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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6
解析希腊城邦时代“农本”与“商本”两大阵营博弈的深层逻辑
古希腊是古代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的总称。这里曾诞生了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后世统称为爱琴文明），随后因“海上民族”肆掠和多利安人南侵而陷入了400年左右的黑暗动乱年代，因《荷马史诗》发源于此时，故而又称为荷马时代。也正是在荷马时代的动荡局势里，孕育出来了古希腊后来城邦林立的地缘格局。
从公元前8世纪直至前2世纪，希腊半岛-爱琴海地区有数百个城邦并存，并出现过许多城邦联盟，其中最为强大的当属雅典和斯巴达了。以公元前5世纪的波希战争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城邦时代又被称作“古风时代”，在此之后则被谓之“古典时代”。纵观古希腊整个城邦时代，以雅典为一方和以斯巴达为另外一方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博弈是外交政治的主线，即便后来面临波斯帝国的强大威胁也未曾断绝（仅在波希战争中有过短暂联手）。那么，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阵营仅仅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吗？这还需要从希腊地缘结构和不同城邦的社会结构谈起。
爱琴文明时期的希腊世界
上古时期的亚欧大陆，文明城市最早诞生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尼罗河三角洲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由于当时迦南地区和小亚细亚半岛存在众多原始部落，连接两河文明和希腊半岛的陆路阻碍重重，故而最先对古希腊产生影响的是致力于发展水运的古埃及文明。最先汲取古埃及先进文明的希腊地区，是位于爱琴海域南端的克里特岛，建于岛上的米诺斯王国一方面吸收古埃及文明的元素，另一方面依托自身的岛屿环境和商贸枢纽位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贸易型文明，即克里特文明（又称米诺斯文明）。后来克里特文明遭遇贸易网络崩溃和锡拉火山喷发等一系列灾难，少数米诺斯遗民渡海北上至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城邦迈锡尼，带去了先进的艺术、技术和文化等。
承袭自米诺斯文明的迈锡尼，旋即在希腊半岛确立了优势地位，并逐渐成为希腊城邦联盟的盟主。迈锡尼文明继续致力于开拓东地中海的商业贸易，并在黑海、小亚细亚西侧等地建立了一系列贸易据点。然而随着赫梯帝国统一小亚细亚半岛中东部分，连结亚洲和巴尔干半岛的达达尼尔海峡逐渐取代了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贸易枢纽地位。自南俄草原迁徙至爱琴海东岸的特洛伊人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一侧建立了特洛伊城，与迈锡尼人形成了贸易竞争关系。不仅如此，熟练掌握航运技术的特洛伊人还主导了从黑海沿岸到爱琴海的贸易线路，严重威胁迈锡尼人的进口粮食安全。
为了夺取贸易枢纽的主导权，并将特洛伊人排挤出爱琴海周边区域，迈锡尼率领全希腊城邦联军对特洛伊人发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些战争在《荷马史诗》中被描绘成为了夺回斯巴达王后（不是后来多利安人建立的斯巴达城邦）即美女海伦，而发动的长达十年的战争。最终希腊人成功战胜了特洛伊人，将其赶出了爱琴海周边。传闻后来特洛伊人从海上辗转至亚平宁半岛，最终成为古罗马人的祖先。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通常被称作阿凯亚人，与其血缘和语言相近的还有爱奥尼亚人（后来引发波斯战争的米利都人、雅典人皆属这一系）和爱奥里斯人，这三大族群之间经常联姻和结盟，几乎共享了迈锡尼海洋贸易文明的盛宴。
希腊地缘结构的六大区域
迈锡尼时代希腊人的主体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阿凯亚人以及北部邻近地区的爱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他们承袭自克里特海洋贸易型文明，均是以海洋商业为主的古希腊语子群。然而并非所有操着古希腊语的族群都融入了迈锡尼主导的海洋文明贸易圈。北方伊庇鲁斯山区的多利安人便是以农耕土地为主要经济基础的族群，其文明类型迥异于迈锡尼、文明程度也远远落后于他们，因而被迈锡尼时代希腊半岛中南部城邦蔑称为蛮族。不过，在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古典文明中，所建立的都是对土地依附性更强的“农本”社会，这源于农耕模式依托于土地分配，很容易建立一个权力稳固的统治体系，多利安人的社会同样如此。
如若我们排除古希腊人向外扩张的那些殖民据点，仅仅就希腊半岛的地缘结构进行分析，则大体可以划分为六大区域。由欧洲中部隆起的阿尔卑斯山，自西向东延伸出韦莱比特山脉和迪纳拉山脉，继而分别向东、向东南、向南延伸出斯塔拉山脉、罗多彼山脉和品都斯山脉。其中位于希腊半岛西北部的品都斯山脉以及西侧沿岸地区又被称作伊庇鲁斯，是农耕古希腊语族群多利安人的聚集地。和伊庇鲁斯同处于希腊半岛边缘地区的还有在品都斯山脉以东、罗多彼山脉以南，被山地包围的马其顿地区。马其顿原先的主人是色雷斯人，后来随着马其顿王国的崛起，他们被向东驱赶至斯塔拉山脉和罗多彼山脉之间的黑海沿岸，这片后来成为保加利亚的新住所也因此就被成为色雷斯了。
