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年10月28日，一个小个子骑着马通过柏林的凯旋门——勃兰登堡门进入市区，身后跟着法国骠骑兵，柏林市民在恐惧之中向他欢呼：“皇帝万岁”。
拿破仑来了！他带来了宣扬自由与平等的拿破仑法典，也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法国军团，
两者飓风般席卷了德意志。1805年，奥地利战败，早已老朽不堪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
1806年，耶拿大战爆发。这场战争没有悬念，失去菲特烈的普鲁士一败涂地，根本不是拿破仑的对手，几个小时内就在耶拿战役中惨败，一系列要塞不战自降，向拿破仑敞开了怀抱。很快，柏林陷落，普鲁士丢掉了易北河以西的半壁河山。德意志向何处去？
走在柏林街头的拿破仑志得意满，仿佛已经将整个世界踩在了脚下。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作为欧洲四大国之一的普鲁士消失了，以菲特烈大帝的尚武精神和棍棒栽培出来的普鲁士军队，曾经被视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之一，在拿破仑面前更是一败再败。整个欧洲为之震惊，德意志各小国惊恐万状，纷纷向拿破仑表示归顺，祈求宽恕和庇护；他们阿谀奉承，保证自己对他的忠诚。
但这个骄狂的征服者依然富有理智，而且很有英雄的胸怀。在中心广场，拿破仑脱帽向菲特烈大帝的雕像致敬，法国军团随之向逝去的英雄低首。不知拿破仑在想些什么？是对英雄不在的慨叹，还是难觅敌手的孤独？没人知道，但对普鲁士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嘲讽，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当年菲特烈的英雄气概。
在无忧宫，拿破仑得到了他想要的——菲特烈大帝的战剑、颈甲以及勋位绶带和闹钟，他命令把这些东西运回巴黎，交给荣军院保管，他说：“在缴获的普鲁士国王的珍宝中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战利品。”同一天，拿破仑还命令把菲特烈大帝为纪念在罗斯巴赫打败法国军队而建立的纪念圆柱运回巴黎。
这是打在所有普鲁士人脸上重重的一记耳光，所有曾经的光荣都被拿破仑夺走。看着在自己家园闪耀寒光的法国刺刀，所有德意志人突然意识到连名义上的统一国家都不复存在了，国家、民族存在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然而羞辱才刚刚开始。
丧军亡国之痛让普鲁士群情激愤，军民纷纷要求整军再战。但是，命运之神再次背弃了普鲁士，1807年6月，俄普联军再败于弗里德兰。拿破仑对俄国人极为宽容，因为他知道一两场胜仗撼动不了幅员辽阔、士卒勇悍的俄罗斯，但对丧师失地的普鲁士就没那么仁慈了。
拿破仑任由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在一旁恭候，却根本不理睬他，即使有几次接见威廉三世，也不谈正事，只有痛骂和羞辱。他甚至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说：“卑下的国王，卑下的民族，卑下的军队，这个国家欺骗所有的人，它不值得存在下去。”而亚历山大只能对此抱以微笑，并小心翼翼地请求拿破仑给普鲁士留下些什么。
拿破仑的态度让威廉三世不知所措，陷于恐慌之中，为了保留普鲁士，他甚至使出了美人计，他派自己的王后、美丽动人的路易莎向拿破仑求情。这次有些效果，拿破仑赠给王后一朵玫瑰花，王后犹豫片刻后接过花朵，带着迷人的微笑说：“至少应该同时赠给我马格德堡。”拿破仑同意商谈此事。
当拿破仑与路易莎王后单独会谈的时候，威廉三世等在门外，在众臣的注视下和法国卫兵嘲笑的眼神中，威廉三世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耻辱，他走进了房间，此时，路易莎王后还没取得预期的成果。后来拿破仑与自己的元帅们开玩笑说：“假如普鲁士国王再迟一点走进房间，我将不得不让出马格德堡。”
1807年7月9日，法国和普鲁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只留下了“旧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四个省，其余领土全部丢失，拿破仑还要求普鲁士把军队裁减到４万人，赔款1.5亿法郎，相当于普鲁士四年的全部税赋收入。在赔款没缴清前，法军驻扎在普鲁士境内。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拿破仑在条约第四条中还特别指出，他之所以归还上述四个省，是出于对俄国皇帝陛下的尊敬。
费希特
普鲁士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和人口，领土支离破碎，面积仅相当于萨克森王国。几乎是一夜之间，普鲁士不再是欧洲强国，沦为德意志一个小邦，历代国王和臣民所创造的业绩全部被屈辱取代。拿破仑踏着德意志的尸骨登上了欧洲独裁者的宝座。
1807年12月31日，星期日，普鲁士的首都柏林。45岁的大学教授费希特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费希特号召国民接受“熊熊的爱国主义烈火”的考验，他明确提出：国家的统一是“今日德意志人的天职”。
