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展开了一番龙争虎斗，最终以英法美三巨头占尽上风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在凡尔赛体系下，德国遭受了极为苛刻的对待，民众无不对这一结局咬牙切齿。就在此时，被后世誉为“传奇外长”的施特雷泽曼横空出世，为德意志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许多人普遍存在的印象不同，事实上凡尔赛体系下的德国，其外部战略环境十分宽裕，远胜于德国统一前的普鲁士王国。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奥、法等国为了阻止沙俄对欧洲事务的进一步干涉和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影响力的膨胀，在维也纳会议上动作频频，其所建立的维也纳体系竟然延缓德国统一近六十年之久。
      当普鲁士大众还沉浸在战胜拿破仑的幻境记忆中时，俾斯麦却早已看穿了维也纳体系的实质，并找到了促使普鲁士摆脱桎梏、完成德意志统一的方法。一战之后，德国再度迎来这样一位战略天才。施特雷泽曼清楚的意识到，当威尔逊演说所倡导的理想主义思潮弥漫欧洲之时，各国普遍存在对德国的同情心态，这反而成为凡尔赛体系存在的价值。他基于此同样寻觅到一条新的复兴之路。

      事实上，一战之后从地理、外交、军事等宏观层面对德国地缘困境进行深入思考的德国学者应当是大名鼎鼎却又备受争议的豪斯霍费尔，其所提出的“轴心国”概念和“四大泛区”未来世界秩序安排建立在他对凡尔赛体系和世界各主要强国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的。但要想将脑海中勾勒的理想化蓝图变为现实，必然需要微妙、精细的外交操控手法，这显然不是学者智库所擅长的，施特雷泽曼很好的承担了执行者的角色。
      与当时德国的许多著名的军政人物一样，年轻时期的施特雷泽曼堪称一位铁血青年，然而一战惨痛的现实却令他幡然醒悟过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潜心研究德国的地缘政治和军政外交情况，逐渐成为一名秉承务实主义的战略大师。而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发生于1923年的“鲁尔危机”。

      原来，一战以后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为了尽快摆脱外交上被孤立的局面，与苏俄展开私下外交接触。事情泄露以后，触怒了法国和比利时，两国在未与英国提前沟通的情况下突然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工业区。鲁尔区是德国至关重要的经济命脉，蕴含了大量的煤炭钢铁资源（当时占据德国煤炭产量73%、钢铁产量83%），为德国的经济复苏提供了物质基础，其工业产值一度占据全国40%左右。
      法比联军不但要求得到经济补偿，同时谋求将鲁尔区和莱茵区永久性从德国分裂出去，由法国和比利时占据。莱茵区对于德国的国防安全至关重要，它和鲁尔区一样都是德国决定无法放弃的战略要点。鲁尔危机的爆发激起了德国民众的普遍愤慨，并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在这样一种反抗氛围之下，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希特勒已经开始考虑利用外部危机煽动民众以便于趁机夺权。

      魏玛政府对此几乎束手无策，只能以发放补贴的形式支持工人罢工，想要用这种消极抵抗的方式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此时的英国对法国战时的巨大损失和战后德国遭受的苛难均报以同情，却又拿不定主意支持哪一方为好。至于一旁的苏俄，更是乐见其成、隔岸观火。恰在此时，善于雄辩、具备一整套独特复兴战略的施特雷泽曼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并任命其出任总理、组建新内阁。此时的施特雷泽曼已经45岁了，却依然保持着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在两天之内组阁完毕，并对业已瘫痪的德国官僚体系进行梳理整顿。
      施特雷泽曼非常清楚鲁尔区和莱茵区对德国的重要性，然而此时的德国元气未复，并不足以对抗法比两国。一旦摊牌并诉之以军事手段，无异于自讨苦吃。所以他转而寻求用外交手段破局，并与英、美、法展开磋商。只是不论奉行大陆均衡的英国还是孤立主义的美国都不急于表态，法国更是断然拒绝与德国谈判。对于法国来说，英、美、俄等国的坐视不管对自己有利，没必要搭理德国的请求。而对英、法来说，虽然忌惮于法国势力的碰撞，却更害怕德国的复起，毕竟一战才刚刚过去4年，大家都心有余悸。

      如何消除英美对德国的戒心，同时放大法国的威胁，成为德国人当时的外交工作重点。施特雷泽曼决定兵行险着，完全放弃了在鲁尔区的抵抗，这完全出乎世界各国的预料。不过官方的抵抗虽然被取消了，但鲁尔区当地民众的消极怠慢却在持续进行着。这让法比联军发现控制鲁尔区的成本太高，收益根本不足以弥补驻军费用，徒劳而无功。另外德国方面撤销抵抗的行为让外界对德国实力做出了“虚弱不堪”的印象判断，这一方面促使美英等国暂时放下了对德国的戒心，另一方面也导致德国马克汇率的直线下跌。
      早在鲁尔危机之前，市场就对德国的信心严重不足，而鲁尔危机中德国官方的消极态度加深了这一判断。马克的废纸化当然对德国经济、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但更重要的是让德国彻底丧失了赔款的能力，英法美等战胜国的利益无形中遭受重创。结果由于经济重创，德国和法国内部的工人团体日渐活跃，如若鲁尔危机不能尽快得到解决，最终得利的似乎只有苏俄，此时英国人终于决定出手了。

