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酗酒、破坏礼拜日习俗和文盲相比，美国社会中的最大邪恶起初似乎并没有引起改良主义者的重视。很长一段时间内，向奴隶制进行挑战的唯一的一批美国人是贵格教教徒、奴隶和黑人。在由美国革命激发的反对奴隶制的改革热情消逝之后，奴隶制的问题逐渐从国家生活中隐退，只是偶尔地会爆发一下，如1819—1821年围绕密苏里的争论。
海外殖民运动
19世纪30年代以前，凡是愿意讨论终止奴隶制的白人几乎都把这个问题与获得自由后黑人的“殖民”问题——即将他们遣送到非洲、加勒比海或中美洲地区——联系在一起。1816年，这种思想的鼓吹者们创建了美国海外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协会主张逐渐废除奴隶制，将美国黑人移居到非洲。协会很快在西非海岸建立了利比利亚（Liberia），这个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居民点的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是以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名字命名的。
在许多人看来，海外殖民纯粹是不现实的。19世纪30年代，当英国作家哈里雅特·马蒂诺访问美国时，她对詹姆斯·麦迪逊总统支持这样的做法感到十分惊异。“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居然”会相信这样的说法：不把所有的奴隶逐出美国，奴隶制就不会终结，马蒂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她的旅行游记《美国社会》（Society in America，1837）中，她把海外殖民运动说成是，“那些因为把奴隶当成财产来拥有在良心上过意不去的奴隶主，通过把他们的奴隶送到海外，可以获得心灵的解脱，而不会冒犯他们邻居。”
尽管如此，杰克逊时代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包括亨利·克莱、约翰·马歇尔、丹尼尔·维伯斯特和杰克逊本人都是支持海外殖民协会的。许多北部人也把黑人的海外殖民看成是让国家摆脱奴隶制困扰的唯一方法。南部的支持者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说服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人离开美国。他们坚持认为，自由黑人是一个“低贱的”群体，它的存在会对白人社会造成威胁。其他的殖民运动鼓吹者则认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美国生活中，如果他们获得自由并被允许留在美国，他们将永远无法争取到平等。与印第安人迁移政策一样，海外殖民活动预设的前提是，美国从根本上是一个白人社会。
黑人与海外殖民运动
内战之前，在海外殖民协会的资助下，有几千名美国黑人移民到了利比利亚。其中有些人是获得主人释放的奴隶，前提是他们必须离开美国。另外一些人则是自愿离开美国，希望到非洲去传播基督教或者在这里享受在美国被剥夺了的权利。在经历了“南部的法定奴隶制和北部的社会奴隶制之后”，一位即将前往利比利亚的黑人移民写到，他深知他“在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然而，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对海外殖民的思路表示坚决的反对。事实上，美国海外殖民协会的成立激发了自由黑人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作为美国人的权利的活动。1817年初，约有3000名自由黑人在费城聚会，召开第一次全国黑人大会。他们的决议声称，黑人是美国人，应该享有与白人同等的自由和权利。“我们不希望与我们现有的家庭相分离”，他们这样宣称道。随后几年，一些黑人组织从它们的名称中去掉了“非洲的”修饰语，不给那种要把他们从出生地上驱逐出去的做法留下一个可能的借口。
激进废奴主义运动
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废奴主义运动与它拘谨保守的先行者有着非常深刻的差别。新一代改革者们一方面吸收了宗教改良主义的思想，将奴隶制看成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罪恶，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更为世俗的改良主义观点，认为奴隶制与独立宣言所推崇的价值观是相矛盾的；他们抛弃了传统的逐步解放黑奴的策略，而要求代之以立即废除奴隶制的主张。与他们前辈也不相同的是，他们采用了一种措辞尖锐的激烈语言来抨击奴隶制和奴隶主，并坚持认为，获得解放的奴隶应被作为平等的公民纳入到共和国中来，而不应该被逐放海外。一个完美的美国社会，在他们看来，不仅仅意味着应该将奴隶制连根拔掉，而且也需要彻底铲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
1829年，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发表了《向全世界有色人种公民发出的呼吁》（An Appeal to the Colou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首次传递了新废奴主义运动的精神。沃克是一个出生在北卡罗来纳的自由黑人，当时在波士顿经营一家旧衣店。《呼吁》对奴隶制和种族歧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号召美国黑人为废除奴隶制而行动起来，并在必要时采取暴力的手段；它对白人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不改正它充满罪恶的种种行径，将面临神的惩罚。沃克在书中启用了圣经和独立宣言所包含的思想，但他超越了这些人们熟悉的论点，呼吁黑人们要为古代非洲文明的成就感到骄傲，要以美国人的身份争取他们所有的权利。“不要再给我们提什么海外殖民，”他对白人读者写道，“因为美国既是你们的国家，也同样是我们的国家。”
加里森的出现