费希特知道演讲的后果，不久前，就有一个叫帕尔姆的出版商因为发行一份叫《处于极其屈辱地位的德国》的爱国小册子而被逮捕，因为不愿说出作者而被拿破仑下令枪决。就在费希特演讲的时候，法国军队曾数次敲着战鼓，列队从他旁边经过，这既是对讲演的干扰，也是对他的严重警告。
但费希特没有放弃。这样的演讲一直持续了近三个月，一共进行了14次，每一个周日，费希特都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演讲台上出现。他在一篇札记中写道：“我个人的安危毫不足虑，相反地，我个人遭受的危害倒会产生极其有益的影响。我的家庭、我的儿子必将会得到我们的国家给予的援助，我的儿子必将会以自己拥有一个殉国的父亲为荣。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命运。”
在信中他进一步说：“我深知我在冒什么危险；我知道我会像帕尔姆一样，被一颗子弹打死；但这不是我害怕的事情，而且为了达到我抱定的目的，我也会乐意死去。”
敢于在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费希特的演讲成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号角，极大的振奋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人们在思考：“怎样才能拯救德意志？”
费希特（1762年一1814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出生于卢桑底一个贫穷的手工业者家庭。先后在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神学，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
费希特是康德的学生，但又对康德的某些理论进行了批判和重组。他有一颗坚强的心，他在30时仍然窘迫，那一年他像朝圣一样去见康德。当其貌不扬、举止拘谨的费希特出现在康德面前时，并没有引起康德的重视，只是客套了几句、便扭身去工作了。费希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赶写出一篇哲学论文寄给康德，作为自荐信。费希特再次登门拜访时，康德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康德并没跟他深入地探讨哲学，也没有给予帮助，任由费希特自己为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奔波。最后，费希特带着锥心的痛离开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当然我已不止一次经历了这种穷困的处境，不过那是在自己的故乡。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尊心的加强，这种情况竟变得越发难以忍受了。”
图 费希特画像
若干年后，费希特凭借自己的才华和顽强先后成为耶拿大学和爱尔兰根大学教授。费希特原本对法国大革命的理念鼓掌叫好，甚至甘愿把法兰西共和国当作自己的祖国。为此，他曾经赞扬过为法兰西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拿破仑，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能指挥他的军队，而且也能指挥敌人，因为他总是懂得把事情安排成这样：敌人恰好做他希望他们做的”。
但是当费希特看到拿破仑镇压民主派、起用保皇派，清洗保民院、恢复世袭制，特别是拿破仑从法兰西的保卫者变成欧洲的侵略者时，费希特认为，拿破仑决不是法国革命原则的传播者和继承者，而是革命成果的篡夺者。他大力批判拿破仑，甚至与他势不两立，不仅如此，他还批判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甚至包括席勒和歌德。有人评价他说：“费希特是德国人中少见的，他虽然出身下层，却谁也不怕，不管是国王还是天才。”
费希特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在他任柏林大学校长时，他的妻子为护理伤兵而传染热病，费希特眼看夫人随时会死去，但他必须去大学为学生讲两小时的课。最后，他决定履行职责。他以为上课就是永别，心里万分难受。
哪知两小时后，等他上完课跑回来，妻子的危险期已过。他惊喜之余，热烈拥抱死里逃生的爱妻。结果病菌传染到自己身上，不久病逝，却无怨无悔。费希特既是殉职，也是殉国。一个不惜爱情和生命去履行职责的教师，会给他的学生以怎样的震撼？怎样的影响？
今天，柏林大学里费希特的雕塑依然冷峻。而柏林大学不负他的厚望，像思想发动机一样为德意志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怎样拯救沉沦的德意志
生存还是毁灭？怎样拯救沉沦的德意志？对于这一问题，德意志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又意味深长的回答。
