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与战争
人们常说，战争是革命的接生婆。的确，内战给美国生活带来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南部社会核心体制的奴隶制的灭亡。从1831年英国废除奴隶制起，到1888年巴西的奴隶获得解放为止，西半球上一共有600万奴隶获得解放。在这600万人中，将近400万人或2/3居住在美国的南部。从数量、规模和奴隶制的经济权力来看，美国的奴隶解放使得其他国家都相形见绌（尽管当亚历山大沙皇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更多的人得到了解放）。
战争开始时，林肯启用了北部的传统惯例来动员公众的支持。在给国会的咨文中，他将联邦的事业与“全人类大家庭”的民主事业等同起来。他使用一种大家熟悉的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语言来比较北部和南部的区别：“这从根本上讲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在联邦一边，这是一场是为了在世界上保持这样一种政府的内容和形式，即它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人的生活条件……为所有人在生活的竞争当中提供一个不受限制的开始、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
但是，尽管他诉诸自由劳动的价值观，林肯最初却认为奴隶制与内战并不相关。在战争的第一年里，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保证几个位于南北交界的蓄奴州——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继续留在联邦之内和在北部构建最广泛的支持战争的公众支持。他担心，采取反对奴隶制的行动，可能会把一共拥有260万人口和50万奴隶的几个边界州推向南部同盟一边，而且会失去北部保守派的支持。
奴隶制的解体
所以，在战争初期，国会几乎全体一致地接受了由肯塔基参议员约翰·克里滕登（John Crittenden）提出的决议，确认联邦无意干涉奴隶制。北部的将领甚至将逃奴归还给主人，这项早期的联邦政策曾遭到反奴隶制人士的强烈反对。然而，当南部同盟把奴隶当成军事劳动力来使用以及当黑人开始逃跑到联邦军队控制的境内时，那种忽视奴隶制的政策便开始解体了。至1861年底，联邦军队实施了一项由本杰明·巴特勒（Benjamin Butler）将军在弗吉尼亚创造将逃跑黑人当成敌产——也就是说，具有军事价值的、可以被没收的财产——的做法。巴特勒的命令为内战词汇增加了一个新词。逃跑的奴隶从此被称为是“战时逃奴”。军队把他们安置在“战时逃奴营地”中，让他们在新建的“战时逃奴学校”里接受教育。
与此同时，奴隶们也采取了行动，推动并不情愿的美国白人走上解放奴隶的道路。无论政府的战争政策如何，黑人把内战的打响看成是等待已久的奴隶制终结之日的来临。早在林肯将解放奴隶界定为战争的目标之前，南北两地的黑人都把内战称作是一场“自由战争”。1861和1862年，当联邦军队占领了南部同盟领土后，成千上万的奴隶主动投奔到联邦军队的警戒线内。与从前的逃奴不同的是，此刻逃跑的奴隶也包括了大批的妇女和儿童，整个奴隶家庭抛弃了种植园，一同逃跑。许多奴隶还为联邦军队提供了军事情报和关于南部地形的详细知识介绍。“我们最近得到的关于本地敌人动向的最有价值和最可靠的情报，”联邦将军丹尼尔·西克尔斯（Daniel E. Sickles）提到，“来自于进入我们警戒线内的那些奴隶们。”在路易斯安那南部，1862年联邦军队抵达时，奴隶们将种植园主的房屋抢劫一空，并拒绝在没有工资收入的情况下去工作。一位北部记者写道，“不管林肯先生或其他任何人对奴隶制的看法如何，［那里的奴隶制］已经被彻底消灭了，并已经变得毫无价值了。”
解放奴隶的步骤
起初，黑人抓住内战带来的机会争取解放的决心对军队来说是个包袱，对政府来说是一件十分难堪的事情。然而，传统战略在获取战场胜利方面的无能为力增强了北部的反奴力量。因为奴隶制是南部经济的基础，他们声称，解放奴隶因此也就成为了削弱南部继续进行战争能力的必要举措。
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是在奴隶制问题上最不愿妥协的人，此刻他们迅速提出，奴隶制必须成为联邦军事打击的一个目标。“情况已经很显而易见，”来自宾夕法尼亚的激进共和党人、众议员撒迪厄斯·斯蒂文斯宣称道，“现行的所有政策都不能制伏反叛者。”在国会之外，无人比善于雄辩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更为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奴隶的事业。从一开始，他就指出，“将奴隶的自由与政府的胜利相分离”是徒劳的。“对付火，必须用水；”他宣称说，“对付黑暗，必须借助光明；对付消灭自由的战争，必须借助消灭奴隶制的战争。”