      英国新任首先麦克唐纳决定充当法德鲁尔危机的调停人，最终促使法比联军撤离而和平解决了争端。危机消散之后，施特雷泽曼便卸任了德国总理职务，专职担任外交部长，继续投入到德意志的复兴进程之中，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美国在施特雷泽曼的战略构想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不仅在于美国及威尔逊主义有利于为德国博得更多的同情、抵消法国等邻近战胜国的对德偏见，更重要的是德国可以从美国那里获得大量资金支持以恢复经济。
      1924年，施特雷泽曼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道威斯共同推动了“道威斯计划”的启动，不仅减少了德国的年赔款额度、获得巨额贷款，更在德美两国之间初步形成了一个官方合作平台，此举让德国从欧洲的外交僵局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大的外交回旋空间以后，施特雷泽曼选择加深了与另一个被凡尔赛体系所排斥的对象国家合作，这就是苏联。当时的苏联与整个资本主义阵营都处于敌对态势，对德国伸出的橄榄枝如获至宝。但为了防止苏德关系演变为排他性的同盟，进而造成德国再度被西方世界所排斥，施特雷泽曼更多的将苏联当作与欧洲其他大国交流的筹码。

 

      手握美国和苏联两张牌的施特雷泽曼随即开始寻求推动法德和解，甚至开始联络英、法探讨成立欧洲共同体以维护欧洲核心地位。1925年英法德三国外长进行反复磋商，最终达成了以德国永久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换取英法对德国西部边界的承认，并共同促进德国大国地位的恢复。同年，德国参与并签署了《洛迦诺公约》，得以重返国联。
      当然，英法等国都希望德国能够在西方阵营与苏联发生冲突之时，由国联牵头制裁苏联，德国既然已经成为国联当中的一员，自然也应当履行此义务。然而苏联毕竟是施特雷泽曼手中两张重要王牌之一，岂可轻易放弃，他不仅拒绝了德国对苏联经济制裁的义务，更不允许法国通过德国领土进发苏联。正因施特雷泽曼的这些表态，苏联投桃报李，很快就在莫斯科与德国签署了一项经济条约。1926年苏德两国又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德国俨然成为西欧内部、欧洲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联系枢纽，地缘战略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到了1929年，施特雷泽曼再度出手，通过与美国律师扬格的合作，共同制定“扬格计划”再度修订了赔款进度，深化了德美之间的合作。此时的德国对于苏联而言，是撬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支点，对于美国而言同样是介入欧洲事务的“离岸臂膀”。更为重要的是，施特雷泽曼不断与法国外长白里安探讨欧洲一体化的可能，这显然对法国来说是极其有利的，英法之间防范德国的同盟由此出现了裂痕。
      在解决了法德争端之后，德国拥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西线外交环境，于是施特雷泽曼携此声势伺机解决了与波兰之间的问题。随着与美苏之间经贸往来的不断深化，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复苏，波兰早已没有了一战后不久面对德国的嚣张气焰。在施特雷泽曼不动声色的经略之下，东欧各国渐渐被复苏中的德国所影响，这进一步奠定了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历经6年，施特雷泽曼终于将德国从一战失败的深渊中拉了出来，取得了自1871年德意志统一以来外交环境最好的历史阶段。

      然而，在德意志迅猛复兴之时，却隐藏着两颗定时炸弹。过分依赖于美国贷款的经济结构和激进主义泛滥的国内舆论，从内外两个方面影响着德国政策的变化。随着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均遭受波及，相继进入大萧条时期，德国遭受的冲击更为沉重。如果德国人能够冷静下来，就如同英法美等国那样处理经济危机，未必一定会走上战争的道路。但是施特雷泽曼虽然赢得了国外对手们的尊重和理解，并获得美苏两个风格迥异的经济强国支持，却无法获得国内政客和普通民众的理解。
      解决鲁尔危机，施特雷泽曼选择以不抵抗的方式引入美英外力；“道威斯计划”，并未取消德国的赔款；永久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洛迦诺公约》后不久，德国竟然加入了曾经制裁自己的国联。凡此种种，施特雷泽曼的一系列举措被国内民众简单的理解为“窝囊废”。在这一点上，施特雷泽曼竟然遭到了与当年俾斯麦类似的情形，他自身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国际秩序中的核心人物，德国也因此保持了与美英苏法的亲密关系，并远胜于四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德国内部日趋骚动的民众和推崇激进的政客却将其视作大敌。魏玛政府的一系列成就成为包括日后纳粹党人在内的众多激进分子口中的软弱无能。

      不过施特雷泽曼本人无缘看到德国在“同一个地方两次跌倒”的奇葩景象了，1929年，时年51岁的他不幸中风去世，一个月不到经济大危机爆发。而此时的德国军事力量早已重新崛起，实际上恰恰是在施特雷泽曼的努力下，在苏德合作的基础上展开的新一轮军事改革，反而为日后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创造了基础。。
      综上所述，一战后不久德国学者豪斯霍费尔就曾提出“轴心国”和“四大泛区”等一套战略思想，用以解决德国所面临的地缘困境。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施特雷泽曼承担起了半个世纪前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角色，先后以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身份建立了与美苏之间的经济、军事联系，并缓解了英德、法德争端，增加了对东欧事务的影响。

      颇为无奈的是，施特雷泽曼六年的外交努力为德国开创的良好外部环境，却并未换来国内政客和民众的拥戴。在激进浪潮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下，人们很快抛弃了他的政策，再度挑起战争，将德国重新拉入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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