费希特这位走出书斋的哲学家，他的答案是全民教育。他呼吁用强迫人民服兵役的办法，来强制推行全体国民教育。他指出：只要贯彻好全民教育战略，“所有经济领域，不要很长时间，也不要很多困难，便可达到空前的繁荣昌盛，如果需要核算的话，国家获取的利益将超过它最初投资的千倍。”
而普鲁士懦弱的统治者这次得出了与学者们同样的答案。
威廉三世说：“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国，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
教育大臣洪堡则主张教育统一是为政治统一所做的准备。
这是一个精于理性思考的民族所做出的最精彩，也最有价值的逻辑推理。对后起国家来说，要取得政治、文化、军事上的强国地位，首先必须在教育上占得先机。对此时的德意志来说，高质量的国民教育确实是救亡图存、实现统一和强大的基础。
1825年，普鲁士开始实行强迫性教育制度，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义务。
1850年，普鲁士颁布《学校法草案》，将这一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规定教师享有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学生免交学费。
1818年到1846年，普鲁士国民学校学生增加近一倍，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2%，到60年代时提高到97.5%，国民素质空前提高。
历史证明了普鲁士的眼光。
1870年，最终打败法国并俘虏了法国国王的元帅老毛奇说：“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
出色的基础教育，支撑起高质量的大学教育。
洪堡兄弟与柏林洪堡大学
洪堡兄弟是混血儿，父亲是德意志人，而母亲是法国人。
从这两兄弟的肖像看，哥哥威廉修长单薄，面部轮廓分明，很秀气，像个诗人。同哥哥相反，亚历山大却具有双深邃敏锐的眼神，有一种果断、顽强的气质。但命运之轮拨反了他们的人生走向，哥哥成为常常需要决断的政治家，而弟弟却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这两兄弟却都有一种爱思考的特质。
威廉看似柔软，但有一颗顽强的心，在任普鲁士教育部长时，他不顾拿破仑的反对，在1810年创建柏林大学，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强颈”之风骨和理想主义的支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威廉对德意志人的认识也很深刻，他说：“德国人之爱德国，确实与别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不同。这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感情凝聚在一起的。这不仅是对国土的爱，而是对日耳曼精神和感情的向往，人们可以从任何地方感觉到这一点，而且这种感情可以移植。”
十九世纪初，当威廉成为驻罗马使节，并同时研究政治、诗歌和考古的时候，亚历山大开始进行环球考察，他很像一个独行大侠，但他要征服的不是敌人手中的长剑，而是大自然的奥秘。独自考察了世界的亚历山大带回了六千种植物，他对动植物和地理及地震、气候的认识，在当时无人能及，他拥有上千项新发现，使整个人类在科学领域都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他还为人们树立了可贵的科学考察精神，为研究自然创造了新的方法，同歌德、林奈一起成为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人。当他从海外来到巴黎的时候，巴黎把他当成新世界的发现者而隆重欢迎，而亚历山大也对巴黎充满好感。以至于后来法国人和德国人拼命争夺他的所有权。
图 柏林洪堡大学
1805年，洪堡兄弟在罗马重逢，哥哥献上的欢迎词是动人的诗句，而弟弟献上的礼物也是自己的作品——《论自然》。两兄弟的政见不尽相同，但始终保持着亲密而真挚的兄弟之情。威廉逝世后，亚历山大写道：“我想不到在我的老年还要经历如此巨大的悲伤。”
这两兄弟被称为“德意志神圣的孪生兄弟”。他们是德意志神话之一。
在今天柏林洪堡大学主楼的一条长廊上，随意挂着很多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人都是在各个领域里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本校教授，其中的29人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诺贝尔奖得主。这是很多国家举全国之力都不能企及的一个数字。这29个名字却属于同一所大学。
在许多国家，这些精英的照片会被请入富丽的殿堂中，而在这里，这些时代的骄子却都朴素而平凡地占有一片小小的空间，以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学子。也许这种甘于淡泊、不求名利的自信，正是大学的品味，获奖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荣誉与广阔而严肃的科学天地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对科学文化的严肃态度，也正是这个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能够绽放出如此绚烂光华，并引导自己的民族在灾难中奋起的缘由之一。