在迈锡尼时代，伊庇鲁斯、马其顿和色雷斯这三个北方边缘区域主要是以农耕为主。与之相对应，位于希腊半岛中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塞萨利盆地和阿提卡半岛则是迈锡尼时代希腊文明的核心区域。不过，随着公元前12世纪亚欧大陆族群迁徙潮的影响，东地中海沿岸贸易据点相继受到冲击，并催生出“海上民族”的肆掠。与此同时自亚欧大陆腹地迁徙而来的族群，不断侵扰希腊半岛北部，并推动多利安人南侵，占据了整个品都斯山脉地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多利安人的到来，直接导致由迈锡尼主导的希腊联盟体系不复存在，古希腊文明随即陷入黑暗混乱时期。
城邦时代的“农本”与“商本”竞争
随着多利安人入主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文明旋即崩溃，希腊进入了黑暗时代（又称荷马时代）。然而，正如前文提及的希腊半岛地缘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其山地密布的地貌特征，导致难以形成一股占据绝对优势的地缘空间，无法完全统合整个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当年迈锡尼之所以能够建立酷似朝贡体系的希腊联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承袭自克里特岛的先进文明因子，这在多利安人入侵之时并不存在。作为以迈锡尼文明继承者自居的爱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主要居住在塞萨利盆地和阿提卡半岛上，位于希腊半岛东侧沿海平原，有利于他们向东与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等地拓展商业贸易。而主要占据希腊半岛西侧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安人，则继续沿袭自身传统，用民族分隔和军事专制的方式实行统治。
多利安人在伯罗奔尼撒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依附于土地的农耕城邦，其中的佼佼者当属于斯巴达。依托于土地税收和奴隶压迫等方式，斯巴达等城邦建立了政治结构相对稳定的君主专制，并发展出强大的陆地军事力量。至于迈锡尼遗民所建立的城邦中，最为出名的是位于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雅典人立足于海洋发展商业贸易，其社会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遵循“契约”精神的商业元素、遵循“平等”原则的航海精神，在此基础上，以雅典为代表的一系列“商本”城邦在贵族层面建立了古风民主体系。
然而，虽然商业社会当中的个体能够拥有更多的上升空间，进而提升了整个城邦的社会活力，但这种模式的缺陷也非常明显。由于商业活动本身并不能直接生产处物资，所以雅典等城邦就必须依托于周边其他族群的农业、手工业产出才能运转，换言“商本”城邦并不能孤立存在，它们受外界波动的影响非常明显。所以发展海军，掌握爱琴海地区的制海权就成为雅典等城邦的重中之重。不过，一旦“商本”城邦掌握了贸易的主导权和希腊半岛制海权，必然拥有了整片区域农产品和手工制品的定价权，从而对斯巴达等“农本”城邦构成威胁。正因如此，斯巴达等城邦必须极力发挥自身的陆地优势，从而确保对雅典等城邦形成军事优势，双方的争霸则不可避免。
古风民主与军事专制之间的博弈
前面提及，依托于土地分配的农耕社会，势必诞生一套侧重管理、轻视平衡的稳固权力体系，即君主专制。至于依托于航海合作和贸易交流的商业社会，则逐渐演化出贵族层面的古风民主制度。在狭小的希腊半岛，同时存在这两种制度体系，不同类型的城邦之间势必相互影响。对于斯巴达等军事专制城邦来说，一旦古风民主思想传入，势必影响其“农本”社会的稳定管理；相应的，一旦雅典等“商本”城邦开始倾向于君主专制，则其海外贸易的社会结构势必瓦解。
由于君主军事专制和贵族民主共治是两种截然不同、互不兼容的统治模式，这就为雅典和斯巴达的地缘争霸增添了新的色彩和因素。从荷马时代直至城邦时代，双方之间就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明争暗斗。当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与小亚细亚上的爱奥尼亚人产生冲突之后，雅典接到求援之后便迅速出兵远征，并招致波斯军队的反击和报复。与此同时，斯巴达却无动于衷，以祭祀典礼为借口拒不出兵。直至波斯帝国集结大军意图征服整个希腊半岛时，斯巴达才与雅典联手抗敌。但当波斯帝国败退之后，双方再度剑拔弩张，很快就进入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
综上所述，希腊城邦时代之所以会出现以雅典为一方、以斯巴达为另一方的两大城邦联盟之间的争斗，源于双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利益的差异。雅典等以迈锡尼文明继承者自诩的“商本”城邦侧重于海外商业贸易，并以此建立了古风民主特征的贵族共治政体；斯巴达等多利安人后裔城邦则沿袭自身传统，建立了一系列“农本”城邦，并为了争夺全希腊的经济主导权和政治话语权而致力于陆地力量的发展。正因为双方存在经济、政治和地缘层面的深层差异，所以即便经历了波希战争的短暂联手，它们还是陷入了地缘博弈的困境。
事实上，雅典和斯巴达的地缘博弈也昭示了后世陆权与海权，金融业、服务业、商业与农业、制造业之间的社会风格差异。这也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管理模式适合所有地区或所有历史时期，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方式才是最合理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