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成帝年间，镇守历阳的将领苏峻和镇守寿春的将领祖约以诛杀辅佐成帝的中书令庾亮为名，率军攻入都城建康，专擅朝政，史称“苏峻之乱”。
建康被叛军占领以后，杀害了荆州刺史陶侃的儿子陶瞻。于是江州刺史、平南将军温峤邀请陶侃一同出兵勤王，并与逃到他那里的庾亮共推他为讨逆盟主。由于叛军势大，且又挟持了天子，起先陶侃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不久军粮也出现了困难。于是他就责备温峤为何没履行先前所承诺的军需，并且认为“荆州接胡蜀二虏，仓廪当备不虞”，否则他将率本部人马西归，以待日后时机成熟在做打算。
对此，温峤予以反驳，他认为自古以来名正言顺之师，即便弱小，比如刘秀、曹操等人也能以少敌众；相反如同苏峻、祖约这些欺世盗名、有勇无谋之辈，则虽声势浩大也必败无疑。并且，温峤劝谏陶侃认为，秉承正义讨伐逆贼，决不能半途而废、改弦易辙，这就好比其在猛兽的身上，如若不将其打死，中途下场必定反受其害。若因一时义愤而违众独反，士气必然低落，日后讨逆失败的罪责也是难以推卸的。
陶侃无言以对，最终认可了温峤的话，并精心商讨了作战计划，最终从水陆两路进攻叛军，并取得了胜利。此后温峤那番劝谏陶侃的话语中，“骑猛兽，安可中下哉”也逐渐演化成了成语“骑虎难下”，皆以比喻做事遇到困难，考虑到停顿会造成重大损失而不得不做下去的情形。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陶侃在东晋遭遇叛军挟持天子的危难之际，仅仅因为缺少军粮就要率领本部人马西归呢？这就需要从东晋前期的社会背景开始说起了。
通读“骑虎难下”这则成语典故，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陶侃临阵脱逃的印象，这其实是错误的。要知道，在平定苏峻之乱以前，陶侃就曾平定过平定陈敏、杜弢、张昌等人的起义，并镇压了王敦之乱，看出东晋前期的护国石柱。然而在苏峻之乱以前，陶侃与朝廷的关系却十分紧张，温峤出任江州刺史更是庾亮为了防范陶侃而做的部署。
在晋朝，尤其是东晋，朝廷叙录官员时特别讲究门第的高低，这主要是从“婚”（即联姻之族的地位）、“宦”（即家族宗亲的官职）来决定的。只不过由于中原沦丧、衣冠南渡，东晋早期从北方侨居江南的士族门阀在联姻方面的要求有所松动，但对入仕官员的门第要求却更加严格起来。通过对官员出身的筛查，建康朝廷最终成为各家族社会等级分化、大家共同认可的权力分配机制。诸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便是此中翘楚。推举陶侃、镇压苏峻之乱的温峤同样出身于北方士族太原温氏。
与庾亮、温峤等人相比，陶侃本来就不是士族之身，其父以武官（寒门）仕于孙吴（边远之地），即便在晋朝寒门之中也属于边缘化的角色。更何况孙武覆灭以后，即便是江南大族也常为中原高门所轻视遑论出身更低的陶侃。正因如此，当陶侃逐渐成为盘踞于荆州地界的江南寒门实力派之时，以外戚身份辅政的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这才一方面加强建康城防、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甚至，庾亮曾专门写信提醒温峤，直言陶侃比苏峻更需提防。
既然如此，那么为何最终反而是苏峻、祖约率先发难的呢？原来，苏峻本为北方南迁的流民帅，晋元帝时期一般停留淮河南北，不得过江。祖约虽然出身范阳祖氏，且为西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逖之弟，其所率领的流民依旧不得渡江久留。直至晋明帝时期，王敦之乱导致朝廷无兵可用，方才引流民帅入卫京师，苏峻等人因此立功。
此后苏峻声望渐浓、麾下精兵良将众多、武器精良，逐渐成为江北一大军事豪强，因而愈发骄纵，并四处招揽亡命之徒和隐匿逃亡的罪犯。另一边，明帝临终前所命的辅佐大臣中，郗鉴和卞壸赫然在列，而战功赫赫的祖约、陶侃二人却不见踪影。在祖约看来，自己的功勋、家世均要强于郗鉴，故而怀疑这次顾命有军事政变的因素在里面。再加上咸和元年（326年）后赵石聪进攻寿春之时，祖约求援朝廷而不得，建康甚至打算修筑涂塘作防御用，最后还是在苏峻的支援下击退了石聪。从此，祖约朝廷对自己已经彻底抛弃了，因而心生怨恨，这也是他后来随苏峻一同反叛的原因。
与祖约类似，陶侃也有疆场外将不列顾命之恨，甚至在朝廷士族看来，他的家世比祖约还要低微、威胁却比苏峻还要巨大。对于庾亮等人的防范，陶侃心知肚明，这也是当温峤的粮草供给出现问题以后，他的反应如此敏感的根源。不过，后来随着战局的演化，以及陶侃能力出众的侄子相继陨落，他也逐渐对现实妥协，着力于改善与庾亮的关系，以期盼保全身后之事。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