德意志民族对科学文化的狂热崇拜，是全民性的。社会普遍的尊敬和优厚的待遇使很多德意志青年为献身科研终身不嫁不娶。其敬业精神之强、科学素质之高、科研队伍之稳定，为世界所罕见。
柏林大学正是成立于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就在惨败于拿破仑4年之后，柏林大学诞生了。创办者是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洪堡，后来他被称为德国现代教育之父，因为他为德国教育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1949年，柏林大学改名为洪堡大学。
1810年的普鲁士正在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下决心要办教育的国王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每年为柏林大学拨款15万塔勒。
威廉三世把豪华的王子宫捐献出来作为大学的校舍。而在威廉·洪堡为学校做的经费预算中，只有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用作了建筑费用，较多的经费则用在了聘请教授方面，因为洪堡要聘请第一流的学者。这正如中国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刚创建时，柏林大学教授的标准工资是年薪1500塔勒。在当时发达的港口城市，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家庭，年生活费用约为150塔勒；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年生活费约为750塔勒，也就是说，柏林大学教授的工资足够养活10户手艺人家庭，或是两户中产阶级家庭。
没有盖大楼的洪堡为柏林大学请来了大师。
首先，洪堡请来了第一任校长，他就是呼吁推行全民教育的费希特。接着，在这个大学的讲台上出现了黑格尔、叔本华，出现了格林兄弟，出现了爱因斯坦、出现了费希尔、兰克……
与讲台上的灿烂光芒相辉映的是讲台下的风云际会，马克思、俾斯麦、费尔巴哈、海涅、拜耳、赫兹、诺伊曼……
在洪堡的办学经费预算中，比工资预算还要多出一倍，是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预算。洪堡还提出：国家必须对教学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风。
大学是有灵魂的。洪堡用学术自由、教研并重的办学理念，为这所大学灌注了独特的生命。而他也始终没有忘记兴办教育的目的。洪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敬。”他很快就如愿以偿。
柏林大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始祖，而由洪堡开创的德意志大学教育在短短数十年间就超过英法等国，被全世界所尊敬和效仿。
在今天的洪堡大学校园里，名为洪堡的雕像有两个，一个是创办者威廉·洪堡，另一个是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这所大学的名誉教授，近代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气候学、地理学、植物学的奠基人，去世的时候普鲁士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哥哥是杰出的教育家，弟弟是杰出的科学家，在这样的一对兄弟面前，很容易联想到：正是这样的兄弟携手，铸就了德意志崛起的基石；而这样的基石，将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受益无穷。
在德意志的大学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验室、第一个研究所、第一个研究生院和研究生指导制度、第一本专业科技刊物。
普及全民教育为德意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学和科研并重的办学方针，使德意志在19世纪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1864年到1869年，世界生理学的100项重大发现，德意志民族占其中89项；
1855年到1870年，德意志民族取得136项电学、光学、热力学的重大发明，英法两国合计为91项；
到1869年止，德意志民族取得了33项医学发明，英法两国合计29项。
在当时，一个美国或英国科学家如果没去德国留学一段时间，师从某一位著名学者，他的教育就会被认为是不全面的。
智力成为德意志最大的资本。1903年，一位美国的商务代办这样写道：“在德国居住和研究的10年，使我得到这样一个认识，这个帝国最大的资本是他的智力。”
一个多世纪后，德国前总理科尔仍然这样说：“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克劳塞维茨与普鲁士高级军官学校
