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卫国商人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做买卖，碰到了在那里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几年之后，吕不韦成为天下霸主秦国的丞相，那位落魄的公子也一跃成为一国之君。从此这段被称作“奇货可居”的传奇故事被广为流传、经久不息。
那么，家财万贯的吕不韦当时又为何要竭力拥立这样一位公子上位呢？这就需要从当时的中原局势和社会背景开始说起。
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岁月，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军事和思想上碰撞的背后蕴含的是自西周末年便蓄势待发的社会大变革。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中原经济发展，“士人”阶层开始崛起，旧有的贵族统治结构遭受冲击。彼时，为了各国君主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变法改革，到了吕不韦的时代，魏（李悝变法、吴起军改）、楚（吴起变法）、齐（威王邹忌改革）、韩（申不害变法）、赵（胡服骑射改革）、燕（昭王招贤纳士）等国纷纷革新，这其中又以秦国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和可持续。
先秦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虽然要好于后来的皇权专制时代，但依旧算不上是一个能够让人充分肯定其价值的职业。即便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过去曾被官府大量垄断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并因此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私商，诸如范蠡、子贡和白圭等。但迫于诸侯争霸的时局、耕战强兵的需要，重农抑商的社会倾向也愈发明显。官方的高压和排斥政策，使得包括吕不韦在内的商贾在发展贸易时仍然举步维艰。
正因如此，即使吕不韦家财万贯，他也期望通过投资获取一种名副其实的社会地位，晋升官场则是他唯一的选项。也就是说，战国后期愈发强烈的农本主义倾向才是吕不韦决心抛弃商贾之道，以“奇货可居”的方式完成对秦国公子异人的“政治献金”。可是当时的秦国公子那么多，即便是秦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就有20多个，吕不韦为何偏偏选中了这位被秦国抛弃（入质敌国）、被赵国软禁的落魄王孙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奇货可居的字面意思去理解了。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贾邯郸，见子楚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也就是说，吕不韦对秦国公子的投资，正是看中了他当下的落魄。所谓商贾之道，贩贱卖贵，方可家累千金。试想一下，若是吕不韦扶立一位强势的秦国王孙，又怎会记得他的恩德呢。
另外，相较于其他行业，长期往来各处的商人们显然对天下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更为灵通，通过多年走南闯北的阅历和经验，可能吕不韦很早就看出，日后能一统天下的只有秦国，秦国才能是他今后的投资方向以及可以遮风避雨的大树，这也是吕不韦选择秦国公子的原因。而从日后他晋升秦国丞相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重农抑商政策）来看，他对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国政策是相当推崇的。
既然选定了目标，就要付诸于行动，那么商道高手吕不韦和落魄王孙秦异人这对搭档又是如何在数年之间攫取到秦国最高权柄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获取法统正当性。一方面吕不韦在赵国广泛活动，为异人摆脱敌国的控制而四处奔走；另一方面他携带大量财宝，想方设法取得与秦太子安国君的正妻华阳夫人见面的机会，通过玩弄巧舌说服没有子嗣的华阳夫人认异人为自己的儿子，并将其改名为子楚。自此，秦异人从安国君众多庶子中毫不起眼的一位，一跃成为秦国太子唯一的嫡子，继承法统获得极大加持。
秦昭襄王去世以后，安国君继承王位，是为秦孝文王，子楚（秦异人）也顺理成章的继承了秦国太子之位。然而颇为诡谲的是，秦孝文王在位仅仅三天便薨了，子楚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秦国的国君。当然，秦孝文王常年身体孱弱，也正因如此他的离去并未在秦国朝野掀起太大波澜（毕竟继承人早已确立妥当）。但也正因如此，秦异人和吕不韦的地位并未出现其他变数。所谓利高者疑，此番王位更迭获利最大的恰是的吕不韦和秦异人这对君臣。
秦庄襄王（秦异人）在位时间只有短短三年，这期间吕不韦当上了丞相，并被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至此，他奇货可居、千金买国的计划成为现实，这份案例也因此成为诠释商道的经典。只是成为秦相的吕不韦最终也成为维护秦国利益的一位官员，他为了确保秦国耕战制度的优势而组织门客编纂《吕氏春秋》鼓励农耕，甚至专门撰写了一篇《上农》表明重农抑商的重要性。然而也正是在秦帝国这种高度集中的官僚体系下，仅仅秦王嬴政的一封书信便吓得他饮鸩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