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罗毗荼人创立说
古代南亚国际贸易路线上，尤其是与两河地域有联系的 出土了大量哈拉帕文明的陶土印鉴,上面呈现多种动物图形,不知是否乃动物崇拜的迹象、“商行”的商标、还是个人的签名式。动物图形上方的记号不知是文字还是美工设计。因为在同一类动物图形上的图案记号可以完全不同,不似属于一个书写系统。
比较能确定的是书写的样品也无助于哈拉帕文明的文字之破译,至今从中总共发现400-600个符号,问题在于:这些符号“如果是字母的话则数目大多,如果是中文般的表意文字则嫌太少”。雪上加霜的是:最长的字符串样本只有26个符号。 即使利用计算机协助破译,这个样本仍然是不足的。 如果哈拉帕文明确有成熟的文字系统,可能多书写在易腐朽的材质上,例如棕榈叶或棉布一类,如能破译,并将其与今日已知的语系相联系,即能解答哈拉帕文明是谁创建的疑问 如今只有假说:可能性最高的是今日集中在南印度的达罗毗茶语系或其祖,所谓其祖即与古伊朗的埃兰语共一个祖宗。 对达罗毗荼人被入侵的雅利安人驱逐至半岛南部之假说,最有力的反驳指出:南印度人毫无移植西北方哈拉帕文明的物质基础之迹象。
面对此驳斥,其实也可提出答辩。中美洲的玛雅人今天有700万之众,散居在村落里;在19世纪中期以前,基本上丧失了对祖先曾建立的发达的古文明的记忆,其遗址是美国考古学者在丛林中发现的。高棉人于12世纪营建了辉煌的吴哥窟,在内陆的洞里萨湖地区;后来高棉帝国中衰,其重心移向湄公河下游,由一个依赖农耕资源的内陆帝国演变为一个参与南洋贸易的国家;吴哥窟被周围壕沟保卫,未被丛林吞噬,但子孙们似乎没把祖宗的这份高峰期的遗产构成“共同的记忆”,直至19世纪法国的殖民主义者将它抬举为世界级文化遗产。
但文化特征的遗留不一定与有意识的记忆有关。 今天的玛雅人仍保留了他们的祖语;柬埔寨现今之主要信仰乃南传佛教,它肇始于晚期吴哥窟文化;印度半岛南部的达罗毗荼人的确并不具备任何哈拉帕文明的特征。达罗毗荼人在圣河中洗涤净化的宗教活动并非南印度的特色,事实上重要的圣河在北方,反而成为印度河古文明与今日的雅利安印度具延续性的佐证。
达罗毗荼语系却有一支布拉灰人(Brahui)遥遥孤悬于俾路支斯坦,是否可视作印度河流域原住民留守原乡之残留?布拉灰语文法结构的确是达罗毗荼语,其词汇却只剩下15%,其他85%分属波斯一阿拉伯、俾路支、印度一雅利安词汇,书写则用波斯一阿拉伯字母。因布拉灰语词汇中缺乏古波斯一祆教层次,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公元10世纪后才从南印度迁徙至俾路支斯坦者。这样的话,布拉灰人就是外来者而不是什么太古遗民了。
有一德国学者提出哈拉帕文明的语言可能是今日南亚语系门达语(Munda)之祖语,但附和者寡,南亚语系今日多集中在中南半岛,如柬埔寨语与越南语。
在古代印度,该族群较集中居住于德干高原,而且是文化水平低的“蛮人”,造成即使是北方的强邦对南印度用兵,须得穿过德干高原,也有路途险阻之虞。
南亚语系在今日只存在于德干高原与印度东部的零星角落。
雅利安人创立说
今日印度(不包括巴基斯坦)人用印度欧罗巴语者占了74%,因此不乏印度河流域古文明乃雅利安人建立说,其最有力的代表即印度考古学者饶鸥(Shi-karipura Ranganatha Rao,1922-)。此说直接与雅利安入侵说打对台,后者是英国殖民地时代提出的,沾有殖民主义种族优越论的污点.今日的学术气候允许将“入侵”“征服”改写为“迁人”。这一辩论仍在进行中。向于雅利安人是原住民说,但政治上正确的考虑因素过度干扰学术研究。
雅利安人本土说必须克服比它的对手困难得多的障碍。为了捍卫此说,也撼动了印度欧罗巴研究全领域。 今日此领域内对印欧语系的原乡在哪里出现两派主张:多数派认为在北高加索至南俄一带;第二派是小亚细亚说;古印度文明的本土起源说者又添加了印欧原乡印度说。 印欧研究领域内多半不是印度专家,彼等不无全领域为了适应印度优先说而需调整之手足无措。
如果雅利安人乃原住民,则必须将印度说成是整个印欧语系的原乡,否则,不论往前推移多古,雅利安人终归是从外面进人的。 但将印度说成是印欧语系原乡的话,则必须将《梨俱吠陀》(Rig-Veda)中的梵文当作比较接近语祖者,但它分明不是,吠陀文是不容更动的经典文,因此它的较晚性不能用后来被更动去解释.