在洪堡创立柏林大学的同一年，同一个城市，还有一所大学创立，也对德意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褒贬参半。这就是普鲁士高级军官学校，也就是今天汉堡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的前身，它的第一任校长是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将军。
与拿破仑的战争暴露了普鲁士军队的无能。自菲特烈大帝死后，普鲁士军队没有任何长进，死抱着“线性战术”不放，对于法军的机动性和新战术毫无所知，后勤与武器没有大的发展，指挥官狂妄骄奢，令出多门，早已落后于时代。
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将军、冯·格奈森瑙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成为普鲁士军事改革的主力军。他们以一败再败于法国军队为耻，并对法国军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仿效法国军队提出十九条改革草案，试图在部队训练、整顿军纪、选拔军官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选拔军官平时取决于“知识和教育”，战时则凭“勇敢和干练”，于是容克子弟无功受禄的局面被打破。
改革者们对于官兵爱国热情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军队必须由爱国者组成，为此他们废除等级制度，提高士兵地位，激发他们的民族精神。
在这些举措中，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成立军事学院。柏林军官学校是世界上第一所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被称为“德军将帅的摇篮”。这所院校受克劳塞维茨影响很深。克劳塞维茨任该校校长长达12年之久。这位校长在1813年提出实现德意志政治统一的唯一道路，是普鲁士通过“剑”实行对德意志各邦的统治。他的这个理想在63年后，被一名柏林军官学校的学生实现，这个学生一生都在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叫毛奇，日后的德国统一英雄，德国元帅。
克劳塞维茨用德国古典哲学考察古今战例，并将思考成果投入教学。在12年校长生涯中，他提倡创新，培养军人荣誉感和爱国精神，造就高素质军官，加强战斗力和凝聚力，可以说对普鲁士乃至日后德国军队的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军国主义的种子也以民族主义的面目悄悄埋了下去，民族主义的极端膨胀使这所军校中培养出的璀璨将星，可以为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而浴血奋战，为国家统一而赴汤蹈火，但也不乏战争狂人，甚至法西斯帮凶。二战中那些杀人如麻的德国军人，不少就出自这所院校。
克劳塞维茨是一个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年轻时就以出色的才华被推荐为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甚至引起了国王威廉三世的重视，国王亲自给他写信以示鼓励。然而战场无情，1806年，他在普伦茨劳被法军俘虏，一年后才被释放，这使他深感耻辱。
他根据亲身体验，力主改革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他的意见得到当时普鲁士军界高层的重视。1810年秋，任柏林军官学校教官，还负责为太子，也就是以后的威廉四世讲授军事课。
1812年，他因为反对与拿破仑结盟，挂冠出走，远赴俄罗斯，极受重用，做到军参谋长，身经数次大战。12月，他作为俄军联络官，说服普鲁士军队指挥官约克违抗普鲁士国王的命令，掉转枪口对付拿破仑。因这一事件，日后始终没有得到国王威廉三世的原谅，备受冷落。但他的才华，使他依然在普鲁士军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并出任要职。
当然，他的世界性的声誉来自于他的那部不朽名著——战争论。这是一本没有最后完成的巨著，但依然被奉为西方军事界的《圣经》。
他用研究哲学的方法研究战争，他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乃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他尤其重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
图 克劳塞维茨与《战争论》
这本书刚开始仅仅在一个小圈子里流传，他的朋友们，诸如几位陆军元帅和将军都很欣赏他的理论，他们利用自己的威望，努力使总参谋部对《战争论》产生兴趣。但真正使《战争论》名噪天下的是德国统一的功臣、陆军元帅冯·毛奇，他认为《战争论》是给他最深刻影响的几本书之一。从此，《战争论》在德国军队乃至世界军事界都得到了崇高的地位，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军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生存还是毁灭拷问着每一个德意志心灵，苦难与强悍唤醒埋藏已久的民族意识的时候，副作用也产生了，国家这个概念在德意志人眼中被无数倍的放大。
