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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9

商鞅变法中的军功爵制度真的是平民晋升通道吗?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秦国的军功爵制度是商鞅的独家首创,是秦国击败山东六国的核心关键和秘密法宝。但是任何复杂的历史事件都不应当归功于某个单一的历史现象,包括军功爵制度。这项制度并不是十分先进的制度,却被众多历史小说和网络文学过度神化,在人们的历史认知中发挥着神奇的颠覆性作用。

商鞅的经历和变法前的秦国

军功爵是秦国一统天下的秘密吗?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商鞅之前的秦国就一直在变法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已经有过了一系列缓慢的改革。和诸夏各国一样,秦国也历经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变革。在权利下移中,大贵族可以随意废立国君,导致了秦国的长期衰败。
      国君也并非毫无反应。到了秦简公时代,他下令官吏佩剑。之前佩剑是贵族们的特权,而现在秦简公让官吏佩剑。既是对晋国频繁入侵的回应,也是加强国君直属官吏的权利,防止大贵族们随便废立秦国国君。
秦献公亲眼见识过魏国的变法成果
秦献公亲眼见识过魏国的变法成果
      到了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的时代,变法的步伐进一步加大。他本人在魏国流亡过,见识过魏国变法后的强盛。于是回国后部分推行县制,缩小贵族的直属封地,并将国都迁徙到靠近魏国边境的栎阳。一面表示对抗魏国,一面是脱离老贵族的核心统治区,加强自己的权威。
      公元前366-362年,有墨家子弟帮助的秦军,河西地区三次连续击败魏国。从而扭转了秦晋战争的不利态势,也宣告着秦献公的改革已经初步生效。
河西之战的胜利 难道也是商鞅功劳?
      到了秦孝公时代,他深刻意识到变法的不彻底,所以针对六国发出了求贤令。这才有了后来的卫鞅入秦。作为一个外来士人,秦公嬴渠梁的权力还不算特别强,能给商鞅提供的支持和保护暂时比较有限。操之过急的强硬政策有可能引发秦国内战。同样是面对封建贵族,楚国有吴起身死变法失败的例子在前,商鞅就更要谨慎了。
      而且以商鞅机警狡诈的性格,之前就精准地预料到魏王不会杀害他。所以为秦孝公准备了儒-道-法家三家的学说和政策,供秦公选择。可见这不是一个坚持理想和底线的人,和春秋时代的士人相比有很大的投机性。在秦孝公选择法家之后他公开表示,秦国要在短期内称霸崛起,就不要走几百年的积累性路线。所以秦国即使强大,德性上也是比不过鼎盛时代的西周的。整个秦国的变法其实走得是低标路线,这个和商鞅本人的性格是相通的。商鞅要做的,就是根据秦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限的调整与改革。然后再因时而动,推行变法的深入。
历史上的变法 只是商鞅准备中的最次级方案
      在商鞅变法前的秦献公时代,以新国都栎阳为中心的地带初步推行了县制。但是以雍城为中心的旧首都地区,还是大夫封地制度。所以商鞅入秦变法时,大夫势力本身势力还是比较强大。商鞅明白面对老旧贵族势力需要徐徐图之,不能操之过急。他制定的军功爵制度版本,大致还是以封建制度为依托。分为士-大夫-卿-侯四等,对应封建诸侯的诸侯-大夫-士的阶层。对于下层平民,商鞅采取的是比较容易的晋升措施。为自己的变革积累民望和广大的舆论支持,给秦国普通民众以希望。就算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也是一种安慰。
      变法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的封建大夫。这些人是秦国地方上的实际管理者,也是之前国政的干预者,在封建传统的秦国中有较大的权力。所以面对这部分人,商鞅只能以貌似公正的升迁形式,鼓励他们一步步升级成五大夫。但是实际上他们升级困难受罚易,所以商鞅的做法是以隐形的形式打击了他们。
旧的封建大夫是商鞅的重点针对对象
 

