，曾出现过一些对反战争分子处理和起诉的零星事件，但自革命以来，内战第一次提出了战争时期限制表达反对意见的问题。在战争时期，共和党的《纽约时报》宣称说，“国家的安全是最高法。”任意逮捕的案例在千次以上，遭到逮捕的人包括反对党报纸的主编们、民主党的政治人物以及一些平民百姓（如一个芝加哥人因为骂了一声总统是个“混账的蠢蛋”而遭到短暂的拘留）。宪法对谁有权终止人身保护令（也就是说，允许将被监禁者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予以关押）的实施这一问题并没有作出清楚的规定，但林肯声称，这种权力从总统战争权中衍生而来，并且两次宣布，在北部地区，终止那些被指控为从事“不忠诚行动”的人享有人身保护令的权利。
联邦法院通常对联邦政府的做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当军事法庭以叛国罪的名义对克莱门特·L. 瓦兰迪加姆（Clement L. Vallandigham）——一名以经常发表抨击反战言论而著称的俄亥俄州民主党领袖人物——进行处置时，联邦法院拒绝进行干预。在林肯的命令之下，瓦兰迪加姆被送到南部同盟去流放。1861年，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曾命令总统释放约翰·梅里曼（John Merryman）——一名遭到军事法庭逮捕的马里兰州的平民——但林肯对最高法院的命令不予理睬。直到1866年战事结束之后，联邦最高法院才在米利根（Ex parte Milligan）一案中宣布，在民事法庭依然运行的情况下，在军事法庭审理犯罪嫌疑人是违宪的做法。大法官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宣称，宪法在战争时期并没有被终止——它始终是“一部约束统治者和人民的法律，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是一样的”。
林肯不是一个暴君。遭到逮捕的大多数人很快就被释放了。民主党报纸照常地出版，竞争性选举也在整个战争期间得以继续进行。然而，林肯政府的政策和做法（在后来战争中还会被多次重复使用）的确也证实，在强制性爱国主义的浪潮和全国团结一致的战时要求的咄咄威逼之下，公民自由的原则是十分脆弱的。
北部的转型
即便他启用的是传统价值观，林肯为北部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化。联邦动员战争资源的活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权力，而且也增强了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的权力。南部在战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经济衰退，而北部所经历的则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
在战时通货膨胀和政府合同的培育下，工业利润蓬勃增长。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厂日以继夜地开工，为军队生产军毯和被服；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和铁厂也迅速扩大了它们的生产规模。许多工业领域中的机械化程度飞速提高，尤其是在皮靴、制鞋和肉类加工等行业，它们负责满足来自军队不断增长的军需要求。农业发展也十分迅速，即便有许多农村青年加入了联邦军队，但借助机械化和填补空白的移民劳动力，边疆地区的种植业继续向西部推进。威斯康星向联邦军队提供了9万人的兵源，但它的人口、粮食产量和农业收入仍然继续获得了增长。
政府与经济
如当时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内战中出现的新美利坚民族国家也是致力于追求快速的经济发展。国会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经济增长的政策，这些政策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金融体制。因为南部不再在国会有代表权，立法者们有机会制定了那些长期以来为北部人推进的政策。为了推进农业发展，宅地法（Homestead Act）向移居西部的定居者提供160英亩的联邦公有领土。这部法律与解放宣言一起，在1863年1月1日同一天生效。与解放宣言一样，它也希望勾画出一种自由的远景。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约有40万户家庭通过这部法律获得了农场土地。此外，大学赠地法（Land Grant College Act）帮助各州建立起了“农业与机械学院”。