德意志哲学家思想的负面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当生存还是毁灭拷问着每一个德意志心灵，苦难与强悍唤醒埋藏已久的民族意识的时候，副作用也产生了，国家这个概念在德意志人眼中被无数倍的放大。
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国家就是一切”、“国家至高无上”，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历史生活的本质和核心，国家是“世界精神”的代表和化身，是存在于地上的“神圣理念”。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那样崇拜国家，这种狂热的国家崇拜表明，“寻找德意志”的核心是寻找统一而强大的国家，统一与强大在德意志民族心目中是一回事。当然，在这种狂热的国家崇拜后面，深藏着一个民族天长地久的失落感和极易受伤的心灵。
当然，必须得承认这些出自哲学家之口，看似理性、实则狂热的国家理念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凝聚了屈辱时代的民心士气，另一方面却也把富强年代的人心引向无边的征战杀伐。
同样是费希特，在强调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却也在贩卖种族优越论：“日耳曼优越于其他一切文明形式的概念牢固树立起来，这与日耳曼依靠武力的做法是十分不同的，它保证了日耳曼的胜利。因为这是永恒世界的内在部分。”他还进一步说：“除了强者的权力外，国家之间不存在法律和权力。一个已经注定了命运的人，有道德的权利，利用力量与智慧去完成自己的命运。”
而黑格尔的话更为可怕，这位哲学大师极度冷静，甚至是冷酷地说：“战争是永恒的，也是道德的”。黑格尔认为普鲁士是完美的。这两位哲学大师的话尤其受到日后德意志统治阶层的推崇，从德意志皇帝到德意志元首，他们都张开双手拥抱费希特和黑格尔，把这两位确认为德意志的精神导师，因为他们从理论上向统治者证明了所应享有的生杀大权，向德意志民族证明了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权力。
德意志的悲剧在这个时代实际上已经酝酿成熟。用路德维希的话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德国思想界与德国国家政权结成联盟，在高等学府的大课堂，不仅仅发出复仇的呼声，而且还有被认为是道德的和哲学的信条——统治世界的要求，条顿人至少要成为欧洲的领导，这些烫金文字被篆刻在十九世纪的进门柱上。”
由受人压迫到压迫别人，其实只是一线之间。
施泰因的深谋远虑
1807年，一位叫哈登堡的大臣在给威廉三世的信中说：“陛下！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做法国人自下而上的事。”
而另一位大臣则更加直接，他怒气冲冲地说：“1500万德国人的命运系在不谙世事，胡思乱想的第三十六代小暴君身上。让那些贵族老爷不要忘了，在上帝的旨意下，普通的德国人是自由的。”
他叫施泰因，一个来自西部的贵族，一个把德意志梦想付诸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一个除了自己的阶级以外，信任所有德意志人的改革者，一个富有才华而又过于坦率的政治家，一个廉洁奉公、对祖国抱有无穷希望的德意志人。
施泰因不喜欢法国大革命的方式，但他喜欢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他讨厌诸侯割据，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他希望赋予人民在法律保障内的自由、平等、博爱，希望所有社会阶层都对国家负有同等义务。
他实际上已经把德意志统一的时代课题完全地提了出来，并着手改造旧的社会制度。他最讨厌的大约就是压榨农奴的老容克了，还在拿破仑入侵前，他就大骂那些容克的城堡是“捕食邻里的虎狼之穴，把周围的一切糟蹋光了。”“如果他们还想保持对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命不凡，放弃他们的马群和狗。”
在乱世之中，威廉三世欣赏他的才干，但也畏惧他的才干。有一次施泰因要求得到权力以推行改革，并和哈登堡吵得不可开交，威廉国王生气地说：“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个顽固的人，依仗自己的才气，桀骜不驯，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一味根据个人的意气感情用事。”