升迁无望

商鞅版本的军功爵制度层级
      按照秦制,公士到不更这四等是“士爵”,普通人可以用一颗砍首级升一级的上限。相当于封建时代士农工商里的士。也就是说,一个普通战士斩首四级,就可以升级到屯长了。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标准其实很难达到。一个1-2级小兵,必须与其他战友协同作战。如果私自出击扰乱了军队秩序,按照秦国军法是有罪的。每伍若有1人阵亡,其他4人就会有罪。如果每人杀死1个敌兵就能免罪。因此,普通战士必须先考虑如何保护战友,防止战友们的受伤。
普通士兵很难有单独收取人头的机会
      实战中,除非是营地遭对手袭击或者破城后陷入巷战,或者是双方阵型都被完全打散,士兵们是没有单挑机会的。所有人都需要坚守在自己所在的单位之中,固守自己的战术位置。所以想要在单挑之中斩首开无双,机会其实非常有限。
      最后,根据战国时代的兵法,每次只有一部分的军队需要上前厮杀,剩下的战士主要是是作为后援或者预备队使用的。所以一场战斗中,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与敌军肉搏杀敌的。
大部分秦军部队甚至很难有机会参与大战
      从实战的角度看,除了历史上危及到秦国存亡的五次合纵攻秦战争,秦楚蓝田之战和秦赵长平之战之外,秦国不存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动员。一般是从战场附近郡县征调更卒和戍卒作战。对楚、对韩魏、对义渠,其实都是调集熟悉本地情况的边境驻军和边民就近作战。或者直接将被征服国家的遗民组成部队就地调遣。除了少数特别精锐的部队有常备军属性外,大多数更卒和戍卒是战后领赏或者受罚,然后回到原籍继续耕作。如果不是国家面临巨大挑战,或者是进入灭六国的最后阶段,不是所有秦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参战,并立功获得爵位。
      战士升级到四级的不更,也就是屯长职位的军官的位置时,要求又变严格了:如果屯长自己不得到敌兵首级,就要被斩。首屯长指挥的50人队必须击败敌军并斩首33人以上,才能获得奖励,进入士大夫级别的爵位。
成为屯长之后 普通人就难以升迁上去
      事实上,从平民战士升级到大夫爵,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实在是非常困难。很多平民出身的战士会被卡在第四级后便难以继续升级。因为作为没有系统军事教育的平民,他们的指挥素质和文化水平其实很有限,不能支持他们胜任指挥官角色。
      在士爵过后,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这四级是“大夫爵”。基本上是为封建时代的大夫所准备。他们通过军功可以成为县一级别的官僚和将领。可在获得方式上,士爵位只需要个人斩首记功就可以获得。但大夫爵位的升级,则需要计算集体战功。大夫爵位的军官,需要指挥所在单位斩首33级,而且己方单位的伤亡要小于33人。
      这样的制度其实是惩罚容易升级难。因为指挥团队作战,显然比个人的横冲猛打要难得多。根据秦代爵位升级难而犯罪易的特点,其实封建大夫们想继续升级非常困难。而完不成指标,受到处罚却非常容易。所以在这套制度中,从上到下的跌落比从下往上的晋升容易。
旧贵族出生的军官 很容易遭到处罚而降级
      这正是商鞅的用心险恶之处:用明升暗贬的方式惩治,打击被他视为变革阻力的封建大夫阶层。
      此外,大夫们拥有一定的食邑,而且貌似有机会担任县一级的官员。但是商鞅变法的同时,还“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秦国已经逐步出现了县丞之类的国君任免的官吏,大夫们的地方民事治理权就被架空了。他们只剩下过去的军事义务和财政收入。
      换而言之,平民就算升到了五大夫,这也是他们的最大造化。他们再也不能继续升级的。因为更高的爵位不是留给他们的。
      如果说士爵尚且有机会升级到大夫机会,只不过是机会渺茫,那么作为大夫爵位顶级的五大夫,他的最高奖励是没有继续升级的。仅仅是增加食邑数量和納宾客,并没有提到如何升级到卿爵。也就是说,传统的封建大夫不能继续升级,只能努力保住大夫的爵位。升级做到五大夫就是他们的人生天花板,一般仅仅是出任县一级的官吏。一旦作战不利,所在单位伤亡过于惨重,就要降级受罚。
封建大夫在军功爵制度下的起点还是高于普通人
 