这些呼吁在一个因缺少军事成功而备感沮丧的国会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1862年3月，国会立法禁止军队遣返和归还逃奴。随后，国会又相继废除了哥伦比亚特区和联邦领土上的奴隶制（在前者的实施过程中，对奴隶主采取了金钱补偿的方式）。7月，国会通过第二部敌产没收法，将联邦军队占领区内背叛联邦的奴隶主们所拥有的奴隶和逃入联邦军队境内的奴隶予以解放。
在这几个月中，林肯一直力争控制解放奴隶的事务。1861年8月，密苏里州内亲北部与亲南部势力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游击战，该地区联邦指挥官约翰·弗里蒙特将军下令解放当地的奴隶。林肯担心这个命令会对边界州造成不利影响，立即下令收回弗里蒙特的命令。11月，总统建议各边界州考虑采用逐步解放奴隶的方案，由联邦政府向奴隶主们支付因此而给他们带来的财产损失。他同时再次提出了将黑人移民海外的建议。1862年8月，在白宫会见一个由黑人领袖组成的代表团时，林肯敦促他们推动将黑人移居出美国的方案。“你们和我们是不同的种族，”他宣称道，“分开对我们双方都是更好的做法。”直到当年12月，总统还与一个信誉不佳的企业家签署合同，打算把前奴隶们运送到海地附近的一个岛上去定居。
《亚伯·林肯的最后一张牌》。刊登在1862年10月18日的英国杂志《庞奇》上，将“解放奴隶预备宣言”描述为一个绝望的豪赌者的最后行动。
林肯的决定
1862年夏的某个时候，林肯最终认识到，解放奴隶已经成为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许多原因对他的决定产生了影响——联邦在军事上迟迟未能获得必需的成功，获得解放的奴隶有望提供新的人力资源（这方面的需要正在日渐增大），北部公众舆论发生了有利于解放奴隶的转向；另外还有外交上的考虑，即将奴隶制作为战争打击的一个目标，可以遏制英国内部要求承认南部同盟的呼声。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劝说林肯将宣布解放奴隶的决定的时间推迟到联邦获得一个军事胜利之后，以避免让人认为该决定是一个绝望之举。1862年9月17日，即麦克莱伦的军队迫使李的军队从安蒂特姆后撤的5天之后，林肯颁布了解放宣言的预备文告。宣言警告说，除非南部在1862年底放下武器，否则他将下令废除奴隶制。
《获得解放的黑人欢呼林肯颁布的解放法令》。1863年3月21日刊于法国《世界画报》，凭想象而制作。
最初的北部反应并不令人感到鼓舞。在1862年秋季的竞选中，民主党将反对解放奴隶作为竞选的基调，威胁说北部将被“非洲化”——即获得自由的黑人将如同洪水般的融入北部来竞争工作机会，并寻求与白人妇女结婚。共和党人因此遭遇到严重的挫败。他们失去了对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两州立法机构的控制，也丢掉了纽约州州长的位置，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其他州的多数迅速减少。12月初，林肯在递交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力图减少北部民众的种族恐惧感，重新提出逐步解放和将黑人移民海外的计划。但在结束时，他发出了一种具有更高境界的呼吁：“同胞们，我们不能逃避历史……我们正在经历的猛烈考验，无论是带着光荣还是耻辱，都将指引我们走向下一代人……在赋予奴隶以自由的同时，我们也确保了自由人之自由——我们所给予的，与我们所保存的，都是同样的崇高。”
解放宣言
1863年1月1日，林肯在每年一度的白宫新年招待会上向来访者表示欢迎问候之后，回到书房中，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这份文件并没有解放所有的奴隶——的确，在宣言签署的当天，因它的生效而能立即获得解放的人寥寥无几。因为宣言的合法性来自于总统作为打击南部反叛军事力量的总指挥所掌握的权力，它将那些已经为联邦牢牢控制的地区（在那些地方，战事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排除在宣言所覆盖的范围之外。同理，宣言不能适用于那些忠于联邦的边界蓄奴州，因为它们从来没有退出过联邦；宣言也不能适用于那些已经处于联邦军队占领之下的南部同盟地区，如田纳西、弗吉尼亚和路易斯安那的部分地区。然而，解放宣言宣称，南部奴隶的绝大部分人——包括300多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从此将获得自由”。此刻，这些奴隶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居住在为南部同盟控制的区域内，所以，他们的解放还需等到联邦军队取得众多军事胜利之后才能得以实现。