但到了最后，威廉还得用他，而且给了他超乎国王的权力，因为很难再找到一个人来代替他。施泰因成为德意志第一个因为自己的能力而被授权的专政者。这在和平年代是根本不可能的，是这个乱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拿破仑把施泰因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施泰因的确有才，他只用一个星期就使他数十年思考的成果成为现实。一天之内仅凭一纸名为《十月饬令》的通告，他就废除了农奴制，给予农民人身自由，允许农民与市民接受贵族用于抵押的土地。而对于容克则允许他们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这其实是一次土地革命，它把封建地产制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地产制。这就意味着普鲁士可以为发展资本主义提供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不是把他们束缚在容克的庄园里，这是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成为德意志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开端。
在城市，他把城市的行政管理交还给市民，通过自由选举形成市政管理成员，建立所有市民都参加的城市自治制度，国家仅对城市实行监督权和司法权，这就进一步赋予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突出权力。
施泰因建立现代的中央政府来统一管理国家事务，形成一个由内政、外交、司法等五个部组成的行政机构，建立内阁责任制，国家最高行政权由国务会议来执行，各部门各司其职，直接对国王负责，使君主权力受到一定限制，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了官僚专制国家。美国历史学家科佩尔认为：“1808年11月24日的行政改革在普鲁士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机构，使普鲁士成为纪律和效率的楷模。”
随着普鲁士改革的深入和爱国宣传的展开，德意志民族的情感日益激昂，普鲁士也成为领导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希望之星。
在很短的时间里，施泰因把老普鲁士重新打磨了一遍，重新建立了国家的基础。普鲁士应该感谢他的神速，因为施泰因很快就无法主导普鲁士前进之路了。
1808年初，当他得知法军在西班牙吃了败仗，他察觉拿破仑地位不稳，认为全民族大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体现了这一想法。结果因为容克贵族的诡计，这封书信落在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大怒，下达手谕：“如果我们的部队抓到施泰因，就地正法。”
整个德意志为之震动，施泰因明白以欧洲之大，已经很难有容身之地，他紧急出逃，以变卖银器为生，一路逃到了俄罗斯。
但由施泰因开始的改革已不可逆转，他的继任者哈登堡进一步推动他的改革，比起施泰因他更加圆滑，他向容克做了更多的让步，但这样客观上加快了整个普鲁士社会的转型，他支持洪堡的教育改革和军方的军事改革，实行普遍义务制。
由于法国不允许普军人数超过4.2万人，那么他们就组成志愿兵团，吸收20—24岁青年参加。实行“速成培训制度”，新兵一培训完就离开军队，这样一年，正规军虽然只有4.2万人，但后备军却不断扩大。后备军由所有17岁—40岁的成年男子组成，以往纳税者可免服兵役的规定被取消。这样一来，不仅普军实力不降反升，而且极大激发了普鲁士的民族主义精神。事实证明，这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军事改革对最后击败拿破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在哈登堡进一步推行改革的时候，在俄国，施泰因再一次凭借自己的才华使另一位统治者为之折服，沙皇亚历山大一听他到来，马上召他进宫，并提议为施泰因干杯，同样的事在亚历山大身上一共也才发生过二三回。沙皇任命施泰因为外交政策顾问，施泰因对沙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施泰因一心想把俄国的胜利变成德国乃至欧洲的胜利。在得知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后，他举杯对沙皇和将军们说：“我戎马一生，经常置生命财产于不顾。让我们痛饮此杯，因为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英勇。”
据说，当时包括沙皇在内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振，俄军挥师南下，追击拿破仑。后人评价说，这几句话胜过贝多芬美妙的音乐。
施泰因敦促当时处身于法国侵俄大军中的普鲁士军队指挥官约克不要顾忌威廉三世的命令，和俄罗斯军队结成联盟。约克真的在1812年和俄国军队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
1813年1月18日，施泰因在东普士建立临时政府，召开会议，组织军队。人民向施泰因致以英雄的欢呼，此时，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摆脱政府独立发展起来，用当时汉诺威使节的话说：“如果国王拒绝采纳他的臣民根据民族普遍愿望提供给他的方法的话……革命将不可避免。”