关东人才和王族弟子的庇护所

 
具有王室血统的贵族 在变法后还拥有绿色通道
      在封建大夫阶层之上,是几个级别的卿爵和侯爵。在商鞅的设计中,这个两个爵位体系是给王族的特权,也是关东人才的升职绿色通道。
      比如根据《史记•蒙恬列传》的记载,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他的祖父蒙骜,在秦昭王时代从齐国来到秦国,官拜上卿。所以说,蒙家是一个典型的山东人才的外来家族。这才让蒙恬跳过了军功爵制度,从一个刀笔吏成为了秦国的列将。这个与一级级的升级原则是相违背的。
蒙恬就是依靠关东出生 跳过了军功爵制度
      张仪来到秦国后,以财富贿赂秦国大臣,获得了引荐并成为秦国客卿。随后张仪成为了秦国的大良造乃至相邦。也就是说,张仪是以卿的身份在秦国不断升级的。而秦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弟樗里疾,在初步成年时就有右更的爵位。
      许多历史爱好者凭借对商鞅变法的判断,认为需要从一级士兵升级的秦国王公子弟们,其实在历史上也有不低的起点。比如“昭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魏冉陶,为诸侯”。他们在历史上多数时候是以封建贵族的身份出现。
张仪也是军功爵制度的“漏洞”受益者
      按照《史记》的叙述,宗室贵族们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有军功固然荣耀,但没有军功也是有财富保证的。相比于对封建大夫们的态度,这已经算是很仁慈了。至于那些为秦国建立了功勋的山东人才和宠臣们,不仅不用从士爵做起,而且还可以获得封地,兑现了之前秦孝公与强秦功臣共分秦地的诺言。
      比如商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他在受到追杀之后想到的,是前往封地举兵造反。可见他的封地是如同国中之国般的封地。后来的张仪欺楚,也是用他的六里封地搪塞楚国使者。而范雎也是因为有功,被秦昭襄王封为应侯。以魏冉为代表的的楚系外戚贵族,也有如陶这样的封国供他们养老。在秦灭六国的阶段,为了向秦国示好,也为了遏制赵国侵略燕国的势头,燕国将燕赵之间的河间之地送给了吕不韦当封国。还有性功能强大的嫪毐,也一度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封国--位于太原郡的嫪国。
商鞅自己就有类似国中国的大片封地
      由此可见,秦国并没有完全消灭封君。按照商鞅的设计,位高权重的秦国公子都有自己的大块封地。秦国并没有绝对的将全部国土郡县化。和商鞅对待秦国传统的封建贵族的政策相比,商鞅仅仅是用山东士人、秦国王族公子和被秦国迁来定居的外族封君,取代了旧的封君。在传统的封君因为各种原因没落后,新的封君开始出人头地。从这一点上看,秦国的地方管理制度和有着大量封君的山东六国并没有代差。魏赵楚在此之前已经有这样的制度了。
      这同时也说明了一点,在整个军功爵体系中,王族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还是会因为高贵的血统站在很高的起点上。少部分平民的地位可能略有提升,但是多数人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以前主导秦国政治的封建大夫们,是商鞅的政敌,是需要分化打压的对象。受益比较大的还是有才华的山东六国的入秦士人,乃至被很多后人视为蛮夷的戎翟君公。这也算是老谋深算的商鞅为自己的后来者留了一条路。
      其实优待山东人才和戎狄贵族也不是商鞅或者秦孝公的独创,而是自秦穆公以来的古老传统。秦穆公自己就任用百里奚、蹇叔等山东人才,后来任用戎狄出身的谋士尤余称霸西戎。和秦武王一起去周都洛阳举鼎的兄贵力士乌获,很可能就出自西戎的古国乌氏国。到了秦王嬴政的时代,乌氏国的后裔乌氏倮因为能在西戎和秦地之间进行马匹贸易,引进西戎的战马与金玉,而被秦王封为封君。秦国对这些西戎从,来从来都是打击和利用同步进行的。
军功爵的最大受益人还是王族
 

总结

本国人在军功爵制度下 不如外来客卿
      军功爵体系最欢迎的其实不是本国平民,而是山东六国的人才。从秦穆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段时间,秦军对外作战总数大约是 130 次。除去国君亲自率兵和没有记载的情况外,在留下统帅名字的 80 次战争中,任命客卿为主将的情况多达 56 次。从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 334 年)设立丞相一职开始,直到秦二世亡国长达百多年时间中,有 24 人担任过秦国丞相,其中 16 人都是客卿出身。
      所以就制度本身而言,军功爵制度是商鞅引入秦国的三晋式制度。它的本质,还是对封建制度的部分改良。从各种封君的存在不难看出,秦国的军功爵制度与地方治理制度和山东六国没有本质性的代差。而出土文献也有显示,秦国封君的封地里也有各种家臣。说明这些封地有独立的运行体系。
愿意合作的戎狄也比老秦人待遇高
      表面上靠军功爵制度造就勇武善战的秦军,其真实动力源自西戎属性和长期“保西垂”的使命。这让他们坚持与戎狄作战,直到秦昭襄王时代,将最有威胁的义渠消灭。而牧马传统和骑兵优势,也是很多诸侯难以比拟的。
      虽然燕赵也靠近塞北,也有类似抗击戎狄并学习外族军事技术的经历,但是秦国继承西周的地缘优势是很多国家所没有的。加上六国人才带来的军事情报和有效策略,放大了秦人的善战优势,加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历程。无论是商鞅和张仪主张的东进掠夺魏国土地,还是范雎的远交近攻策略,又或是韩非子对于进攻六国次序的分析,都是秦国善于用外来人才的结果。
      在具体的军事实力上,魏国、楚国、赵国和齐国都曾有过与变法后的秦军正面对抗的实力。军功爵制度本身也是一个改良封建制的制度,它仅仅是秦国取胜的诸多因子中的一个,而不应凌驾于其他所有因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