沃克的语言使得奴隶主和奴隶制的批评者都感到惊恐不安。当自由黑人海员在南部秘密地散发沃克的传单时，南部一些州开出高价，要索取他的人头。然而，沃克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废奴主义组织，并于1830年在一个颇为神秘的情景中去世。直到1831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周刊《解放者》在波士顿出版后，新废奴运动才拥有了一个持续而永久的声音。“我将如同真理一样的严酷无情，”他宣称说，“我将如同正义一样决不妥协。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来思考、演讲或写作……我不会含糊其辞——我不会原谅任何人——我决不后退一寸——我要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声音。”
的确，他的声音被人听到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充满挑衅性的语言（他的一篇社论中把奴隶主们称作是“犯有通奸罪和道德败坏的一代人，一群阴险狠毒之徒”）激怒了南部人，他们在当地报纸上重印了加里森的一些社论，目的是要谴责他的言论，但此举却使加里森转眼之间闻名南部。加里森的一些观点，如他建议北部废除联邦宪法、解散联邦，从而终结一切与奴隶制相关的纠缠不清的复杂关联，遭到了许多废奴主义者的反对。但他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的呼吁却在反奴隶制队伍中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加里森的传单《关于非洲人移民海外的思考》（Thoughts on African Colonization）说服许多反对奴隶制的人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美国人必须将黑人看成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而不能将他们当成外国人运送出国就算了事。其他反奴隶制刊物也随之出版，然而，在所有废奴运动的刊物中，《解放者》始终是最为光彩夺目和最具影响力的。
传播废奴运动的声音
废奴运动由为数不多的几个积极分子发起，但它很快在整个北部迅速发展起来。印刷技术和公立教育带来了识字率的扩大，废奴运动的领袖人物抓住这一机会，迅速传播他们的声音。同美国革命时期激进派传单作者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福音派牧师们一样，他们意识到了印刷产品所孕育的民主潜能。废奴主义者利用了新近发明的蒸汽动力印刷技术，印制了数百万份传单、报纸、请愿书、小说和海报。从1833年美国废奴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成立到这个10年结束之时，约有10万北部人加入到废奴运动之中。大多数人是普通的公民——农场主、小店主、手工匠人、劳工和为数不多的类似纽约的阿瑟和路易斯·塔潘（Arthur and Lewis Tappen）兄弟这样的有名望的大商人。
如果说加里森是这场运动最著名的宣传鼓动者，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则为运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追随者群体。韦尔德是一个年轻牧师，接受了福音派牧师查尔斯·芬尼的感化而皈依。他本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还训练出了一大批演说家，把废奴主义的信息带到了北部的偏远乡村和小镇。他们所采用的是宗教复兴使用过的方法——充满激情的布道、冗长的会议、从听众中呼唤个人前来当众坦白并宣布抛弃自己不道德的行为——他们的信息非常简单：奴隶制是一种罪恶。“在讨论奴隶制问题的时候，”韦尔德写道，“我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当成是一个道德问题来表现，以此来拷问国家的良心。至于把它当成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来讨论时，我只是简单地点到为止。”
废奴主义者编写的儿童读物的插页。废奴主义者希望将奴隶制的罪恶传达给对少年人和成年人。
韦尔德的道德说教方式远不止是出于一种宗教正义感层面上的关怀。将奴隶制与原罪等同起来，对于用立即废除奴隶制的目标来取代渐进废奴和将奴隶移民海外的目标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奴隶制原罪唯一正当的回应，废奴主义的演讲者们声称，就是立即废除这一体制。韦尔德同时还负责管理出版一些废奴主义运动的传单，包括他自己的《奴隶制的本来面目》（Slavery As It Is，1839），这是一部关于奴隶们遭受各种虐待的文献汇编。韦尔德引用的所有例证都取自南部报纸，所以它们不可能被随意当成北部虚构的不实之词而加以否认。
奴隶制与道德劝诫
许多南部人害怕废奴主义者会引发新一场奴隶的暴动，纳特·特纳暴动在《解放者》首版后几个月的发生更加剧了这种担心。然而，事实上不但特纳对加里森全然不知，而且几乎所有的废奴主义者，尽管都曾使用过激进的语言，却都反对使用暴力作为结束奴隶制的手段。废奴运动中的许多人是和平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者”，他们认为，所有的强制性做法应从人类关系和体制中予以消灭。他们的策略是采用“道德劝诫”，他们想利用公共空间的场合。奴隶主们必须被告知并承认自己的罪行，北部也必须被告知并承认它也因为容忍这个所谓特殊体制而犯下的同盟罪（有些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种方式除了让奴隶们坐等国家的道德更新之外，没有给他们留出任何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应有的位置）。
废奴主义者们置身于官方体制之外，还采取了一种激进社会批判者的立场。他们首先认识到，公共舆论在一个大众民主的社会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对现存政党体制施加影响方面，而是集中在启发和唤醒整个民族对奴隶制道德邪恶的认知上面。他们的语言带有一种刻意的煽动性和刺激性，目的是为了赢得公众的注意力。加里森说，“如果没有煽动，如果没有一种最为淋漓尽致的煽动，奴隶制是不会被推翻的。”