尽管它有局限性，北部自由黑人、废奴主义者、南部的“战时逃奴”和奴隶为宣言感到欢欣鼓舞。“铃鼓的巨大响声回荡在埃及的黑色海洋之上，”在波士顿的庆祝集会上一位黑人牧师吟诵道，“耶和华终于胜利了，他的人民终于自由了。”宣言把联邦军队变成了解放奴隶的执行者，将保卫联邦与废除奴隶制的目标合为一体，它对奴隶制宣判了最终的死刑。
宣言不仅改变了内战的性质和美国历史的进程，也代表了林肯本人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没有包括任何关于对奴隶主予以补偿或将获得自由的人移民海外的词句。它第一次表示，政府将征召黑人士兵加入联邦军队。此刻，林肯真正地从思想上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解放者”（the Great Emancipator）——也就是说，他接受了历史突然抛给他的角色，而且力争扮演好这个角色。他在后来将不止一次地拒绝接受那些以争取和平为名要他收回或修改宣言的建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对一位来访者说，“我将受到时代和历史的谴责。”
美国内战是为保存战前的联邦而开始的，此刻它预示着南部的生活将发生意义深远的转型和美国自由的重新界定。将奴隶解放与黑人移民海外脱钩，意味着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将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一种新的关于劳动力、政治和种族关系的制度将取代被打碎的奴隶制体制。“直到现在为止，”远在伦敦注视着内战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写道，“我们只是看到了内战的第一幕——战争在宪政意义上的发生。第二幕，即革命意义上的发生，即将开始。”林肯解放奴隶政策的演进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战时领袖的特征——他所具备的与时俱进的素质以及他为自己政府构建起广泛公众支持的能力。
组建黑人军队
在解放宣言的所有条款中，最具有激进含义的是征召黑人加入联邦军队的条款。在战前，海员是对自由黑人开放的为数不多的职业之一。在解放宣言发布之前，海军部长吉地恩·威尔士（Gideon Welles）已经允许非裔美国人在联邦舰船上服役。然而，如华盛顿在美国革命初期将黑人排除在大陆军队之外一样，内战时期的黑人也必须通过斗争来争取参加陆地战斗的权利。战争初期，弗吉尼亚的奴隶哈里·贾维斯（Harry Jarvis）逃到门罗要塞，要求加入联邦军队。然而，贾维斯后来回忆说，本杰明·巴特勒将军“说这不是一场黑人的战争。我对他说，在他们打完仗之前这场战争将会变成一场黑人的战争”。
最初，联邦军队拒绝接受北部志愿要求入伍的黑人。政府担心，白人不愿意与黑人并肩作战；还担心征召黑人入伍会引起那些尚留在联邦内的边界蓄奴州的反感。至1861年底，联邦军队已经把黑人当成厨子、洗衣工和劳工来使用了。1862年，联邦军队开始在南部几个地区采取步骤，征召和组建黑人军队。白人废奴主义者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被派往早些时候为联邦海军占领的南卡罗来纳海岛地区，招募黑人入伍，组建南卡罗来纳第一志愿团。然而只有在解放宣言生效之后，征召黑人士兵的工作才真正得以有效的展开。
至内战结束时，有18万多名黑人已在联邦军队中服役，还有24000黑人已在联邦海军中服役。他们中1/3的人在战斗中丧生、受伤或死于疾病。有15名黑人士兵和8名黑人水手获得了国会的荣誉奖章，这是联邦政府对美国军人的英勇无畏所给予的最高奖励。有些黑人部队赢得了响亮的名声，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第54志愿军团。这是一支由来自北部各地自由黑人组成的队伍，担任该团指挥官的是年轻的改良主义者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 Gould Shaw），他来自波士顿的一个著名世家。1863年9月，第54志愿军团在南卡罗来纳州向瓦格纳堡发起攻击的时候，全团损失了包括肖在内的将近一半的官兵。该团的英雄事迹帮助驱散了原来广为流传的一些怀疑，即黑人士兵是否能够在战场上顶住压力（肖和马萨诸塞第54志愿军团的故事通过1989年制作的电影《光荣》而广为人知）。
