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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30

儒家为何在周秦之变后的汉朝最终被确立为官方思想?

      东周后期,列国争霸,七雄并起。在那段荡气回肠的纷争岁月里,诸侯纷纷变法革新以图强大。然而在经历了一系列激烈更迭之后,走向大一统的汉帝国最终却选择了儒家作为统治天下的官方主流思想。那么这段被史家成为周秦之变的变动时期,儒家又是如何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的呢?
      儒家本为先秦时期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专司礼仪的人,其来源也就注定了儒学偏向于保守,并不适合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情形,所以在战国时期于诸子百家中并未占据绝对优势。随着列国争霸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如何提升国家的战争效率成为各路诸侯的首要目标。法家在这方面的优势显然十分明显,他们明确告诉诸侯国君们,要想富国强兵就得变法革新,只要变法必能强大。如此诱惑自然吸引了列国诸侯纷纷重用法家士人。
      三家分晋后,三晋之中守旧势力最弱的魏国率先变法。面对羸弱的魏国,魏文侯广发招贤榜,吸纳各国人才入魏以寻求国家强大。李悝、吴起正是在此时开始在魏国朝堂之上大展宏图的。魏国的变法首先就是革除从前以血统论尊贵的迂腐老旧之法,改革为以功勋论爵位的晋升新法。李悝变法一出,魏国百姓被刺激的争先恐后的要上战场,想以战功改变自身地位。吴起在李悝奠定的基础之上,进行军制改革,采用府兵制度,用这种职业兵替代先前各地领主领兵的模式,并将战功同土地挂钩,极大的促进了魏军战力的提升。
      魏国地处四战之地,先天的战略环境相当恶劣,但凭借变法竟然一跃成为顶级强国,将赵韩收为盟友,东击齐国、南压楚国,霸占河西八十余年而秦不敢妄动一步。法家思想一下子成为各国国君争相追求的图强法宝。然而齐国变法并不彻底,楚国吴起变法亦被守旧势力所颠覆。法家对贵族利益的触动给自身招来天然的敌人,也使得赵国纵然进行了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却并未触碰政治层面的变动。然而地处关中的秦国,虽变法革新最晚,但却更为彻底。
      秦国变法,早在商鞅入秦之前便有之,但同列国一样仅仅浮于表面,并未深入根本。但商鞅变法的执行却把法家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后经历代秦王继承,促使这场由秦孝公发起的变法运动得以延续百余年之久。强大起来的秦国本身就继承了西周的优越战略位置,因而最终得以气吞天下。
      秦国的胜利同样是法家的胜利,但当秦朝一统天下之后,法家的弊端同样开始展现出来了。法家注重效率,秦制亦是如此。然而这种将战争功勋、战场掠夺作为秦朝法制保障的体系在没了外部条件之后,其内部逻辑便开始出现严重漏洞。秦朝只能通过掠夺黔首以滋养官僚体系,如此伤民力的统治逻辑必然不可长久。
      天下苦秦久矣,然而苦秦的可不止是山东六国遗民,也包括了关中的老秦人们。秦朝崩溃,楚汉争锋,西楚霸王项羽因自身实力不足,最终决定以分封制度来维护天下体系的运转,准备待自身实力增长后再图统一。然而分封一出,则法家的逻辑再度合理了,被分封汉中的刘邦继承秦制,最终胜出。
      不过在经历了四年的楚汉争霸后,山东六国的残余势力遭受了第二轮打击,秦制面对的分封制历史惯性阻力也愈发缩小了。不过经历了大秦帝国挤压后的草原部落,在此时已经日益形成了一个叫做匈奴的游牧部落联盟,威胁着汉帝国的北疆。而随同刘邦,以盟友身份围剿项羽的武将们成为汉朝的异姓王,同样威胁着朝廷的江山。于是汉初的朝廷出现了由汉军谋臣为主的功臣集团,这股力量即帮助皇帝抵御外辱,有协助皇权镇压诸侯。皇权居中调节,制衡各方。
      汉初再此背景之下,虽继续沿用秦制,但采纳的却是道家黄老之术的思想。无为以至于无所不为的黄老之术一方面能够帮助汉朝休养生息、与民休息,另一方面可保证皇权的无上权威,放手让功臣阶层和地方诸侯相互搏斗。刘邦吕后时期虽剪除了异姓王,对山东六国故地进行了第三轮打击,但却随即出现了同姓王的威胁。这也导致刘邦并未对功臣集团痛下杀手,毕竟汉朝依旧需要这群人的制衡。
      文景之治时期,汉朝显然继续沿用黄老之术治理国家,但七国之乱促使格局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七国之乱中,汉景帝的兄弟梁王和大将周亚夫立下汗马功劳,亦导致山东六国故地遭受了第四轮军事打压。地方上的诸侯威胁已经虚弱不堪之时,周亚夫家族却在战后被刻意打压。身为功臣集团的周家势力被灭之后,汉朝将目光开始转向了另外一个层面,那便是中央集权。
      汉朝虽是大一统的结构,但帝国的秩序并未完全整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承了秦汉两代诸多先辈君王的脚步,继续探索重塑华夏的道路,而在这一轮追求入世的学说之中,儒家最终胜出、获得了皇权的认可。那么儒家的统治逻辑是什么,它有什么优势可以比拟法、道两派学说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儒学!儒学虽源自多方学说,但是却有着一整套自身的完备体系。儒家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简单的教义思想,而是一套社会运行准则。换言之,一个单一个体也是可以继续保持对神的信仰的,但一个人就不能实现儒家所要求的“三纲五常”等社会关系体系了。维护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的信仰而非简单的个人皈依是儒家不同于其他文明信仰的最大特征。
      汉朝延续的秦制,促使郡县制度愈发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一个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官僚体系随即建立起来。当汉武帝发布推恩令后,分封制度的基石遭到最后一轮摧毁,为儒家的入场和中央集权制度铺平了道路。
      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也就是说法家只是治理国家的制度律令所需要的、儒家思想则是确保整个帝国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根本,而道家更多的是帝国处于特殊时期所采取的休养生息方案。
      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的汉帝国解决了秦朝所面临的财政赤字的窘境。在这种思想下所建立的官僚体系,能够在获取足够税收的情况下保持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存在,为此后的汉唐盛世奠定基础。然而维持官僚体系的成本过高,这也导致儒家帝国无法长期有效统治产出稀少的漠北游牧地区,更会在财政出现危机之后引发王朝的内部瓦解,也就是所谓的“300年王朝魔咒”。
       然而也正是儒家这套社会组织体系的存在,导致中国成为古代世界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保持长期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帝国。其他的诸如罗马帝国、安息帝国、阿拉伯帝国,或以军阀为核心、或由几大家族联盟执政、或者是以商路作为连接帝国各处的利益纽带。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促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中最为源远流长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