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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1

诸葛亮当政时为何推动蜀汉五次北伐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发明家,作为蜀汉丞相的他早年间曾隐居荆州,后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动出山。隆中对之后,确立了自身战略规划的刘备集团旋即开始了联孙抗曹的行动计划,并于协助孙权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公元221年诸葛亮被刘备任命为蜀汉丞相,主持朝政。公元223年汉昭烈帝刘备故去之后,蜀汉开始了诸葛亮当政的时期。不论从品行道德还是军政才干角度评价,他都堪称优异,然而却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当政时期,策划蜀汉五次北伐的行为,加速了蜀汉灭亡的进程。那么事实究竟如何,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诸葛亮当政期间的历史背景吧。

北伐凝聚内力,维稳四方

      从诸葛亮正式当国,直至其于公元234年逝世,前后一共11年的岁月是诸葛亮孤月凌空的时代。然而他所接掌的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脆弱且危机四伏的国家。经历了孙权背刺关羽的荆州之战和刘备大举伐吴却火烧连营的夷陵大战之后,蜀汉已经完全丧失了荆州,仅存益州(含汉中)的一州之地了。军事上连连用兵遭到失败、外交上处于魏吴孤立的状态,这些也引发了内部严重的危机。早在刘焉、刘璋父子担任益州牧的时候,东州派和益州派就已经势同水火,刘备入川之后又引入了集团元老和荆州人士的加入。这些势力在刘备称帝之后曾短暂抚平下来,却又在夷陵惨败和刘备病逝之后再度萌发,更不要说还有益州豪族与平民的矛盾、边区南蛮叛乱等隐患了。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上表说“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绝非虚言。当时曹魏受禅于汉献帝刘协,而蜀汉的帝位则建立在讨伐曹贼、匡扶汉室的法理之上。刘备作为汉室皇亲拥有皇位继承权,并打着讨伐曹逆、为汉愍帝报仇(刘备以为曹丕弑杀了刘协,追谥其问汉愍帝)的旗号称帝的。诸葛亮在接掌大权之后,为了稳固局势,重新聚拢起巴蜀内部凝聚力,就必须刚起“扶立汉室、讨伐曹贼”的大旗北伐中原。

魏国并不占据优势

      在诸葛亮发动第一次北伐的时候,曹魏其实并不占据优势。一方面曹丕称帝虽然获得了大部分中原豪族世家子弟的认可,却依然被汉室遗老和少数不服气的世家所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内部裂痕渐渐的开始弥合。
      相较于曹魏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它的外部敌人更促使其头疼。从表面来看,魏国的实力比东吴和蜀汉两方加一起还要强。公元226年东吴兵力大约在20万左右,蜀汉差不多10多万兵力,而魏国的总兵力却已经高达50多万。然而不同于蜀汉,曹魏的敌人却有许多。虽然蜀汉和东吴同样存在南蛮和山越的隐患,但大体处于一个不影响大局的范畴之内。曹魏却需要独挡漠北草原和西边羌戎的威胁,在魏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下,这两处游牧族群并未对它造成太大的损害,却也被牵制住了一部分兵力。另外当时不论是南方的孙吴和蜀汉还是辽东公孙渊,均对魏国从不同方向形成了军事压力。在这种情形下,诸葛亮是有理由趁着曹魏四面受压之时发动北伐的。

北伐锻炼了蜀汉军队、筛选了人才

      想要执行北伐政策,蜀汉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国力支撑。所幸自刘备入川之后,地方治理始终搞得不错。诸葛亮治理蜀汉借鉴法家,确立了立法公开、执法公平的基本规范。在《蜀科》等一系列律令的制约下,蜀中大治。这些都为诸葛亮北伐创造了有利的内部条件,而在历次北伐之时,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利用汉中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的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措施,使得蜀汉军队得以拥有一个较为充裕的军粮来源。
      不同于此前和此后的历代蜀中政权,蜀汉经历了诸葛亮北伐之后极大的锻炼了军队素质。后世蜀中政权在遭遇敌对势力侵袭之后一触即溃的情形,在蜀汉这里是不存在的。北伐不仅锻炼了军队、整合了益州本土力量,同时也在战争中发掘和选拔了大批人才,充实和完备了蜀汉的官僚体系,进一步加强了政权稳固。