大部分黑人士兵是获得解放后从南部入伍的奴隶。1863年，联邦军队控制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富饶种植园领土之后，洛伦佐·托马斯（Lorenzo Thomas）将军组建了50个由黑人士兵组成的团——总共有76000人。另外一大批黑人军队来自不为解放宣言所覆盖的边界州。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内，参加联邦军队是这些州内的黑人获取自由的唯一通道。在这里，黑人加入联邦军队的行动也打击了奴隶制，因为国会扩大了解放宣言的适用范围，将黑人士兵和他们的家庭都纳入到被解放的范围中来。
黑人士兵
对于黑人士兵来说，在联邦军队中服役本身就是一种带有解放意义的经历。“所有当过士兵的黑人，”一位北部军官在1865年写道，“将不再会任人欺凌；他们懂得了自由是什么，他们会把自己的感受传播给其他的人。”在军队服役的经历为黑人士兵成为黑人社区的领袖奠定了基础，为他们争取政治上的发展打开了大门。重建时期许多黑人政治领袖就出自军队。至少有130名前黑人士兵在内战之后担任了公职。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士兵的军事贡献将在美国白人的集体记忆中逐渐消退。在北部矗立的成百上千座内战纪念碑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座刻有黑人士兵的形象。然而在美国黑人的家庭中，一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始终以他们父辈和祖父辈曾为争取自由而战感到十分的自豪。
联邦海军对待黑人水手基本上与对待白人水手一样。船上的条件无法实施种族隔离。黑人和白人水手在同一船舱内同吃同住。他们的薪金是同等的，晋升的机会也是一样的。但在陆军中，黑人士兵并没有享受到与白人士兵同等的待遇。他们被编排在实施种族隔离、由白人军官指挥的部队中，白人军官中的一些人时常会滥用职权。最初他们薪金低于白人士兵（每月10美元，白人士兵为16美元）。他们更多的是被派去修工事，而不是上前线。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他们才获得了晋升成为委任军官（commissioned officer）的机会。如果被南部同盟的军队抓住，他们面临的命运不是被卖回到奴隶制中就是被立即处死。1864年，在一场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由内森·福斯特（Nathan B. Forrest）指挥的南部军队攻占了田纳西的皮洛堡（Fort Pillow），杀害了262名黑人士兵中的200人，其中有些人是在投降之后遭到杀害的。
尽管如此，黑人士兵不仅在赢得内战的胜利，而且在界定战争的后果等方面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只要让一个黑人戴上了印有‘美国’字样的军徽，”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鼓励黑人入伍时写道，“地球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否认他挣得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如道格拉斯所预见的，部分地由于黑人在战争最后两年的参战，许多共和党人逐渐认识到，不分种族的平等法律保护必须伴随和紧跟奴隶解放的行动而来。在承认这一原则方面，联邦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1865年初起给黑人士兵补发平等的薪金。种族主义在国家生活中并没有被消灭，然而如《哈珀周刊》的主编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所说，内战和奴隶解放将这个“白人的”政府变成了“所有人的”政府了。
黑人士兵的行为也影响了林肯本人的看法。他坚持认为，黑人士兵在被捕后所受到的待遇应该与白人战俘一样；当南部拒绝将黑人士兵包括在交换战俘的范围之内时，林肯终止了与南部的战俘交换。1864年，战前从来没有对黑人选举权表示过支持态度的林肯写信敦促路易斯安那联邦占领区的州长，要他力争将选举权赋予一些黑人，尤其是黑人士兵。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写到，他们也许会被再度召集起来，“保卫自由大家庭中自由的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