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
国会还在内陆改造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土地赠款，其中包括对联邦太平洋公司和中央铁路公司的多达1亿英亩土地的赠地款。两家公司在1862年获得国会的特许，负责修建一条从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的铁路（这是1816年第二次联邦银行之后由联邦政府颁发的第一批公司特许状）。
横跨大陆铁路的想法最初是由企业家阿萨·惠特尼（Asa Whitney）在1846年提出的，最初国会认为这个想法“过于巨大”和“完全不现实”。的确，这个项目的规模是无比巨大的。由于内华达山脉所呈现的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施工开始后的前三年里，中央铁路公司年进度只有20英里。工程需要约两万人在大平原上和高山之间铺设铁轨，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合同工，他们被许多美国人称为“苦力”。成百上千的华工在爆破隧道和修建穿越地形险要地带的桥梁时死于非命。1869年完工后，这条从内华达的奥马哈通向旧金山的铁路，极大地扩展了全国性市场，推动了西部地区定居和投资的分布发展，也预示着大平原地区印第安人厄运的开始。
一个新的金融体系
支付战争费用的需要带来了联邦政府金融政策的重要变化。为了筹集资金，联邦政府将关税提高到了空前的高税额（这也推动了北部工业的继续增长），对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征收新税，并第一次立法征收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还通过发放有息债券向公众借贷了20亿美元，因而也制造出一笔巨大的国家债务。联邦政府还印制发行了价值相当于4亿美元的纸币，人称“绿背纸币”，并将其宣布为合法货币——即在几乎所有的官方和私人资金支付与债务偿还中必须接受的货币。为了合理的组织银行体系，国会建立了一个由联邦特许银行组成的国家银行体系，特许银行必须购买政府债券，然后获得发放可以作为货币使用的银行纸币的权利。各州发放的货币因为联邦政府征收的一项重税而被迫停止使用。在战前，因各州和地方银行可以随意发放货币，全国的货币供应呈现出一种极为混乱的状况；而此刻，全国基本上只有两种通用的纸币——由联邦政府直接印发的绿背纸币和由新的联邦特许银行发放的纸币。
连同利润丰厚的战时军需品合同，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得北部从事制造业和经营铁路业的人以及金融家们受益甚多。那些将主导战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美国人都是在内战期间创造或集中了他们的财富，在他们中间有钢铁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石油大亨约翰·D. 洛克菲勒、金融家杰伊·古尔德、J. P. 摩根以及菲利普·阿穆尔，后者从为联邦军队提供牛肉的合同中挣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财产。这些和其他“工业船长们”想方设法地躲过服兵役的义务，有时是通过花钱购买不服役的豁免权，或者是花钱雇一个替身去服役，两种做法都是征兵法所允许的。
《在马萨诸塞州沃特尔城联邦兵工厂给子弹填装弹药》，刊于1861年9月21日《哈珀周刊》。北部的男人和妇女都被吸收进蒸蒸日上的与战争相关的工业生产中。
总之，联邦经济政策极大地扩展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规模。1865年的联邦预算是10亿美元——是1860年的20倍。因为雇用了大量的职员、税收官和其他官员，联邦政府成了全国最大的雇主。尽管这些扩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暂时性的，但联邦政府再也没有回到战前那种软弱和分散的状态之中。
妇女与内战
内战为许多北部的妇女打开了新的机会大门。妇女们抓住战时劳力短缺的机会，进入到工厂去工作，并进入一些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行业中，尤其是护士行业。联邦政府职能的扩大也给妇女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职员创造了机会。这些战时出现的收获大都是短暂的，但在政府部门的白领工作行业、零售业和护士行业里，妇女获得了一个永久的位置。