促使联吴策略长期稳固

      为了化解蜀汉的危局,并加深曹魏的战略窘境,诸葛亮当政下的蜀汉重新拾起联吴战略。不同于荆州之战前孙刘两家简单的联合,当公元229年吴王孙权称帝并谴使告知蜀汉之时,奉行“汉贼不两立”的诸葛亮却展现出高度的战略韧性。他力排众议,不仅否决了与吴国断交的建议,反而派遣使者到吴国“庆其正号”,并利用这一机会与吴国签署了一项具备实质性内容的盟约。当曹魏得知原先向自己称臣的藩属自立称帝之后,魏吴两家再度交恶。
      在从书面形式重新确立了蜀汉与吴国之间的盟友关系之后,诸葛亮屡次北伐魏国。五次北伐虽未取得大胜,但小胜不断并且也获得了一定的战果。更为重要的是诸葛亮一再发动对外袭击的姿态,促使吴国感受到了蜀汉制约魏国的能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此一方面吴国会更加稳妥的尊重蜀汉,并坚定的与之联合抗魏,而不会被分化破解。另一方面蜀汉与魏国之间的战争,刺激了吴国兴起仿效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意愿。如此以来,两家联盟就对制约魏国造成了实质影响。如若蜀汉不再采取主动进击魏国的姿态,则吴国就有可能考虑转变联刘抗曹的策略了。

蜀汉北伐干扰曹魏宏观布局

      曹氏家族因不属于汉末豪族世家关系网络的一员,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整个北方的霸主,却需要倚重世家势力保持魏国的长治久安。然而这种豪族世家掣肘朝政的局面必定引发皇帝的反感,他们需要建立一套君权专制的皇权集中制度。只是随着诸葛亮的北伐行动,魏国不得不仰仗曹真、司马懿等宗亲、世家等重量级人物长期镇守长安。如此以来,关陇一带很容易滋生出依附于地方统兵大吏的个人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为了对付不知道从何时、由何地突然冲出来的蜀汉军队,曹魏必须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作为常备防御力量戍守雍凉三辅地区。历史上诸葛亮五次北伐,其中仅第一次和第四次经过祁山,并且每次用兵都堪称出神入化。正因如此,当诸葛亮病故之后,魏明帝曹睿兴奋的立马兴建宫殿,不再拘谨于财政耗费了。

蜀汉与曹魏后来力量失衡的原因

      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之后,魏国西边的军事压力锐减。公元236年司马懿被召回都城筹备讨伐辽东公孙渊的事宜。在公元238年姜维第一次小规模北伐期间,司马懿迅速平定了公孙渊,剪除了魏国北方的威胁。从此之后魏国得以抽调更多的兵力用于专心压制南边的蜀汉和孙吴。
      与魏国日渐强大相对比,诸葛亮去世之后,虽然蒋琬和费祎制度上沿袭诸葛成规却循而不革,社会矛盾愈演愈剧。相较于诸葛亮主政期间开诚布公、用心平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为政风格。后来的蜀汉日益坠入到一个偏安一隅、认同感渐渐疏离的地步。正因如此,攻守之势异也。
      综上所述,诸葛亮当政之时,不论是蜀汉内部因素的推动还是曹魏等外部条件,均促使蜀汉北伐具备了必要性和合理性。五次北伐行动即促进了蜀汉内部的团结、锻炼和完善了军队和官员体系,同时也刺激和稳固了吴国坚定的执行联合蜀汉牵制曹魏的政策,并且也破坏了曹魏的宏观布局。
      从战略层面上来说,诸葛亮北伐不仅势在必行,并且也是一举多得的举措。蜀汉的灭亡源于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而这与诸葛亮北伐并无关系。反而是魏国趁着诸葛亮北伐与姜维北伐间隙的三年,完成了对辽东的征服,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外交窘境,开启了对蜀汉、孙吴全面压制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