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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8

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对项羽乌江自刎的看法为何不同

  项羽,是秦朝末年著名的军事家,以勇猛好武闻名。在秦末动荡中,项羽追随叔父项梁起义,并在叔父阵亡以后率军援救赵王歇,于巨鹿之战大败秦军主力,威震华夏。不久,项羽杀死秦王子婴,定都彭城、广封天下灭秦将军和六国旧贵,并自称西楚霸王。然而伴随着汉王刘邦的崛起,历时四年的楚汉争霸拉开了帷幕。即便神勇无比的项羽曾于彭城之战大败汉军,却依旧难以挽回西楚的颓势,最终上演了“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悲情故事。
  虽然最终在战场上走到了尽头,但是千百年来围绕项羽的争议却始终未曾平息,文人墨客对于他的评价呈现出极端的两面性。后世在感怀项羽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神武雄姿的同时,亦会对其仁义不施、忠言不纳的行径有所鄙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诗人、甚至是君王都曾写过与项羽有关的诗句,其中尤其以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的最为出众。那么,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对于项羽做出了怎样的描写,又都有何背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吧!

牛李党争、迁官外放的杜牧

  杜牧入仕之初,便凭借对国事的关心和对孙子等兵家著作的研读,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甚至曾有一次献计平虏,并被当朝宰相李德裕采用。要知道,当时李杜两家可谓世交,有着李德裕的看重,此后的杜牧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并在23岁时作出《阿房宫赋》。在这篇旷世奇文中,杜牧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忧国忧民的观点,并发出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呼声。十多年后,杜牧结识了时任淮南节度使的牛增孺,从此二人私交甚笃。只是,9世纪前期的大唐长期处于朝堂党争之中,李德裕和牛增孺作为党争的核心人物,却先后对杜牧表现出了足够的赏识,这不能不说是其才华的绝佳体现。
  然而,在前后拉锯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中,双方之间的矛盾早已异化,不会允许杜牧这样的中间派存在朝堂之上。终于在会昌二年(842年),他被外放为黄州刺史,遭到宰相李德裕的排挤。两年之后,杜牧又被迁为池州刺史,在赴任途中经过和县乌江边的乌江亭时诗兴大发,挥斥方遒作了一首《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对于熟读兵家的杜牧来说,项羽所谓“天之亡我”的观点是何等的荒谬。真正有志向的男儿就应该忍辱负重,决不能被一时的失意打败,只有重整旗鼓才有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事实上,杜牧明面上是在替项羽负气自刎而惋惜,指责其胸襟不够大气,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鼓舞志向,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因为贬谪外地而气馁。在担任池州、睦洲等地刺史期间,杜牧都能兴利除弊、关心百姓疾苦,最终再度入京,担任吏部员外郎。

对“三冗”现象深恶痛绝的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这年距离杜牧贬谪外放过去了整整200年,曾经辉煌无比的大唐早已崩塌,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之后,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那就是宋朝。北宋吸取了晚唐藩镇割据和五代武人乱政的教训,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大政方针,并尝试加大君主集权统治。为了保证中央的权力,达到对地方官员的制约,北宋增加办事环节、增加官僚职位的方法以实现权力制衡,从而出现了“十羊九牧”的恶果。冗兵、冗官、冗费合称为“三冗”,逐渐成为宋朝财政的巨大压力,反而影响了国家的稳定。王安石入仕之初,宋朝仁宗皇帝曾支持改革派重要人物范仲淹推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奈何改革阻力太大,其重要针对的“冗员”问题,更是触及了守旧官僚的利益。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新政的失败对王安石的触动很大,从1051年到1054年,王安石当了4年舒州通判,更是加深了“三冗”现象对百姓的危害之大。1054年秋,他在文彦博、欧阳修等人的举荐下进京述职,途径乌江亭,想起了两个世纪前另一位忧国忧民诗人杜牧的《题乌江亭》。只是,相较于杜牧从自身志向出发的角度,王安石更愿意从江东百姓的视角去看待项羽的乌江自刎。“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在王安石的这首《叠题乌江亭》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他处处为民着想的观点。
  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凭借自己多年在地方上的执政经验推行了变法改革,史称“熙宁变法”。只是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虽然全面,但太过于激进,并未获得执行官员的认同,从而导致在诸多律令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阳奉阴违、偷天换日的情况。加上在变法过程中的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分裂,排除异己之风明显,最终在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党争中落了下风,最终失败。从此,新旧党争开始成为北宋朝堂之上的顽疾,其恶劣程度远超于唐朝牛李党争,并一直延续至北宋灭亡为止。

靖康之耻、宋室南迁时的李清照

  伴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相继失败,北宋“三冗”情况愈发严重,朝廷财政负担巨大、军队和地方官员效率低下,百姓生活困苦。然而,凭借着宋朝对商业的积极开放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官商集团在北宋影响巨大,这也导致宋朝的农民起义虽然数量巨大,但规模却很难跨越一个行政区域。只是随着东北女真人的崛起,金朝建立并南下中原,宋朝羸弱的军事和行政机器几乎不堪一击。靖康之耻、建炎南渡,士大夫出身的才女李清照也随着丈夫赵明诚一起逃到南方。赵明诚被任命为建康知府,但建康却在两年之后发生内乱,李清照和丈夫不得不再次难逃,这一年是南宋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
  乱世之中,宋朝亦有旷世豪杰在北方奋勇抗敌,老将宗泽在未能获得南宋鼎力支持的情况下,依然维持着一方基业,甚至在死前三呼“渡河”以求收复故土。可是南迁宋室却连奋勇一战的勇气都没有,这让李清照极为失望。在与赵明诚乘舟难逃的路上,她途径乌江亭时有感而发,提笔写下《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诗中,李清照通过对项羽不肯渡江,不愿苟延残喘作风的大家褒奖,表达对南宋朝廷偏安于东南一隅,不思抵抗的讽刺。
  综上所述,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分别是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中,借用项羽乌江自刎的事例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这其中杜牧因牛李党争而被贬谪外地,却依旧保持着一颗“忍辱负重”的心,以求来日能够“卷土重来”;王安石亲眼见到庆历新政的失败,后又在地方磨砺多年,深知“三冗”对百姓生活的危害;李清照才华横溢,曾与丈夫赵明诚有过一段较为安宁的日子,却因宋室朝廷的羸弱和偏安而屡屡难逃。三人看待项羽乌江自刎的角度不同,所做出的评述也不尽相同,但却都表达出施展自身才华抱负、关注百姓生活疾苦和讽刺南迁朝廷苟延残喘的爱国主义情怀,可谓是殊道同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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