废奴主义者与自由的概念
废奴主义者的斗争同时强化和挑战了杰克逊时代对自由的理解。废奴主义者帮助广泛地传播了一种为市场革命所鼓励的观念，即个人自由不光来自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且来自对自身的拥有和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能力。对这一时期为劳工运动大肆宣扬的“工资奴隶制”的思想，废奴主义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与奴隶相比，一个为工资而劳动的人是一种拥有自由的象征：一个拥有自由的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变换工作，积累财产，享受家庭生活。唯有奴隶制，废奴主义者威廉·古德尔（William Goodell）写到，剥夺了人们所拥有的“最大的核心权利——天生的、拥有自身的权利”。
一面废奴主义者的旗帜。废奴组织采用自由钟作为他们将自由延伸到黑人的运动的象征。
另一方面，废奴主义者们又强调，奴隶制已经非常根深蒂固地嵌入了美国生活之中，废除它需要对北部和南部进行彻底的改造。他们坚持认为，为不分种族的所有人争取获得个人自由的内在的、自然的和绝对的权利，比争取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公民的权利、积累和拥有财产的权利或在地方政治社会中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占有更为优先的位置。
一种新的美国观
当公民权利越来越紧密地与白人的肤色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反奴隶制运动则力图重新恢复自由的思想，将自由视为一种真正的普遍权利。美国人民的构成不应受到种族界限的限制，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不是或多或少与奴隶制达成了某种交易的建国者们，而是废奴主义者。废奴主义的斗争将被奴役的和自由的黑人都一并视为是美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1833年，莉迪娅·玛丽亚·蔡尔德出版了一部极有影响的著作，其题目《为被称为非洲人的那个美国阶级而呼吁》就展示了这种立场。蔡尔德认为，黑人是同胞，不是外国人，也不是一个永远处于低贱位置的等级；他们不应被看成是非洲人，如同白人不能再被看成是英国人一样。这种由出生地而不是由种族来决定谁应该成为美国人的原则代表了一种激烈的与美国生活传统的分离，这一原则将在后来被写入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1832年，《新英格兰杂志》（New England Magazine）宣称，“我们并不认为，美国对于被奴役和自由的黑人，与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同样的国家。”但废奴主义者坚持认为，奴隶一旦获得自由，他们就应该被赋予全面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权利。
安杰利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é）是一位重要的废奴主义者演说家。她写道，反奴斗争是美国社会最重要的“调查和研究……人权情况的学校”。废奴主义者对宪法与奴隶制的关系进行了辩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将联邦宪法付之一炬，将其斥之为一份与魔鬼签订的契约；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则认为宪法并没有从联邦的角度为奴隶制提供保护。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废奴主义者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权利取向性的宪政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将自由看成是一种普遍性权利。为了寻求一种对所有美国人应该享有的核心权利的进行定义的方式——即自由在具体的法律意义上的内容——废奴主义者创造发明了一种新的概念：不分种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内战前美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一个前所未闻的概念。废奴主义者的写作也扩展了残酷的定义。那些对毒打、用烙铁打印记和其他奴隶们经历的肉体折磨的令人惨不忍睹的描述提醒人们，奴隶制也侵犯了奴隶们拥有的保持人身完整的基本权利。
尽管他们被对手斥之为美国原则的敌人，废奴主义者有意识地将他们的运动与革命的传统联系起来。在共和国早期的公众演说中，独立宣言远不像后来那样显赫与重要。正是废奴主义者紧紧地抓住宣言，把它解释成为对奴隶制的一种谴责。为了把他们的原则与开国元勋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废奴主义者把自由钟用来作为一种象征，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在这之后，自由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庄严珍贵的自由象征之一（19世纪30年代以前，它只是被称作“旧州议会钟”，用来宣布显赫公民的逝世，或召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回到教室，或庆祝爱国活动的节日等）。当然，所有不同宗教和政治信仰的美国人都声称自己拥有美国革命的传统。那些冲击废奴主义集会活动的暴徒也启用“1776年的精神”为名，南部奴隶制的卫道士们也是如法炮制。废奴主义者的人数始终是北部人口的一个极少数，但随着奴隶制的争论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废奴主义者圈子以外的人开始认识到，奴隶制与这个国家的自由传统是根本对立的。