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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7

治国有方的提比略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Tiberius Claudius Nero,公元前42年12月16日—公元37年3月16日),又译提庇留或提贝里乌斯,为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公元14年—37年在位。提比略继承由奥古斯都(屋大维)缔造的帝国,借由联姻关系,成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之继承人。提比略个性深沉严苛,执政之后并不受到臣民的普遍爱戴。执政后期,由于党派之间的斗争的阴谋,使得他采用残暴的手段对付政敌。公元37年,提比略以79岁的高龄,病死在卡布里岛。在罗马古典作家的笔下,他的形象被定位为暴虐、好色。但近代学者根据帝国当年的安定景象与文献铭刻,重新为提比略翻案。

童年时期

 
      提比略出身于共和时期流传下来的名门“克劳狄乌斯”家族。提比略的父亲“克劳狄乌斯·尼禄”在共和末年,曾经担任过恺撒的财务官。到了前44年恺撒遇刺之后,他在混乱中四处奔波,直到后三头同盟成立后,他加入了马克·安东尼的阵营,国内局势才稍微稳定。后来,由于屋大维(即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下以其帝号,称奥古斯都)的要求,莉薇娅改嫁给屋大维。提比略的生父克劳狄乌斯·尼禄在与莉薇娅离婚后,不久即病故身亡。
      提比略从小就在困苦与忧患中度过幼年。他在后三头同盟建立之前,常跟着父母在西西里、亚该亚等地逃离敌人的追捕。在前39年母亲莉维娅改嫁之后,提比略与弟弟德鲁苏斯,一起过继成为屋大维的儿子。

军事政绩

 
      提比略成年之后,在奥古斯都的看护下开始了他的公共生活。他担任军团长官,在东方解决了亚美尼亚的王位问题,并向帕提亚人索回过去克拉苏兵败之后被夺去的军旗。他还在山外高卢、潘诺尼亚等地,与高卢、日耳曼部族进行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他在公元前9年与前7年,获得了在罗马举行了小凯旋式的殊荣。
      此外,他还担任过财务官、大法官和执政官,并且在公元前6年还获得了5年保民官的特权。
 

自我放逐

 
      提比略原先与维丝帕妮亚结婚,夫妻感情深厚,并生有一子(小德鲁苏斯)。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的好友兼女婿阿格里帕死去。奥古斯都为了稳固皇族继承人的基础,强迫提比略与维丝帕妮亚离婚,改娶自己的女儿尤莉亚。提比略痛苦地接受这项要求,并与尤莉亚生有一子。但在他们的儿子夭折之后,提比略对妻子感到厌恶难耐,夫妻感情破裂。
      由于奥古斯都的三个外孙逐渐长大:波斯图姆斯、鲁基乌斯、盖乌斯(他们是尤莉亚与阿格里帕的儿子),而提比略是在奥古斯都继承人中最为年长、并且已经建立功迹的第一人。他一方面不愿意成为奥古斯都继承上的难题,一方面不愿意再与妻子生活。于是在公元前6年,他以个人健康不佳作为借口,拒绝母亲莉维娅的恳求,毅然要求退隐,并坚决地航向罗得岛,在那里过著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
      后来,尤莉亚被控通奸,奥古斯都行使“家父权利”流放尤莉亚。长孙波斯图姆斯行为荒唐放荡,也被奥古斯都放逐。在此之前,提比略的另一位同胞兄弟德鲁苏斯也逝世了。由于皇室空虚,公元2年,提比略终于回到罗马,但他依旧不涉及政治。
 