有些北部的妇女直接参加了军事战役的活动。内战开始时，克拉拉·巴顿是位于华盛顿市联邦专利局的一名职员，她与北弗吉尼亚集团军一起行进，一路上帮助组织物资供应线，照顾伤员。巴顿所做的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而不是女护士部的一部分；她从来没有从政府那里接受过任何的工资补偿。
成千上万的北部妇女参加了各种组织，筹集资金和士兵所需的医疗用品，寄送书籍和衣物，为获得自由的奴隶提供食物等。美国卫生委员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中管理的全国性救助机构，负责协调北部的后方支前活动。在联邦一级，委员会的管理掌握在男性手中，但大部分的基础工作是由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妇女们来完成的。在组织“支前募捐会”方面——这是一种大型的义卖募捐集会，人们在这里展示各种各样的军旗、军服和其他的战争纪念品，并为筹集帮助士兵的资金而进行义买义卖的活动——妇女们发挥了领导作用。1864年纽约市举办的一场达三个星期之久的义买会吸引了3万人前来参加，总共筹集了100万美元的资金。
许多男性把妇女们为战争所做的工作理解成为她们善于自我牺牲的“自然”能力的一种延伸。但是，志愿参加地方援助士兵社团的工作这一行动本身将许多北部妇女带入了公共领域，使她们尝到了独立的滋味。妇女选举权运动在战时停止了工作，从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联邦和奴隶解放的事业之中。随着妇女对战时工作的参与越来越多，政治上继续无权的状态使得她们的地位更加尴尬和难堪。
从战时的动员工作中走出了战后女权运动中的许多领袖人物。例如，玛丽·利弗莫尔是芝加哥一名牧师的妻子，她走访了许多战地医院，调查那里的需要，照顾伤员和奄奄一息的士兵，还组织了两场卫生博览会。内战中的经历使她对妇女在法律和政治上所处的服从地位感到极度的愤怒，在战后组织了本州的第一次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大会。妇女们，她得出结论说，必须“为了自己而思考和行动”。在战后，克拉拉·巴顿不仅变成了妇女选举权的积极鼓吹者，而且还利用她所担任的美国全国红十字会主席的身份，游说美国支持1864年的第一次日内瓦公约，公约要求对战场的死伤者提供人道主义的待遇。在巴顿的努力之下，参议院在1882年批准了这项公约（20世纪的日内瓦公约将对战俘和战时的平民的待遇问题做出规定）。
图为1862年在纳什维尔的一所战区医院中一位女护士与两名伤兵在一起。在内战期间，有许多北部的妇女前往军队，担任护士。
分裂的北部
尽管林肯拥有老练成熟的政治技巧，战争和他政府的政策仍然在北部社会制造出许多分歧。共和党人把那些反战的人称作是“铜头蛇”，这个名称是根据一种事先没有动静而突然咬人的毒蛇而取的。不断增加的死伤人数和急速发生的社会变迁都进一步分裂了北部。不满情绪最强烈的人群来自于居住在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州内、出生在南部的人群以及在东部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天主教移民。
随着战事的发展，战争不仅加剧了既存的各种社会矛盾，而且还引发了不少新的矛盾。联邦政府的权力日益增大，对传统的地方自治形成了威胁。联邦的征兵法允许个人提供一个替身或者交钱获得豁免，这些规定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制造业主和金融家借内战大发横财，而工人们的实际工资收入却因通货膨胀而下降，工人们对此极为不满。劳工运动在内战期间重新抬头，并组织过好几次争取高工资的罢工活动。北部社会感到，黑人的地位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前景在北部的许多地方引起了充满种族主义偏见的反响。在整个战争期间，民主党对林肯的政策一直在进行尖酸刻薄的批评，但它始终分裂成为两个派别，即支持采用军事手段但不赞同奴隶解放的“主战民主党人”一派和主张立即停火、与南部谋取和平的一派。
反战派的批评偶尔也会演变成为直截了当的暴力活动。1863年7月，联邦征兵法的实施在纽约市引发了一场长达4天的骚乱。骚乱的人群主要由爱尔兰的移民组成，他们攻击了那些因内战而出现的新秩序的象征——包括征兵办公室、富有共和党人的豪宅、与制造业相关的建筑和市里的黑人居住区。许多黑人不得不逃到新泽西和中央公园去避难。直到联邦军队前来镇压，骚乱才被平息，但在这之前已有100多人在骚乱中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