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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4

辛亥革命后为何是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传十二帝,前后历经296年(含国号为后金的20年)。若以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计算,则为268年,是中国皇权集中的巅峰时代。
      自鸦片战争后,清朝多次遭受列强入侵,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腐蚀,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因此开始了近代化道路的探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先后展开并深入影响和塑造中国近代社会的。在经历了一系列探索尝试均遭失败之后,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宣告了中华法统正是从大清帝国移交到中华民国的手中。
      然而,在隆裕太后和清帝颁布《清帝退位诏书》之前,武昌起义之后的中国南方已经有十几个省份宣告独立,脱离了清王朝的管辖。这些省份主要围绕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在南京组建的临时参议院麾下,以五族共和为旗帜,代表人民颁布《临时约法》,确立了共和的新法统。那么《清帝退位诏书》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谁才是民国法统来源呢?

一切从洋务运动说起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上下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探索之路,并拉开了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序幕。在这场自强运动中,凭借中央奕訢、地方上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大力推进,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清朝制度的种种弊端,洋务派官员存在识见不足、中饱私囊等诸多问题,再加之守旧派的横加阻挠,使得洋务运动的成效地下,并未形成国家规模的体系化建设。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这场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宣告失败了。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这场30年改革却为晚晴留下了大量新式军队。只是在北方的清朝新军大多为北洋常备军,由袁世凯经营掌管。后来凭借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之机,北洋军的势力更是扩展到东北一带。北洋六镇的新军,强大却被袁世凯一人把持,遭到清廷忌惮。因此朝廷下诏,要求各地效仿北洋新军,军饷自行筹措。一时间,南方各省份开始“自筹经费”的组建新军,而与北洋新军最大的不同是,这些南方新军并未受到北洋军那样严密的思想控制,革命思想异常活跃,且南方新军的知识分子比例很高。这就造成从一开始南方新军的救亡自强思潮就极强。最终当革命派人士从国外归来之后,与这些南方新军合流,逐步渗透到清朝南部各个省份的军队中,最终引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前后,革命党的口号变化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革命派人士的口号主要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清末民初大学者章太炎所鼓吹的思想,意指满清非中华,中国需以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为准绳。按照章太炎的说法,中原汉地、朝鲜、越南和缅甸北部都应该归属民国,但西域、雪域和漠北草原则随意。此种说辞被另一派学者杨度极力反对,在杨度看来清朝统治之下的所有人均属于中国人民,并由此延伸出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概念。甚至按照杨度本人的想法,是准备通过虚君权,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
      在革命启动之时,章太炎所主张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渲染力度和动员效果极佳,成功挑起来南方诸省份发动起来。不过等到革命成果日益丰硕之后,革命派主要领导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杨度的说法更有道理。保持清朝的领土完整,是确保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正因如此,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在南京建立的临时参议院颁布的《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五族共和。

武昌起义前后,北洋系的境遇变化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由于清廷绝大多数财政都用来滋补北洋六镇新军了,因此清末的朝廷禁军职能,实质上已经从落后的旧制八旗军手中转移到了北洋六镇军手中。然而禁军的权力并不被满清皇室掌握,全然被袁世凯一人把持。五代时期,历届禁军头目皆可篡权称帝,赵匡胤更凭禁军在赵普的策划下陈桥兵变,满清皇室对袁世凯的忌惮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慈禧驾崩时,袁世凯被载沣赶走了。
      不过随着南方局势骤变,清廷旋即重新启用了袁世凯,意图用他的北洋军去对付南方的革命派新军起义。可笑的是这些南方新军,原本正是清廷处于牵制北洋系的目的而下诏推行的。袁世凯在皇族组建内阁时期,险些丧命,自然不会忠心于清廷,反而凭借手中重兵和清朝皇室、南方革命派两面周旋,并建议清廷与革命派谈判,史称“南北议和”。

革命党的窘境和法统缺失

      正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本来是雄心壮志,意图一举北伐,直抵北京,消灭清王朝。奈何却出现了清廷后期相似的问题,没钱。在南京的国民临时政府的国库里,最为困难的时候只有十块大洋。财政危机导致军饷难以准时发放,自然也就无法有效组织军队北伐了。
      没有充足的武力作为保证,就只能依托法统的正当性号令全国。但《临时约法》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不足以令天下信服。由于临时参议院的议员是作为各省民意代表参加会议并出台约法的,但参议院本身并未召集到来自全国的代表。在一些边远地区,许多人只认清朝皇帝,并未派遣议员前往南京参加会议。如此,临时参议院的权威就难以保证,《临时约法》的效力也就出现了地域局限。

南北议和之后,民国法统性补全

      虽然许多地方并不认可南京的临时参议院,但却依旧认同清廷。这就使得北方袁世凯手中的《清帝退位诏书》影响极大。为了保证各国在华利益,列强们纷纷施压,希望清廷与革命派和谈,避免战争。另外他们大多支持袁世凯促使清帝退位,接受南方的条件实行共和制。当时清朝国库还有98万多两白银,但袁世凯忽悠隆裕太后说国库空虚,只有20多万两白银,不足以应付作战需要,且列强拒绝借款,因此唯有议和一途。迫于无奈,隆裕太后决定退位,代替溥仪发布退位诏书。退位之后的清朝皇室接受了优越的待遇,因此清帝退位也被部分学界人士称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清帝退位诏书》明确指出天下民心向往共和,同意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同时明确记载“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句话奠定了中华民国延续清朝法统的基石。也就是说,在一些边远地区,并未认可南京临时参议院的省份中,如果坚持效忠清朝皇帝的话,就势必要服从皇帝诏命,听命于中华民国政府。如此,《清帝退位诏书》的天命所归,加上《临时约法》的民心所向,共同成为民国法统的来源。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

      当中华民国的正统性得以完美解决之后,由谁来出任首任民国大总统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这个人在当时的时局背景之下,只能是袁世凯。在清廷这一方面,自身无力镇压南方革命,只能依靠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军队,军权在手如同君权在手。所以在《清帝退位诏书》中有一句明确表述,委托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而在革命党这一边,之所以需要与北方议和,正是因为财政严重匮乏。这造成南方的官僚体制处于动荡不安的形势之下,没办法迅速恢复秩序。没钱就只能征税或者贷款,但因为官僚体制没钱维系,难以征税,所以只能向洋人借贷。可是在当时,英国为首的列强做了一个风险评估,认定南方风雨飘摇的临时政府和北方行将就木清廷都不靠谱,反而认定成为双方纽带的袁世凯最为靠谱,因此最终砸钱给了袁世凯。就这样,袁世凯凭借全国一半的军权、一半的法统和近乎全部的财政收入,成为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综上所述,中华民国从清朝手中接替了全国的政权法统,是通过临时参议院的《临时约法》和清廷退位诏书两个方向获得的。然而“天命所归”和“民心所向”之间,存在君权神授和人民共和之间的潜在矛盾,成为民国初年北洋系和革命派之间反复拉锯动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