登上帝位

 
      几年之后,奥古斯都仅存的亲生外孙鲁基乌斯和盖乌斯也相继亡故,于是提比略便成为唯一合适的成年皇位继承人选了。他收养了亲侄子日耳曼尼库斯为继子,重新开始国家的政治事业。
      提比略重新进行日耳曼战役。他以严格的纪律重整部队,一洗先前瓦鲁斯在条顿森林惨败的气氛。提比略渡过莱茵河,击败了布鲁克特利人。12年他回到罗马,并举办了凯旋式。
      公元14年8月19日,奥古斯都病逝。提比略受元老院一致同意,在法律上继承奥古斯都所有一切的权利——让提比略继任罗马皇帝。
 

军队哗变

 
     公元14年,提比略在罗马继位为皇帝。但此时帝国边境两个军区:日耳曼军区(莱茵河流域)与伊里利库姆军区(多瑙河流域),都发生了部队的哗变。他们借着奥古斯都去世时的局面,趁机提出争取福利的要求;他们要求退役、提高待遇、减轻劳动负担,并指控长官的欺凌,当地军官与军团统帅无法制止。提比略分别派遣两位特使赶赴处理。
      提比略的儿子小德鲁苏斯到达伊里利库姆,险些遭到群情激奋的士兵杀害。后来,他借由一次月蚀所引发的恐慌,联合各营区的百夫长,纠出活跃与鼓噪的士兵诛杀,迅速地平息这场骚动。另一方面,提比略则是派遣继子日耳曼尼库斯到日耳曼军区处理事变,但下日耳曼军团不愿意接受,于是日耳曼尼库斯便率领效忠于他的上日曼军团,偷袭攻击下日耳曼的营区,镇压日耳曼军团中的不服从分子。
 

执政初期

 
      执政初期,提比略力求宽和。他的态度谦和,拒绝“国父”、“统帅”等称号;他尊崇元老院,仿效共和时期的习惯,事无大小均亲自向元老院报告国政;他时常到法庭聆听判决,藉以防止法官收贿与贪污。他提倡言论自由,除非言谈涉及对奥古斯都的污辱,他对于冒犯他本人或家庭者完全不予追究。他曾对元老院说过自己的立场:“元老们,一个经由你们的支持,才拥有如此广泛权力的国家元首,是全体公民的仆人”
      提比略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采取保守的方针。在经过前朝政府的扩大开销之后,他限制了各项国家的支出。他削减娱乐与演出事业的开支,限制奢侈品的消费,并以身作则鼓励节约。
      提比略注意社会治安,剿灭各地流窜的土匪和镇压非法暴动。影响后世最大的,是他建立了一支六千人编制的“近卫军步兵大队”,并让他们驻扎在罗马城内,成为皇权巩固的另一基础。
      提比略的对外政策,则是以守势为主。他遵行奥古斯都不再扩张的原则,将日耳曼军团撤回莱茵河左岸。除了毛利塔尼亚地区的叛变之外,提比略未再进行各项战事。
      虽然提比略的一系列措施,有效的健全了财政与国防,但对一般的罗马百姓而言,没有了公共娱乐、皇帝赠金以及军事凯旋式的统治是乏味的,因此相较于先帝明显吝啬的多的提比略在百姓中并不受欢迎。
 

日耳曼尼库斯之死

 
      日耳曼尼库斯是提比略的亲侄,他与奥古斯都的孙女大阿格里皮娜结婚,生有九名子女。日耳曼尼库斯在平定日耳曼军区的哗变之后,在该年冬天率领部队渡过莱茵河,进攻毫无准备的日耳曼部族,获取丰厚的胜利品,之后提贝里乌斯以不扩大战争的方针,召日耳曼尼库斯回国。然而,罗马军团在取海道回国的过程中,遭遇暴风雨而折损相当多的部队。
      提比略在日耳曼尼库斯归国后,为他举办了凯旋式。公元18年,日耳曼尼库斯被派任到东方,处理帕提亚方面的外交事务。但叙利亚的行省长官披索,对日耳曼尼库斯多方掣肘,使两造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公元19年,日耳曼尼库斯病死,他临死之前认定受到披索的毒害,要求家人为他报仇。后来,披索被召回,于涉嫌谋杀日尔曼尼库斯的审判过程中自杀。
      在古典作家塔西佗的作品中,时人怀疑披索是受到提比略的指使,为的是除去日耳曼尼库斯与其孩子的皇位继承,好让他的亲生儿子德鲁苏斯能顺利接班。
 