其实此前的德意志已是风起云涌，“激情燃烧，人民站起来了。……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感情，一种仇恨和一种爱，去拯救祖国，去解放德意志。”（阿恩特）这成为回荡在德意志上空的主旋律。
1809年一位叫谢尔的少校带一队骑兵进入易北河法占区，支援反法起义，结果被威廉三世视为叛乱，谢尔战死，11名军官被枪决。在奥地利，一个旅店老板反对皇帝与法国签订和约，以奥地利皇帝的名义与法军作战，但维也纳不予援助，最后三名领袖以身殉国。大多数德意志诸侯们都是这样在一旁观望，这样的举动令德意志人寒心。
1812年，威廉三世还派部队参加法国侵俄大军，普鲁士许多爱国者纷纷离开，像施泰因一样凭借个人才干组织对法战争，诸如格奈森瑙将军去英国，克劳塞维茨去俄国。如果威廉三世跟其他德意志诸侯一样畏首畏尾的话，眼看着要被时代抛弃。
面对不受控制的形势，对拿破仑充满畏惧的威廉三世只能跟着施泰因跑，与俄军签订协议，出兵8万，共同为“解放欧洲”而战，威廉发表《致人民公告》，呼吁人民参加战斗。一时之间，人民如潮般涌入军队，拿起武器开战。德意志大地烽烟四起，到处都是起义。这是第一次具有广泛人民基础的德意志民族运动。普鲁士成为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虽然此时的威廉三世还有点别别扭扭、提心吊胆。
此后不久，英国、瑞典、奥地利都以国家形式加入进来。
拿破仑对德意志民族统一大业的影响
在莱比锡，反法联盟与拿破仑大战，由于参战部队包括德意志各族人民和欧洲诸多民族，因此，此战被称为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一番卧薪尝胆、厉兵秣马之后，德意志民族情感在莱比锡达到高峰，屡败屡战的普鲁士将军布吕歇尔带领反法联军取得了转折性胜利。
而此时，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主张不要乘胜追击，以莱茵河为疆界，把左岸的德意志土地奉送拿破仑。其实他是要推行欧洲均势的原则，企图保持法国的力量与俄国抗衡，而不顾及德意志的民族情绪。这让德意志人民非常失望。1814年元旦，老将布吕歇尔孤军挺进莱茵河左岸，并取得拉罗特埃尔战役的胜利。
但反法联军却再一次停下脚步，没有采用格奈森瑙将军集中兵力直取巴黎的建议，反而分兵而战，连连被拿破仑击破。拿破仑提出以莱茵河为界的和平提议，奥地利再次表示同意。
历史又到了关键时期，这次挺身而出的还是老将布吕歇尔，他直接率部向巴黎进军，反法联军不得不跟上，3月31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进入巴黎。
4月6日，拿破仑被迫退位。
一年之后，在滑铁卢之役，73岁的老元帅布吕歇尔再次发挥“屡败屡战”的韧性，在被拿破仑打败并负伤的情况下，他的军队并没有溃散，而是坚定地跟着他向滑铁卢迂回。此时，滑铁卢已打得如火如荼，拿破仑和英国将军威灵顿都已经筋疲力尽，拿破仑略占上风，当威灵顿在四点钟退却、五点钟开始绝望的时候，布吕歇尔在这最关键的时刻赶到战场，投入战斗，一举摧毁拿破仑大军，于是这场欧洲之战的结局因此改观。拿破仑败了。
19世纪初，不管对德意志还是普鲁士来说，都是一个关键的时代，也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时代。往昔精神领域的英雄们终于出现在政坛和战场上，施泰因、哈登堡、洪堡、布吕歇尔、克劳塞维茨纷纷以自己的才华和勇气点亮了德意志的星空。
另外一个值得提起的人物是普鲁士的国王威廉三世，他虽然胆小而无才略，但他有一个长处，也许也是唯一的长处，但这一点恰恰对普鲁士来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那就是他能够辨别人才，并把关键的岗位交给那些才气横溢的人们。由此开始，普鲁士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统一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
此外，还有一个对德意志产生积极影响的正是德意志的大敌拿破仑，除了用战争和压迫让德意志的民族情绪变得空前高涨以外，他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拿破仑法典》带入德意志，把德意志的封建制度冲得支离破碎，施泰因的改革方略大多来自于对法兰西和拿破仑的研究。
1803年2月25日，在拿破仑的刀剑下，德意志通过了《帝国代表团会议主决议》，宣布取消德意志内部112个邦，并以小邦并入大邦的方式使德意志邦国数减少到30多个，绝大多数教会诸侯邦教产还俗；45个帝国直辖市和1500个帝国骑士也被置于各大邦的统治之下。
可以说，历代有志于一统德意志的诸侯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却由拿破仑完成了一大半。因此，德意志对拿破仑的情感非常矛盾，有时恨他，有时又尊敬他，但没人会怀疑拿破仑给德意志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虽然这未必是拿破仑的本意。让我们来看看歌德的一首诗句：“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贴木耳的蹂躏？”
这也正是德意志历史的古怪之处，由敌人来推动自己的统一大业，在痛苦中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