印欧语祖在未成形前与芬匈语系(乌拉尔语系)假设有一共同高祖,原乡外在于印度说的学者们用两个语系共享的词汇来决定印欧语扩散阶段的先后,原乡印度说者则把印欧语中的芬匈成分说成是出印度后遇到芬匈语系之后果。两者孰是孰非,得视你从哪一个源头追溯该语系的扩散;方向反了,时段也倒反了,甚至还有另一种可能:离开老家越远的人保留旧语最多。
学术界多认为印欧语系族群是最早驯马者,也是发明用马拖战车者,马之自然生态环境为欧亚大草原。马在雅利安人的吠陀文学中占中心地位。印欧原乡印度说之最大挑战就是在哈拉帕文明中寻觅马的踪迹。 他们几乎成功了。印度考古学者宣称在古吉拉特邦的苏尔可塔达遗址的每一层次中都发现家马的遗迹。事实上,因缺乏完整的骨架,说不清是家马还是野驴。 此外,也缺乏明确的战车遗迹。 即使有马,如果是进口的,就非原乡;如果被当作肉食,就不是车战与骑马的文化。
苏尔可塔达是印度河流域后期的遗址,而且偏南,离开草原更远 此时,该地域已存在迁入的印欧人并不足见怪,因为“征服说”如今已更正为 "送渐迁人说”。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印度河流域明显地出现马和大夏骆驼,邦且在后哈拉帕文明遗址,今俾路支斯坦的皮腊克(Pirak,1800-700 BCE)遗址中还出土了骑士的小像。
雅利安本土说最有力的证据是已干涸的萨拉斯瓦蒂古河床之发现,其掩埋于塔尔沙漠底下的河道近来已被人造卫星成像。萨拉斯瓦蒂在雅利安圣书《梨俱吠陀》的时代被尊为圣河,乃雅利安人活动的中心地带,一度具有今日恒河之地位。该河的片段在巴基斯坦称为哈卡拉,在印度曰克格尔。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学者公布了沿全河道之遗址定位图,共414处,远胜于印度河流域的遗址之数量,而其遗址80%的年代在公元前第四至第三个千年。
因此有人主张将“印度河流域文明”重新命名为“萨拉斯瓦蒂文明”,反对者指出:沙漠地带保存古代遗址多于历年来住民密集地带是理所当然之事。甚至有人指出萨拉斯瓦蒂原本乃印度河的支流,重新命名纯属多余。 倡雅利安外来说者则反对将这条干涸的古河道等同于“萨拉斯瓦蒂河”,认为《吠陀》经中的“萨拉斯瓦蒂河”是指在阿富汗的另一条河。在印度神话里,“萨拉斯瓦蒂”后来成了大梵天的配偶“辩才天”,因此印度其他地方一些小河流亦有以她命名者,例如哈卡拉的一条小支流即如此,一条在17世纪干涸掉的孟加拉小河亦具此名。
想将《吠陀》经与地下材料做出一一对应者,会遇到所有这类尝试的共同问题。在中国古史的研究里,试图把传世史料中的夏商周三代寻找考古学之对应,也会制造同样的死结。这个死结内在于实证主义本身,亦即以为可用意义完全稳定(被使用者稳定化)的意符,去对应毫不含混摆在那里等你去贴标签的对象。传世史料本身即具有多重意义岩层,自身即需经“知识的考古学”处理;即使理清了,呈现给我们的也非那个时代的全豹,而是记录者想传达的讯息。 我们用了“全豹”,其实已经是把时代“空间化”的比喻。“时代”只能是一堆意义符号的建构。至于地下材料, 其残缺不全自不在话下,其诠释也不免诠释者自身的时代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