阿格里皮娜的流放

 
      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大阿格里皮娜,自认流有纯正的奥古斯都血统,瞧不起过继而来的提比略,并怀疑其夫之死与提比略有关。大阿格里皮娜曾经在家族的餐宴上,拒绝提比略递给他的苹果,明白表示出她的厌恶、与受到毒害的恐惧;提比略也不满地对这位儿媳说:“亲爱的孩子,你因为没当上女皇而感到委曲吗?”莉维娅过世之后,双方缺少了调和的中间人,逐渐变得水火不容。阿格里皮娜成了反提比略一派的重要人物。
      在近卫军长官谢雅努斯的运作下,公元30年提比略以发动阴谋为由,对阿格里皮娜一派发动攻击。阿格里皮娜与其女小阿格里皮娜遭到流放,大阿格里皮娜绝食而死,其长子尼禄也受到流放身亡,次子德鲁苏斯监禁在皇宫中受饥饿而死,三子卡利古拉被召到卡布里岛就近监视。支持与同情阿格里皮娜一派的人士都受到扩大株连。
 

退隐卡布里

 
      由于提比略在23年丧子,并且与亲族之间的关系恶劣,使他萌生离开罗马的念头。到了公元26年,提比略终于决定离开,到了坎帕尼亚的外岛“卡布里岛”去。他借着与元老院的书信往返,以及指定近卫军长官谢雅努斯为他在罗马的代理人,以这种十分奇特的方式维持国家大政的运作。从此时开始一直到过世,提比略未曾再回到首都。

图 提比略雕塑
 

与基督教的关系

 
      在塔西佗的《历史》一书中提到,耶稣基督是在提比略任内,被当地长官本丢彼拉多判处钉十字架之刑。说明提比略对国内不稳定因素是有着敏锐的认知和执行力的。
 

谢雅努斯的垮台

 
      谢雅努斯主导了对阿格里皮娜的斗争。由于皇帝的授权,他在31年达到权力的最顶点,并打算与莉维拉(小德鲁苏斯的遗孀、提比略的儿媳)结婚,获取皇位的继承人的资格。32年,提比略撤换谢雅努斯的近卫军长官一职,改派马克罗为新长官。在一场元老院的会议中,提比略以一封信的公开的宣读,指控谢雅努斯的阴谋夺权计划。马克罗当场逮捕谢雅努斯,谢雅努斯与其女儿被杀。
 

皇位的继承

 
      公元37年,提比略以79岁的高龄,病死在卡布里岛。他的遗嘱中声明,让卡利古拉与他未成年的孙子小提比略继承他的遗产。

历史评价


      提比略个性严苛、不易亲近,再加上他执政后期抛弃首都隐居外岛,并选择了残暴的谢雅努斯作为他的代理人。因此,罗马高层人士对提贝里乌斯的评价十分差劲。塔西佗在书中以各式恶劣的动机解释提比略的一切政策,无论是善政或恶政;而苏埃托尼乌斯更是搜罗了各式未经证实的闲聊,将他在卡布里岛的生活描绘得淫秽不堪。影响所及,使得提比略在一千多年之间受到后人的批评。
      十九世纪的学者特奥多尔·蒙森在其著作《罗马史》一书中,公开为提贝里乌斯翻案。他考证当时的铭刻、法律,重新塑造其“治国有方”的形象;而后来在克劳狄乌斯后期到尼禄当政时期的帝国才干之士,也都是经过提比略所提拔出来的。当代的罗马史研究证明,与其说提贝里乌斯的恶名源自于他的恶政,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史学家塔西佗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